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化转向”:新世纪新诗研究的“新发动”

在当今“史料热”的学科大背景下,加之新世纪新诗研究范式转变等问题的加持,新诗研究的“史料化转向”这一新范式的价值和意义不断凸显,日益成为新世纪新诗研究的重要方式。新诗史料研究重视研究者的史料意识,其实践主要涵盖文本之内、文本之外、史料自身三种研究向度,涉及文献校读法、外部研究法、文献学方法三种研究方法。史料研究为当下沉闷的新诗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但其理论基础尚未成熟,故应以“新诗史料学”学科建设为契机,带动其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发展。

融通文学传播场域内外的新诗研究——评析“现代汉语诗歌传播接受研究丛书”

在现代中国诗歌发展历程中,诗歌的传播与接受问题一直是创作者与学界关注的焦点。王泽龙教授主编的“现代汉语诗歌传播接受研究丛书”是一项针对中国现代诗歌传播和接受机制的深入学术探讨。该丛书回望百年中国新诗发展传播历程,以文体锚定新诗研究本位,以理论联通文学场域内外,以大文学史观洞悉历史语境,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诗学概念话语体系。系列成果不仅为中国现代诗歌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也为当下诗歌理论建设与创作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是新诗研究在传播接受领域取得重要突破的成果。

关键词:新诗研究——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传播文献叙录(六)

中国现代诗歌,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而登上文学的舞台,在其发轫之际就内在地带有革命的属性。其发展的轨迹,呼应着20世纪初急剧变化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状况,反抗着业已丧失活力的古代文学传统,也浸染着西方现代主义以及个人主义自我表达的色彩。本期所遴选的英语世界中国现代诗歌研究既包括针对冯至、卞之琳等具有代表性的现代诗人的个案研究,也包括对中国现代诗歌的整体性考论及文学史定位,更有对重要诗歌流派、文学社团、重要出版物的系统梳理,以及对波德莱尔等欧美诗人在中国的译介、批评、传播、模仿和挪用等一系列跨语际实践的探讨。众多研究者不仅关注到现代诗歌创作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西方诗学资源以及五四新诗风潮之间充满抗衡、协商与修正的复杂关系,也在积极拓展诗歌批评的视野、探求超越政治话语的审美价值,并且着力发掘被淹没在理论术语和历史浪潮中的个性化声音,以及在商业流行文化、新媒体崛起等时代“场景”下,诗歌生产与传播过程中表现出的新的情感动力。

观念的边界与经典的重探——2020-2022年中国新诗研究综述

2020—2022年的中国新诗研究集中在新诗观念与新诗经典两个层面。其一,研究者通过思考新诗不同发展阶段以及诗人个体的诗学观念,呈现了对已有研究的反思,表明其以审慎的态度对待现存诗学观念,而不是一味地建立信任;其二,研究者从语言角度探究了新诗的创作状况、形式变化等问题,试图在新的社会历史语境下思索语言内部形式与外语话语的融通问题,尤其通过外部话语的思考拓展了研究的边界,将传统的语言知识与戏剧、文体等内容联系起来;其三,研究者分析了新诗与历史的关系问题,特别注意到历史的限度问题,通过辨析历史概念以及不同时段的历史事实,阐释了历史的丰富性与精神的复杂性,也对概念化、本质化的研究进行了纠偏;其四,研究者从自身理论体系与诗学观念出发,重新探讨了百年新诗发展历程中的经典诗人、诗集与诗作,发掘出颇具价值的新问题。

朱英诞新诗研究专题主持人语

朱英诞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一个“美丽的沉默”。他师从林庚、废名,承继京派文人含蓄内敛、纯真淡远的秉性,在波诡云谲的时代里于自己的小园中静心躬耕五十余载,为中国诗歌王国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2018年,《朱英诞集》(十卷本)出版,隐没的诗神隆重归来。

苏州新诗研究

主持人语:在当下的诗人群落中,李德武无疑是一位活跃而稳健的实力派诗人。李德武1963年出生于东北的黑龙江,2002年南下苏州至今也已有二十多年了。他历经朦胧诗歌、第三代诗歌、个人化诗歌和新世纪诗歌等不同的写作阶段,却从来不偏倚于任何一个流派与团体。或者说,李德武完成的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的精神作业,任何有关群体的言说都难以涵括他诗歌的那种独特的个性,他原本就不属于什么潮流性的群落,而完全属于他自己。正是基于这种个性,李德武才在苏州诗坛、江苏诗坛乃至全国诗坛逐渐赢得了他应有的位置。

