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方观承笔下的天虫世界--清代农书《看蚕词》考论

《看蚕词》是清朝著名大臣方观承的农学作品,自单行本问世后不久,便被收进安徽桐城方氏家族祖孙三代的精刻本家集——《述本堂诗集》中。二者以“母子”关系相存130余年,直到晚清光绪间单独重刻《看蚕词》时,才有所改变。由于长期载入诗集,导致流行面不广等原因,人们对这部用词(诗)注形式写成、兼具雅与俗两种格韵的农书了解很少。这种局面,与方观承本人及其亲友们设想的“上荐下教”的美好预期差距很大,同时也影响了该书在历史进程中的价值发挥。因此,通过概述《看蚕词》的成书背景、版本流传和体例内容,尝试挖掘所蓄藏的珍贵的农学思想,以期该农书能得到更多重视。

论直隶总督方观承与辖区义仓建设

论述了直隶总督方观承在治地兴建的义仓。在遭遇自然灾害时,其对于维护社会稳定,避免百姓流离失所起了一定的作用。该义仓成为后来直隶省建设义仓的蓝本。

方观承对直隶农业发展的影响

分析了方观承在担任直隶总督期间直隶地区农业发展制定的政策与措施,并对直隶地区的水利工程进行了简介。

清代名臣方观承的惠政及其为官从政特点

清代名臣方观承除主要负责治理河渠外,也曾在社会慈善救济领域有较为显著的政绩,如在山东、直隶建立和完善义仓,在浙江关注育婴事业的发展,在直隶遍设留养局等。这些惠政不仅是其执行国家政令的表现,也是其关注民生,"实力办公"为官从政特点的体现。方观承的惠政及其成效说明地方官员执行国家政令要因地制宜,并尽量保持政策的持续性。

论直隶总督方观承与辖区仓储建设

直隶总督方观承在直隶进行了常平仓、义仓、社仓和营仓建设,使直隶仓储遍及农村、城镇乃至军队当中;对于保障直隶普通百姓灾后生活、发展农业生产、免除兵丁疾苦以及平抑物价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当时社会秩序的稳定。

直隶总督方观承研究综述

方观承是清朝"五督臣"之一,对维护直隶地区的社会稳定,发展直隶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学术界从方观承在直隶地区推广植棉、实施赈济,治理河患和兴修水利,以及直隶地区的文化建设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但也存在研究内容、所用资料和研究取向等方面的不足,相关方观承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方观承和《赈纪》

方观承是乾隆朝著名的直隶总督,他勤政爱民,治水抗灾,还注意同周边地区睦邻友好,造福百姓,深得皇帝信赖。方观承缉录的《赈纪》,详细记录乾隆八年直隶地区抗旱救灾的全过程,使人们仿佛身临其境,无论在体例、内容和思想上都有突出的特点,在当时荒政文献中独树一帜,给后世留下宝贵资料。

方观承的《竹枝词》与卜魁风情

方观承(1697—1767),字遐谷,号问亭,又号宜田。祖父方登峄,父方式济,均有文名。为桐城方氏望族。他的曾祖方孝标所著《滇黔纪闻》,沿用南明弘光、隆武。

清代方观承在直隶义仓建设规划与实践

中国大部分地区属东亚季风气候,气候变率大,各种自然灾害经常发生。而传统社会又以农业为主,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不发达,抗御灾害常成为封建国家乃至全社会的重要任务。在长期的抗灾实践活动中,人们已经认识到预防灾害减少损失的重要性,仓储、水利、治灾、救济以及相应的灾情信息传递制度等,都证明了社会对自然灾害的适应和响应过程。直隶地区是清代的政治核心区域,同时又是一个灾害发生频繁的地区,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计,对防灾减灾尤为重视。

方观承《直隶河渠书》稿本问题研究

《直隶河渠书》是乾隆时期直隶总督方观承延请学者编纂的一部水利志书,并未正式成书,有稿本存世。在编纂者上,戴震与余萧客参与编纂的先后问题有争论,从时间衔接来看,余先戴后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关于《直隶河渠书》的书名与卷数,史籍记载不一。书名不同与《直隶河渠书》并未成书以及先后有多位学者主持编纂有关;卷数上前人论述有误,现存卷数当为90卷。《直隶河渠书》稿本至少有四:戴震家藏本、赵一清家藏本、直隶总督署本和张锦麟、胡亦常抄本。

乾隆年间方观承的《直隶河渠书》

《直隶河渠书》是乾隆年间直隶总督方观承延请知名学者赵一清、余萧客、戴震等编纂的一部水利志书,也是陈仪《直隶河渠志》之后第二部直隶地区水利专志。与《直隶河渠志》相比,《直隶河渠书》在内容、体例、规模上都有了巨大进步,保存了历代特别是清代直隶地区大量的水利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与学术价值。同时,由《直隶河渠书》引发的公案作为赵、戴《水经注》案的附庸,也成为嘉庆以来一个重要的学术话题。

