《京报副刊》与新诗传播

1920年代中期的历史语境催生了《京报副刊》,尽管置身于新诗建设较为薄弱的阶段,《京报副刊》仍秉持“五四”传统,在新诗的建设、传播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直承“五四”,新诗在语体上不断丰富,读者的阅读介入为新诗的合法性建设提供参照;新诗自身的变革要求不断推进副刊上新诗的形质探索,现实环境的剧烈变动带来创作主题的凸显、分化;新诗问题论辩则致力于纠正“五四”以来的创作、翻译、批评乱象,展现时人在重建新诗风气,重塑新诗秩序上的努力,充分显示了《京报副刊》所处时间点的过渡性以及作为一时期新诗公共言论空间的重要性。

探究选本背后的百年新诗史——评郭勇《百年新诗选本与中国新诗的经典化研究》

《百年新诗选本与中国新诗的经典化研究》是郭勇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结项成果。以选本为对象,是文学研究的一条重要路径,它以接受、传播为研究视域,成为文学经典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该书是以百年新诗选本为研究对象。

文学“小史”与历史“大事”——“新史学”与胡适《谈新诗》的批评理路

胡适兼具新史学家与新文学家的身份,他的新诗批评彰显了“以史入文”和“以文入史”的辩证法。一方面,他取径“新史学”的核心观念与方法,将“进化”史观、科学实证等融进《谈新诗》一文,使其呈现历史和科学的双重维度,依循着一条“以史入文”的批评理路。另一方面,他以《谈新诗》一文参与新诗史的建构又折射出其以新诗批评进入历史的文学诉求,体现了“以文入史”的批评意图。在文史互动视域下钩沉“新史学”与《谈新诗》的互动渊源与路径,为窥见“新史学”在胡适文学观念中的位置与功能、辨析“新史学”与“新文学”之间的隐秘联系,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微的佐证。

汉语和新诗彼此形塑的机制与启示——基于诗学、语言学交互视野的考察

基于诗学、语言学的交互视野,回顾汉语和新诗的现代化历程,可以发现,在“国语”及“文学”围绕文学性及生命意识展开双向互动、共同革新的大背景下,汉语和新诗相互牵缠、彼此形塑,既相得益彰,也彼此耗损。缘于表达现代生活方式、构建现代价值体系的要求,现代汉语被迫走上欧化道路,只不过囿于汉字、汉语的物理属性及其所负载的精神传统,无法充分实现欧化目标,语言上的内在张力必然传导至诗歌层面,引发新诗语言民族性、现代性品格建构的悖论与困惑。时至今日,用现代汉语写作新诗,早已成为不争之事实,但新诗反哺现代汉语,予其诗性锻造,促其成为意蕴丰厚的诗性语言,仍然道阻且长。我们必须充分发掘现代汉语的诗性潜质,尽可能地拓展、增强新诗的语言智慧,创造出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需求、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诗歌作品,走上诗歌与语言彼此促进、良性循环的现代汉语诗学之路。

观念的边界与经典的重探——2020-2022年中国新诗研究综述

2020—2022年的中国新诗研究集中在新诗观念与新诗经典两个层面。其一,研究者通过思考新诗不同发展阶段以及诗人个体的诗学观念,呈现了对已有研究的反思,表明其以审慎的态度对待现存诗学观念,而不是一味地建立信任;其二,研究者从语言角度探究了新诗的创作状况、形式变化等问题,试图在新的社会历史语境下思索语言内部形式与外语话语的融通问题,尤其通过外部话语的思考拓展了研究的边界,将传统的语言知识与戏剧、文体等内容联系起来;其三,研究者分析了新诗与历史的关系问题,特别注意到历史的限度问题,通过辨析历史概念以及不同时段的历史事实,阐释了历史的丰富性与精神的复杂性,也对概念化、本质化的研究进行了纠偏;其四,研究者从自身理论体系与诗学观念出发,重新探讨了百年新诗发展历程中的经典诗人、诗集与诗作,发掘出颇具价值的新问题。