观念的边界与经典的重探——2020-2022年中国新诗研究综述

新诗研究从发生之日至今,已形成一些可供参照的研究观念,但囿于历史语境的限制与研究意识的阻滞,大多数观念尚不具备稳定的结构体系,其内部包含某些解构性因素。这需要研究者在与前人进行对话的同时,通过审视既有观念,生成新的认识。另外,学界目前虽然对一些经典诗人、诗集、诗作有许多解读类书籍或文章,但我们不能一味地将其视作权威,经典需要在细读基础上不断进行重释。

论1990年代以来大陆新诗研究

本文对1990年代以来大陆新诗研究的状况进行了梳理。随着社会文化的转型,1990年代以后的新诗研究出现了某些变化,体现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研究成为强势话语,涌现出了一批成体系的论著;由于整体历史观的趋于破碎,新诗史写作呈现出多重的样态;研究的范式从充满锐气的批评逐渐转向内敛稳健的学术探讨,一些针对新诗历史和现象提出的命题得到了重新审视。

“视点”偏转、理论思维与研究载体的“当代意识”——2017年中国新诗研究综述

2017年的中国新诗研究整体上呈现了三个向度:首先,学界在有关"新诗百年"问题的思考中,由"话题"层面的讨论转变为将其作为"视点"的研究,呈现出研究思维的精细化发展,即在摆脱一般性的总结式、扫描式、结论式研究"假面"的基础上,开始探究熔铸诗歌生命本体的研究方式。其次,作为概念的"新诗研究"受到重视,学者们在理论思维的导引下,一方面围绕着研究视野、方法、意识等要素展开讨论,构筑出了"新诗研究"概念的理论空间;另一方面则通过探讨"新诗形式研究"的理论化问题,试图建构研究方式的理论机制。最后,新诗研究载体建设持续精进,尤其建立了新诗理论与批评的"当代意识",即在认识到诗歌研究与时代之"对话"关系的基础上,深度挖掘已有问题,精准捕捉研究热点。

客观的偏至——从另一角度看现时代新诗研究的特点

自新诗陷入危机后,现时代的新诗研究似乎特别强调历史的、客观的态度,希望借此可以扭转新诗的不利处境。现时代新诗研究从微观的视角,即不再像以往那样从宏观角度探索新诗本质、发展规律,而是特别注重研究新诗的局部或典型的新诗现象,从微观的视角切入并呈现新诗内部的复杂性、多层次性。告别宏观研究的另一体现,则是现时代新诗研究不囿于既有的学术研究范式,灵活、自由地穿梭于新诗的历史与现状,从不同角度重新思考典型的新诗问题。现时代新诗研究向宏大诗学体系告别,在重新思考新诗的发生以及新诗典型现象的过程中,也在建构自己的诗学观念,所不同的是,他们的诗学主张建构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现时代新诗研究运用反二元对立的思维重新审视新诗典型现象,通过回溯新诗的发生以及发展过程,在史料的梳理与辨析中澄清新诗的历史的、艺术的传统。虽然没有正面回答"新诗是不是诗"、"新诗的标准是什么"等本质问题,但在探寻新诗的别样发生、语言特性与发展过程中,揭示了新诗存在的价值和发展前景。新诗将在危机中迎来新的生机。

切入现场的思想言说——论程光炜的新诗研究

程光炜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他在新诗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建构起以时间为经、以重点群体与现象为纬的"现代性"述史模式;以强烈的问题意识深入诗歌实际,做深刻的思想阐发;坚持本体立场,形成了带有诗性的研究风格。他的新诗研究在思想和方法上为后来者提供了无限的启迪。

