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宇宙意识”看中国新诗现代化道路——以杜运燮《诗四十首》为中心

“宇宙意识”是梁宗岱诗学的重要观点。他认为,具有“宇宙意识”、追求“纯诗”是中国新诗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诗集《诗四十首》是杜运燮早期诗歌的合集,体现了杜运燮第一阶段的创作特征和诗学思想,也充分地实践了梁宗岱诗学“宇宙意识”的观点:一是体现了诗人的“宇宙意识”;二是建构了具有现代特征的象征系统;三是积极探索了“纯诗”入世的可行路径,让诗歌从生活、社会、历史中汲取营养的同时又避免了成为代言工具的结果。梁宗岱、杜运燮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上验证了中国新诗现代化可行的道路,对中国新诗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知性美与“新诗现代化”——论穆旦与“九叶”诗人的诗美追求与实践

学术史上,"九叶"的诗美追求一直没有被充分肯定。其实,"九叶"诗派的"新诗现代化"主张就是他们的新诗诗美追求主张。这种诗美追求体现在3个方面:(1)对"客观对应物""新诗戏剧化""现实·象征·玄学"基础上的"综合"性的追求;(2)对隐喻、通感、"矛盾修辞格"和反讽等现代诗语言的新的修辞性追求;(3)对诗文字组合的特殊的语言张力美的追求。"九叶"的这种诗美追求的美学和逻辑依据在于:他们诗歌里的矛盾修辞格、隐喻、反讽等感性的、修辞性语言的大量增加,缘于其"新的感性"的寻求和直觉把握的美学追求;他们诗歌的沉思性、议论性语言的大量增加因其诗歌创作中知性美寻求;因为对于诗的表现媒介——诗歌中新奇的文字组合与陌生化语言的重视,他们诗歌的语言及其形式就具有了特殊的张力美。"九叶"尽管有过度沉溺于繁复意象,有将新诗重新引向少数的精英化的滥用隐喻之嫌,但其诗美探索与创造的贡献却是不能抹杀的。1980年代初的朦胧诗派就是在此审美追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民主诗学”的限度——比较视野中的“新诗现代化”

对袁可嘉上世纪40年代后期的“新诗现代化”论述,如果不止于“民主诗学”的说明、辩护,而试图有所质询,那么就应该挣脱后来逐渐固化的论述方式,恢复对特定观念生成之时代位置、认识脉络的历史感知,与相关路径的比较、参照。本文认为,袁可嘉置身于平津学院、报刊构成的文化空间中,更多着眼于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移植和“京派”诗学自身的代际传承,对于国统区另外的诗歌向度及解放区文艺,有所接触但缺乏内在实感。重新检讨其“民主诗学”的限度与可能,对于当代诗自我认知的翻转、重新打开,或许不无裨益。

作为方法的“最大量意识状态”——袁可嘉“新诗现代化”方法阐释

袁可嘉作为重要的诗论家,创立了"新诗现代化"——"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的理论,其作为方法的则是经常被强调的诗歌应表现"最大量意识状态"。从这一方法来看,其理论视域非常开阔,主要来源于瑞恰慈、T.S.艾略特和里尔克诗论。英语诗人艾略特与德语诗人里尔克在各自的诗学文化背景中都强调"诗是经验"的理论,却有着内化与否的区别。袁可嘉以此为基础找出了他们之间的共通之处,并把他们的理论与瑞恰慈的心理学诗学融合在一起,把"最大量意识状态"作为综合现实、象征、玄学的新诗学的根本方法,为中国新诗确立了新的规则。

上海—台北—海外:中国新诗现代化的一种路径——百年中国新诗史中的百岁诗人纪弦

纪弦半个多世纪上海—台北—海外的创作构成了中国新诗现代化的一种路径,也开启中国新诗史的一种流动性叙述。上海沦陷时期,他以"诗领土社"的活动聚合起南北诗坛,突破"京""海"对峙,使现代主义诗脉得以延续,而殖民政治的高压强化了他的现代主义诗艺探索。1950年代,纪弦在台湾发起中国新诗史上成就最大的现代诗运动,会合了中国大陆和台湾本土的现代主义诗歌传统,各诗社的论争推进了诗人们在"中国传统"和"善性西化"的文学空间中各有个性的探索,在追求思想自由中对现代和传统的沟通,突破了官方政治意识形态的宰制,延续、丰富了"五四"后中国新诗的传统。而他的海外生涯,使其现代诗主张在冷静的回顾和反省中更为开放,其现代诗创作的生命力也得以全面展现。

