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新闻自由思想的历史解读

列宁精辟论述了三种新闻自由的内涵,揭示了新闻自由的制度性、历史性和复杂性。列宁在分析不同新闻自由的性质与作用的同时,提出三种新闻自由观。沙皇镇压革命报刊的反智主义、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虚伪性,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公正与法治原则,都是各自经济与政治的反映。新闻自由的进步性不仅是社会制度演进的结果,也是社会制度惠及人类智慧和利益的阶级较量。

新闻自由的认识逻辑

江泽民主席在庆祝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一周年大会上讲话时说：现代传媒对于人们的影响很大。这就要求传媒不仅要注重新闻自由，而且也要注重社会责任。随后，他又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解释说：新闻自由和记者的社会责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能光讲社会责任，不讲新闻自由；也不能光讲新闻自由，不讲社会责任。这两者要结合起来。 “新闻自由”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到底应当怎样看待“新闻自由”问题，怎样处理和把握“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的关系？本刊特请清华大学教授刘建明先生分两次对这个问题作理论上的说明。除本次刊出的这一内容外，还有《新闻自由的七种权利》等。

论西方新闻自由观对当代新闻自由的影响

本文分析了西方新闻自由观发展演进的三大历史进程,归纳出新闻自由观变化过程中呈现出的规律与趋势,就现今网络时代互联网新闻言论自由所呈现出的特点与各时期的新闻自由观相联系,总结出互联网时代中国新闻自由应保障公民新闻自由权利,同时须提高新闻自由的社会责任意识,规范公民新闻自由的权利,加强必要的网络监管。

内部新闻自由:历史、理论及法律保障

内部新闻自由是伴随着现代媒介的企业化发展而出现的问题。虽然这一问题早在上个世纪初就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是有关内部新闻自由的立法研究和法律实施却明显滞后。在媒介组织日益垄断和集中的今天,如果不能从法律上真正解决内部新闻自由问题,那么各个文明国家宪法所保障的公民言论自由权利将受到极大的削弱和伤害。

新闻出版管理与新闻自由

对新闻出版进行管理和调控,追求和争取其政治认同效益、文化与科技传播效益和经济效益三个效益的最大化,是世界性的国家共同行为。世界各国对新闻出版的管理,均把法律作为根本规范,以法律为依据,辅之以多种方式。当代新闻出版的管理,已经不单是传统媒体的管理,还包括对新兴媒体互联网的管理。新闻出版管理和新闻出版自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相辅相承,缺一不可,以保护人权为责任,以建立良好传播秩序为方向的管理,是维护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的保障。新闻出版自由,是具体的、相对的,就一个国家而言,同新闻出版的管理一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阶段,有不同的特点,侧重的方面也不相同,保护范围、力度和程度也有较大的差异,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超越时代、超越文化传统、超越经济发展、超越法律的自由。新闻责任论融进新闻自由相对论理念,是西方新闻学和新闻理论的一个世纪性新变化。新闻责任论出现后,少数发达国家对外却仍然主张绝对的新闻自由,国际上称之为新闻自由的双重标准。如何应对新闻自由的双重标准,关键是构建本国健康、良好的传播秩序,保护国家的表达权、信息安全、文化安全和国家安全,不断改善和提高本国的人权和表达权的保护水平,同时发展壮大经济实力,发展新闻出版产业,在世界传播领域占有自己应有的地位,进而使新闻自由的双重标准及其包藏的意识形态目的无法奏效。

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推进

从冷战全面开始至今,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扩张经历了三个阶段。如今,随着全球化浪潮的袭击,西方的新闻自由开始了其全球扩张之路。著名人类文化学者费孝通提出了"文化自觉"来回应全球化时代社会的变迁。面对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渗透,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逐步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自由体系。

新闻自由与新闻控制论

新闻自由作为一种理念,虽然起源于西方,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同追求。新闻自由有其重要的价值,理应受到法律的保障和支持;但新闻自由也是有条件的和相对的,同样应受一定的社会控制。笔者通过对新闻自由特点的阐述,并分析当今中国新闻的自由现状,对新闻的自由控制提出自己的观念和看法。

从公民新闻发展看新闻自由与社会控制的平衡

公民新闻的最大特征是非专业的普通公民通过网络平台参与新闻传播,它解构了媒介"把关人"理论,为公民话语权的实现提供了一条可行的现实途径。它的出现对于新闻自由摆脱现实困境具有重要意义,但它的良性发展还需依靠社会的控制,公民新闻要在两者的博弈中平衡发展。

西方新闻自由的历史逻辑与现实表达

西方新闻自由的演化与其经历的政治压制、制度变迁、文化浸润等因素紧密相关,其现实表达始终摆脱不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框架以及市场逻辑的纠缠。本文深入考察西方新闻自由的发展逻辑及其当下表述的悖论,并以西藏"3·14"事件等报道为例进行分析,将有利于我们对西方霸权话语保持警醒并予以有效回应。