“接近诗美”的追寻——孙玉石先生的鲁迅与新诗研究

孙玉石先生是著名的鲁迅与中国新诗研究专家，８０年代初的《〈野草〉研究》在《野草》乃至鲁迅研究史上都具有总结性与开拓性的意义，９０年代中期的《现实的与哲学的—〈野草〉重释》则再度把《野草》研究引向深入，并在研究中注入了一种科学实证精神。８０年代初他开始了中国新诗的研究历程，出版了《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中国现代诗歌艺术》等颇具影响的专著，奠定了在中国新诗研究的领先地位。注重历史、文化与审美的统一，宏观与微观的统一，并力图沟通西方文学传统民族化和中国古典文学现代化。

走近“被冷落的缪斯”——吴兴华新诗研究评析

早在抗战前期,吴兴华诗就已经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随后由大陆至香港、台湾,引起了很大反响。20世纪80年代早、中期对吴诗文本的细读与历史探因,将吴兴华诗歌研究的"明朗声音"又以回忆录与文本研究的方式重新传达出来。新世纪对吴诗由文本深入到内质、由形式探悉到核心的纯文本研究方式也有一定的进展。

论程光炜的新诗研究

程光炜是1990年代以来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他在新诗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建构起以时间为经、以重点群体与现象为纬的"现代性"述史模式;以强烈的问题意识深入诗歌实际,做深刻的思想阐发;坚持本体立场,形成了带有诗性的研究风格。他的新诗研究在思想和方法上为后来者提供了无限的启迪。

“历史意识”与诗学研究的“中性姿势”——2018年中国新诗研究综述

2018年的中国新诗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为解决当前诗学研究中"批评"与"研究"的分治局面提供了参照,研究者们通过加入自觉的"历史意识",不同程度地建构出了诗学研究的"中性姿势",这体现在新诗史的书写与既定结论的反驳、新诗接受的研究、新诗研究概念的"历史性"建构以及诗人个案的"历史化"观察等层面。但"中性姿势"的建构本身仍存在着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比如"历史意识"在此并非作为权威性的话语空间,其本身乃是一种能动性的思维方式,倘若一味地对其进行本质化的理解,那么诗学研究的"中性姿势"亦有可能沦为权力话语的"工具"。

台湾新诗研究在大陆的进程及其特殊经验

从最初受政治论诗学支配到后来走向学术语境,说明大陆的台湾新诗研究品质在不断提高。其特殊经验是坚持台湾新诗是中国新诗的一个特殊分支,两岸的诗学交流是国内不同地区的交流原则,以及整合两岸诗歌应坚持和而不同,合而不并。

2016年新诗研究著作盘点

近些年来,诗歌似乎走出了新世纪以来的漫长寒冬,渐有回暖迹象。各类诗歌选本、诗歌评奖、诗歌会议层出不穷,迎接新诗百年诞辰的庆典活动更是数不胜数。此番热闹场景究竟是昙花一现,还是意味着新诗命运的重大转机,此时还难有定论。但经历多年的积淀沉潜,诗坛学界还是在2016年度里为行将百年的中国新诗奉上了厚重大礼——将近50部的新诗研究著作,其中仅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在所庆三十周年之际推出的“现代诗学研究丛书”,就包含了12种论著,另由李怡主编、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民国文化与文学丛书”第六编及“人民共和国文化与文艺丛书”第三编中也收录新诗著作7种.

墨水和油水——中国新诗研究所学习生活的琐忆

西南师大中国新诗研究所是吕老师一手创办起来的，迄今整整二十年，作为中国新诗研究的重镇，它为中国新诗研究培养的人才和对中国新诗研究做出的贡献，在学术界和诗学界是有目共睹的，前贤和学长多有撰文，此不赘述。我作为吕老师的学生，在新诗所学习和生活了三年，所受教育和启发多多，非三言两语能尽，在这里我只想回味一下我们97级研究生学习生活的若干细节，再次感受老师给予我们的关爱。因是细节，全凭记忆写来，拉拉杂杂，语无伦次，日之琐忆，不甚精确乃至错漏之处，请老师和各位学长海涵。

当下新诗研究模式及其创新的可能

新诗史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部分,因其文体的特殊性,一直都有其独立的研究价值,因其专业化的要求,它也有着相对比较固定的学术队伍。从1980到1990年代,新诗研究主要集中于诗潮、流派、社团,以及诗歌艺术范畴的研究如意象、格律等,从研究的特点来看,这个时期主要是寻找新诗发展的规律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