论“中国新诗”派的“新诗现代化”理想兼及袁可嘉的两篇佚文研究

袁可嘉"新诗现代化"设想,广义地讲,体现在他28篇论文里,除了收进他广为人知的《论新诗现代化》的26篇外,还有本文发现的袁可嘉的两篇新文献:译文《释现代诗中底现代性》与《现代英诗的特质》。这两篇文献是全面了解袁可嘉新诗现代化诗学思想来源的重要根据之一。狭义地说,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思想共三个部分构成,"引论"中由西洋诗的精神概括的"诗学背景"、进而提出的七条"理论原则"以及后面五篇"加论与分论"提出的其他内涵。

论新批评理论与袁可嘉新诗现代化理论

四十年代袁可嘉针对中国新诗出现的两种不良倾向,借鉴新批评理论,系统地阐述了新诗现代化理论。新诗现代化理论在本体论、有机综合论、戏剧化论等方面吸收新批评的合理成分,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发展了中国的新诗传统诗歌理论。

“自然”之辩与新诗现代化的两种路径

传统"自然"范畴在五四诗坛的接受,是以文学变革的话语形式呈现的。由于文化态度不同、诗学建设目标不同,"自然"在自由派和古典派诗论家眼里建构意义也各不相同,因此存在着文体上"绝对自然主义"与"规律主义"、韵律上"自然的音节"与"人工的音节"、境界上"推翻一切枷锁镣铐"与"从心所欲不逾矩"等一系列张力。两种"新诗现代化"方案既对峙对抗,又对话互补,构成了现代诗学建构的复调传统,其对新诗形式建设意义不可低估。

论宁波籍诗家袁可嘉“新诗现代化”观

宁波籍的袁可嘉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家的代表,他在系列文章中阐述了"新诗现代化"的方向和具体策略,其中针对新诗感伤诗风提出的反抒情,针对新诗"意义明晰"阅读惯性所倡导的"晦涩",针对"单纯"式诗思模式提出新诗的综合性特质,都有一定的前瞻性,这些理论在后来的新诗发展中仍得到明晰的回响。

多元化诗史景观的建构与新诗现代化传统的接续——论80年代谢冕、杨匡汉主编《中国新诗萃》

著名诗论家谢冕和杨匡汉主编的《中国新诗萃》是20世纪80年代文学氛围中诞生的一个宁馨儿。此选本标举"诗美"的旗帜,以启蒙精神重塑左翼诗歌,着力突出新诗的艺术传统,全面革新了臧克家编《中国新诗选》和三校编《新诗选》所奠定的诗史格局,展现出一种独特的"多元平等"的诗史景观,成为闻一多《现代诗抄》以来又一部艺术水准较高的选本。

论袁可嘉新诗现代化的诗学体系

袁可嘉是九叶诗派的重要诗人和诗论家 ,他在全面考察当下诗坛现状的情况下提出了新诗现代化的重要主张 ,并对这个主张进行了多方面探讨 ,袁可嘉诗学理论的逻辑起点是“人的文学”和艺术本体理论。他认为现代化的新诗是以传统、象征、玄学等因素共同构成的具有综合性特征的诗歌 ,实现新诗现代化的基本途径是新诗戏剧化 ,戏剧化诗歌的基本特征是间接性、迂回性、暗示性。

中国新诗现代化研究笔谈

中国新诗现代化研究笔谈中国新诗伴随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步覆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在它即将跨进２１世纪门槛的时候，总结其过去，正视其现实，展望其未来，都是非常必要和十分有意义的。我们这组笔谈，围绕“中国新诗现代化”问题进行探讨，以就教于学界同仁。参加这组...