新时期我国新闻自由研究述评

新闻自由是我国新闻学研究中的一个传统话题。自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虽时热时冷，但总体来看，研究和探讨近年来呈现出越来越热的趋势，研究的视角和范畴也在不断扩大。

从新闻职业化看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历史演变

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历史发展与新闻媒介职业化历程存在着以下三个方面的互动关系 :第一 ,言论、出版自由最初与报纸无干 ,后因报刊在政治运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导致统治者的压制 ,于是 ,言论、出版自由的问题也就延伸到新闻自由 ;第二 ,大众化报纸产生后 ,经济独立带来角色变异 ,成为代表民意、监督政府的独立力量。新闻自由恰为免除政府对报纸的干涉提供了法律依据 ,于是 ,法律中所规定的个体言论、出版自由实际成了媒介———制度的自由 ;第三 ,媒介———制度新闻自由的现实 ,与法律规定的个体言论、出版自由不谐 ,法律界人士遂提出“第四权力”理论 ,试图重新界定新闻自由 ,并使之与原有的言论、出版自由相区分。

论我国新闻自由的法律保障——发展权视角的思考

新闻自由及其法律保障问题,历来是我国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热点。新闻自由既是言论、出版自由在新闻活动中的体现,又与言论、出版自由存在概念上的细小差别。在我国,新闻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独立权利,包含了两项最基本的内容,即公民的表达权和知情权。本文通过对我国现行宪法及相关法律进行实证分析,探讨了新闻自由法定化的必然性及其实现路径,并论证了对新闻机构和新闻工作者的采访权、报道权、评论权、批评权和传播权等基本权利进行法律保障和制约的具体方式。

马克思恩格斯新闻自由思想的历史跃迁

马克思恩格斯新闻自由思想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阐释基石与逻辑起点,有一个在实践中不断认识、丰富和发展的跃迁过程。对自由和新闻本真内涵的揭示,是马克思恩格斯新闻自由思想的溯源;对书报检查制度的声讨,是马克思恩格斯阐述新闻自由思想的发端;《新莱茵报》的创办,马克思恩格斯高扬起无产阶级新闻自由的旗帜;对资产阶级新闻自由思想的革命性超越,马克思恩格斯奠定了无产阶级新闻自由的根基。

台湾新闻自由与民众监督的博弈与出路——从《苹果日报》的“动新闻”事件说起

本文从《苹果日报》引发的"动新闻"事件入手,系统地考察台湾新闻自由与民众监督的现状和媒体承担社会责任的情况,深入探讨其媒体新闻自由、社会责任及民众监督三者之间良性互动的机制建构,以期为中国大陆新闻传媒提供有益的启示。

“解严”后政党角力下台湾新闻自由的进步与迷思

台湾新闻自由实践在其政党角力中扮演着工具角色。换言之,新闻自由从来就不是政党角力的目的,只是权力斗争的工具。多党纷争时期,在野党高举"新闻自由"旗帜,与国民党争夺媒体资源。政党轮替后,对峙的国民两党都是表面附和"新闻自由",实际上却采用隐性、间接的方式操控媒体。政党竞争带来了广电媒体的解禁、新闻自由法律法规的修正、新闻自由观念的成熟等正面效应。但政党对媒体的变相操控却让新闻自由异化,"只问政党,不问事实"的蓝绿媒体难以承担"第四权"责任。

新闻自由与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作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个人的私人生活领域总与社会发生着交融,当新闻自由侵害个人生活隐私时,企图事先在两者之间划出一个清晰的界限无疑是徒劳的,对此,需要运用“个别利益比较衡量”原则,借鉴美国大众传播法的经验,以寻求现代社会新闻自由下对个人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论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法律冲突及调适

新闻自由是现代社会实现民主政治的客观需要,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大众传播手段日益先进,其社会影响也更为深刻。与此同时,新闻媒体对公民的隐私权等人格权的侵害变得更加容易,媒体行使新闻自由权和公民隐私保护的冲突也日趋明显。因此,应在结合二种权利的性质及具体国情等综合因素的基础上,以优先保护隐私权为主,同时辅以个案利益权衡的方法来解决冲突。

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观再探

长期以来， 新闻自由在我国一直是一个敏感的问题， 在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认识上存在着种种误读。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以及中国近期已正式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新形势， 要求我们重新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自由观， 以便积极而审慎地发展社会主义新闻自由。

论新闻自由与隐私权的冲突

新闻自由与隐私权在塑造完整的人格权方面具有某些相同的功能,然而在实践中二者更多地表现为冲突的一面。本文着重探讨新闻自由与隐私权冲突的原因,并在分析新闻自由与隐私权冲突本质的基础上,对如何解决它们的冲突提出了可行性方案。

新闻自由与审判独立

在现代社会中,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已经越来越成为文明的象征,也成了民主政府和人们追求的重要目标.正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布莱克大法官所言:'言论自由与公平审判是我们文明中两种最为珍贵的权利,实在难以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