中国新诗之“新”与新诗文化建设

中国新诗作为一个"事实"存在的同时,也似乎一直是作为一个"问题"而存在的,"事实"与"问题"的纠缠始终是中国新诗发展过程中一个解不开的纽结。中国新诗至今所面临的强势敌对状态显然与这一纽结的无法化解直接相关,新诗的困境就是这种强势敌对状态所滋生的产物。新诗的困境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困境。呼唤一种成熟的新诗文化,是我们在回顾新诗近百年的发展历程时无法绕开的一个问题。新诗标准的确立、诗人艺术原创性的主体自觉、相对完备和成熟的新诗教育体系三个因素息息相关,这是形成新诗文化的前提。新诗之"新"文化性质的复杂性是由中国现代文化的历史性转型所造成的,其中纠结着由现代性所引发的复杂文化矛盾。新诗的文化困境需要在文化内部找到解决的途径和方式,这可以归结为新诗文化的建设。建设成熟的新诗文化既是新诗走出文化困境的必经之途,又是新诗走出文化困境的必然结果。

“诗是跟着时代又领着时代的”——朱自清新诗创作理论探析

中国的新诗发展至今只有百年的历史,其间又走了许多弯路,但是,它凝聚了几代思想者和文学巨匠们的艰苦探索。特别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新诗创作及理论探索,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启示。朱自清就是其中一位突出的代表。他主张"诗是跟着时代,又领着时代的";"新诗运动从诗体解放入手";"诗要有深美的思想做血肉"等新诗评论及理论研究,这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新诗理论建设,还是对新诗创作和发展的指导。

“儿童”抒情的现代启蒙与困境--对五四新诗的再思考

五四前后,“儿童”概念所内含的现代性特征引起了作家的普遍关注,作为重要意象被迅速纳入到从白话诗到新诗的变革体系中,成为诗歌建构现代美学品格的重要元素。在五四文坛的话语实践中,“儿童”与民间、韵律和白话的天然联系不仅为新诗的现代表达提供了资源借鉴,其蕴含的启蒙新质也为“人”和“新人”主题展示了新的价值可能。以“儿童”为载体,五四新诗对如何“为人生”、创作出“真的文学”有过不断调整和形式探索,其贡献与局限深刻折射出新诗诞生初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是百年诗歌研究不能忽视的另一个侧面。

十五年来新诗研究的回顾与瞻望

中国新诗自1917年诞生至1949年10月,算是现代诗歌发展的历史时期.随着新诗创作的发展,新诗的理论批评也由萌芽而逐渐发展起来.

新时代要重视新诗功能文体学研究

启蒙功能、抒情功能和审美功能是百年新诗的三大主要功能,启蒙功能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今天,新诗创作界“个人化写作”流行,出现了“主题轻化”现象,新诗研究界的研究重心也发生巨大转向,形式文体学的诗体研究远远多于话语文体学的功能研究。政治意义上的“新时代”要求新诗研究者重视“现代性”中的“当今性”,负有更多的时代使命。新诗的现代性建设要求将启蒙现代性建设和审美现代性建设有机融合,适当强调诗的启蒙功能甚至宣传功能,建立以启蒙功能为主导,抒情功能和审美功能为辅助的诗的功能格局。要把新诗视为一种现代性文体,充分利用“现代性的动力”中的传统,通过现代性建设来完成功能建设,通过启蒙功能建设来推动抒情功能和审美功能建设。有必要在称谓上用“新时代文学”取代“新时期文学”,用“现代汉诗”取代“新诗”或“现代诗”。不能用“当代性”取代“现代性”,“现代性”比“当代性”更利于连接“传统”与“世界”。

1950年代的中国新诗出路与文学格局问题--以《红旗歌谣》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50年代,《红旗歌谣》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文学事件,需要把它置于当时的历史语境加以考察。其中涉及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国新诗的出路问题,以及新民歌和新诗的问题;二是新民歌与旧民歌的区别;三是文学生产方式的变革与社会主义文学的思考;四是文人写作与民间写作的关系。这些问题的交织,在《红旗歌谣》的编选及其与同类其他选本的差异中有较为集中的呈现。就历史的角度看,不难发现,《红旗歌谣》的编选实践及其新诗出路问题的讨论,使得迥异于此前的文学格局逐渐清晰并得以确立。通过对这一诗选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层面的考察,有助于深化对当代文学格局变迁的进一步认识。

“史料化转向”:新世纪新诗研究的“新发动”

在当今“史料热”的学科大背景下,加之新世纪新诗研究范式转变等问题的加持,新诗研究的“史料化转向”这一新范式的价值和意义不断凸显,日益成为新世纪新诗研究的重要方式。新诗史料研究重视研究者的史料意识,其实践主要涵盖文本之内、文本之外、史料自身三种研究向度,涉及文献校读法、外部研究法、文献学方法三种研究方法。史料研究为当下沉闷的新诗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但其理论基础尚未成熟,故应以“新诗史料学”学科建设为契机,带动其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发展。

新旧之间——现代新诗如何成为“传统”