中国传统美学与新诗现代化的交集——袁可嘉诗中的意象分析

学界普遍认为,袁可嘉"新诗现代化"的诗论主张是受西方诗学思想影响而产生的,实则中国传统意象美学对此观点的形成亦有着深刻的影响。中西诗学意象观,各自独立发展。意象派的诞生使二者交汇,相得益彰。袁可嘉的诗论受英美意象派的影响,而又与明清诸多文论家的观点不谋而合。笔者深入研究其诗歌实践,发现其中"风雨""小贝壳"等意象重复出现,这或许与其生平经历有关。

浅析袁可嘉“新诗现代化”中的“诗歌本体论”

袁可嘉是"中国新诗"派的代表诗人和诗歌理论家,"新诗现代化"是他主要的诗学思想,包括诗歌本体论、诗的有机论、诗的戏剧化论等,在现代诗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其中诗歌本体论是串联新诗现代化的一个主题,可以说是所有理论的基础。本文试从诗歌本体论的理论论述、影响来源和美学意义三个方面,浅析新诗现代化中的诗歌本体论,以丰富文学史上对袁可嘉的多元化研究,也对平衡现今诗歌的审美提供一些经验。

作为民主文化的中国现代主义——重识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理论

在袁可嘉1940年代的“新诗现代化”理论中,存在着民主话语和现代主义诗歌话语的二重奏和“话语协商”,并最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追求民主的中国现代主义。与占据主流的左翼民主诗歌不同,袁可嘉提出了民主文化的概念,作为连接诗歌话语与民主话语的中介。他认为民主文化比民主政治范围更广且更有价值,因而建议从对民主政治的热衷转向对民主文化的培养。在袁可嘉看来,民主的诗歌抑或作为民主文化的诗歌也需要现代主义的“难度”设计。然而,“晦涩”的问题与现代主义相伴始终;在政治民主被缩减和替换为文化民主时,“民主文化”本身也可能不得不是“晦涩”的。民主文化构成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一种被遗忘的文化身份,而“晦涩”则是这种关联民主与诗歌的另类方式的文化命运。

上海-台北-海外：中国新诗现代化的一种路径——百年中国新诗史中的百岁诗人纪弦

诗人纪弦出生于1913年，2013年离世，百年生涯，他的诗已有80年和我们相伴。1933年他从苏州美专毕业，跟施蛰存、杜衡等过从密切，在《现代》发表诗作，独资创办《火山》诗刊2期（1934），也曾与戴望舒、徐迟合资创办《新诗》月刊（1936年7月至1937年7月，共出10期），还参与创办《今代文艺》、《菜花诗刊》、《诗》（1936）、《星火》（1936）等文学刊物。1933年，他以本名“路逾”取笔名“路易士”出版第一本《易士诗集》。

“新诗现代化”及其中国意义——重温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思想

袁可嘉“新诗现代化”思想出现于40年代后期，重新研读他的“新诗现代化”论述，可以让我们在一个新的层面上理清中国新诗与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渊源，特别是它与我们津津乐道的民族性、中国性的关系。

“民主诗学”的限度——比较视野中的“新诗现代化”

袁可嘉上世纪40年代后期的“新诗现代化”论述,作为中国诗歌批评的一次现代主义总结,一直都备受新诗研究者的关注。对其论述,如果不止于“民主诗学”的说明、辩护,而试图有所质询,那么就应该挣脱后来逐渐固化的论述方式,恢复对特定观念生成之时代位置、认识脉络的历史感知,与相关路径的比较、参照。本文认为,袁可嘉置身于平津学院、报刊构成的文化空间中,更多着眼于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移植和“京派”诗学自身的代际传承,对于国统区另外的诗歌向度及解放区文艺,有所接触但缺乏内在实感。

朝向民主文化的诗与批评——袁可嘉“新诗现代化”的政治意识

在袁可嘉眼中,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是作为民主文化而存在的。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占据优势的民主诗歌潮流相协商,袁可嘉呼吁从对民主政治的热情转向对民主文化的培养。在袁可嘉这里,民主文化充当了政治变革与文学创作之间的中介。他虽然并未提出更多对民主政治的设计,但民主文化本身可谓对民主理念的坚持并体现了文化自由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