中国现代新诗虽然以与传统的旧体诗决裂的姿态诞生和发展,但两者之间实存在深刻的思想文化的血脉联系,主要表现于:文化心理结构;现实批判精神;比兴寄托等艺术手法;对已有传统的继承与创新。

韩东的“观看”——主体间性诗学及对当代新诗的审美启迪

韩东在新诗史上相当特别。从某种角度来说,他有意让自己的诗歌脱离话语,脱离阐释,读者甚至无法从中得到主题学意义上的启示——他的诗都是“非主题”的。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诗歌评论家无法将某些确切的“主义”“流派”等标签加在他的作品上,只能反复提起他树立的带有象征意味的“弑父”旗帜,像是《你见过大海》《有关大雁塔》,以及他在诗歌之外所发表的一系列言论,似乎他所有的诗学成就都集中在了与“断裂”有关的反抗姿态和解构行为本身上。

略论鲁迅新诗的语言艺术——纪念鲁迅逝世六十周年

鲁迅传世的诗作为数不多,新、旧诗加在一起,还不到80首。其中绝大多数是旧体诗。没有“争议”的新诗,除未单独发表过的《而已集·题词》之外,只有1918—1919年间问世的《梦》等6首作品。这6首新诗虽然篇幅短小,用语平朴,但在发表之初及其后的几十年中,反响却是相当大的。这些诗作为文学革命初期幼稚的新文学、新诗坛带来了新异的色彩,也带来了新的理论实践课题、新的希望与新的困惑。这6首新诗所创造的那种既浅近又深刻,既熟悉又不太容易真正读懂的诗歌文学语言,确实产生了一种新异的美学“震慑”。因此,要深入认识鲁迅新诗创作的“发端”,准确“评估”

战时如何培养“新诗人”——以常任侠两篇集外文为考论中心

新见的常任侠集外文《新诗的创作》和《小诗四首(青年习作)“读后记”》,表现了常任侠在“新诗人”的内涵界定、新诗创作和诗歌教育方面的独到思考与观念,回答了“战时如何培养‘新诗人’”的时代课题,是战时诗学版图中较为重要的一部分。常任侠既倡导“态度赤诚、动机纯正、格局博大”的创作价值观,又强调“形象化”和“经济性”的诗歌语言艺术,主张在“教”与“学”的双向实践中培养“新进青年诗人”。这两篇集外文对于深化认识战时诗学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艾青经典新诗中的“人民性”考察

经典汉语新诗以其精妙的语言及凝练的情感展现了现代中国文学深厚的艺术魅力,它记录并见证了中华儿女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奋斗历程、文学思考与精神流变,折射了时代的演迁、世界的变局与人民的成长,其中所蕴涵的“人民性”成为中国式优秀文学传统赓续绵延的显著标识。通过艾青诗作中的大堰河、土地及光三个核心意象考察经典汉语新诗中的“人民性”,建构国际学生积极良好的人文素养,不断提升中国精神的传播效能,拓展中文教育的国际影响力。

时间的赋形——论新诗的“客观化”时间抒写

随着现代时间观念的渐次渗入,现代诗人的时间体验发生深层转变,新诗的时间抒写呈现出“客观化”的整体特征。时间的客观化引发新诗“时间审美”范式的内在转换,现代诗人将时间从古典诗歌的自然化意象体系中解脱出来,将之充分“客体化”,时间本身的形状、色彩和声音成为时间想象与书写的对象。为抽象的时间赋形,是中国新诗在现代时间观念指引下的“客观化”审美方式,区别于古典诗歌“物象化”的呈现方式,内在地体现出新诗的美学特质。

中国新诗英译策略的演变——从《现代汉诗选》到《中国新诗百年选集》

本文对比探讨了《中国新诗百年选集》与《现代汉诗选》的英译译文。相较而言,《选集》通过多元化的译者群体和合作翻译模式,有效弥合了原文与译文之间的文化与语言差异,显著提升了译文的整体质量与读者体验。本文细致分析了两部诗选中共同收录诗歌的翻译变更,指出《选集》在翻译的精准度上有所提升,并探讨了诗歌翻译中忠实性与创造性的平衡问题。最后,本文考察了《选集》增补的译文翻译特点,展示了译者在保留原诗文化意象、韵律节奏和形式方面做出的努力。

朱湘:中国现代新诗巨擘的陨落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颗永不陨落的新诗派巨星,他就是闻名遐迩的新诗派诗人朱湘.29岁即离世的他,短暂一生的成就、影响,至今仍为学界津津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