清代《御题棉花图》产生和传播的原因分析

《御题棉花图》是在清代棉花种植、加工和流通都很繁荣的情况下出现的,其产生和传播有其必然性。清乾隆时期棉花在北方尤其直隶地区广泛种植;棉花和棉布在南方与北方、山区与平原、农村与城市大量的交易;乾隆皇帝和直隶总督方观承对农业尤其棉花种植的重视等因素构成了《御题棉花图》产生的背景。

方氏诗论与桐城诗学的发展

虽然论桐城派的诗学,多以姚鼐为职志,但桐城诗学的旗帜却是由身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方世举、方贞观从兄弟打出的,两人论诗主张和艺术趣味相去甚远,但都在某些方面体现了桐城派诗学的专业水准以及重传承和教授的特点,从侄方观承相与商讨,亦收教学相长之效。三人的诗论不仅奠定了桐城诗学的基础,更对姚鼐以后的桐城诗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赈纪》看清代荒政文书流转

荒政是指政府救济饥荒的法令、制度和政策措施。荒政文书是对荒政过程中使用的各种公文的总称。《赈纪》由清代方观承编纂,是一本以公文直录的方式记载乾隆八年（1743年）至九年（1744年）天津、直隶旱灾救灾全过程的官方文书汇编。通过对《赈纪》中荒政文书的梳理,发现乾隆八年至九年直隶、天津旱灾中清政府反应迅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频繁使用了＂奏折＂这一文种,大大缩短了文书处理时间。

戴震与《直隶河渠书》问题及思考

《直隶河渠书》本为直隶总督方观承主持编纂的重要地理著作,赵一清、余萧客、戴震等先后参与修订。当时之人均视《直隶河渠书》为方观承之作,戴震也未视其为自己的著作。戴震卒后,孔继涵汇刻戴氏遗书时,列《直隶河渠书》入遗书中。因孔氏之误收,致段玉裁误判并坚持《直隶河渠书》为其师所撰,进而开启赵戴《直隶河渠书》一案,因此而致学界对戴震不应有之误解。段玉裁尊师过重之举,导致了适得其反的结果。

从桐城桂林方氏家族看清朝前期满汉民族磨合

明清鼎革之际,与明朝依附至深的桐城桂林方氏族人,对清朝多持不合作的态度。方拱乾一支较早认同清朝,但历经顺治十四年科场案和康熙五十年《南山集》案的打击,两度沉沦。随着统治的巩固,雍乾时期统治者调整政策,方观承等族人自强不息,方氏家族得以重振家声。满族贵族与汉族望族从互相猜忌、斗争,逐步走向认同、合作,终至合作默契。方氏族人佐君辅国,惠政颇多。通过入仕,该家族得以保持家声不坠。入清后的方氏家族史,就是一部满汉磨合史。

关于《李陈合册》及钱维城

《李陈合册》是一本画册,右图左字,凡六开。己卯至辛巳归曹雪芹拥有,题签“李谷斋墨山水陈紫澜字合册”当出曹手。题字顺序:钱维城第六开(己卯夏)→陈本敬第五开→陈浩第一至四开(辛巳秋)。今见时序倒流,乃钱维城逊让所致。状元郎钱维城、平郡王福彭均同直隶总督方观承嘉谊密切,曹雪芹或由此接触到钱维城。因交游圈重叠,曹通过钱结识陈本敬也容易。陈浩笔下的“曹君芹溪”应即《红楼梦》作者曹雪芹。

留得素花暖人间——《御制棉花图》瓷册赏析

南京博物院艺术馆《明清瓷器陈列》中展出着一件清乾隆朝官窑《御制棉花图》瓷册,瓷册即由瓷板装裱而成的瓷质书籍.《御制棉花图》瓷册是一本极其少见的瓷书.棉花起源于近赤道的热带干旱地区.据考,我国植棉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新疆民丰县东汉墓中曾出土了3世纪的棉织品。

陈学愈逼命行贿案始末

乾隆初年,绍兴府山阴县贡生陈学愈与同县尼姑罗柴氏等争夺地产,贿赂官吏诬告尼姑不法,逼死三条人命,而后为逃脱罪责上下行贿最终被无罪释放。罗柴氏进京向都察院控告也杳无音信。乾隆帝在得到御史弹劾的奏章后派出讷亲、方观承等亲信大臣前往浙江调查,才使这一牵连浙江官场及都察院的案件水落石出。

康熙《耕织图》与乾隆《棉花图》科学性对比

在清朝历代的耕织图中,康熙《耕织图》是清朝第一件农耕主题作品,尔后陆续受模仿,形成清代耕织图系列。耕织图系列的科学性到乾隆年间发生了转折,乾隆的《棉花图》在农事图像的科学性发展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本文旨在对比研究乾隆《棉花图》与康熙《耕织图》的科学性,从社会环境和作者意愿两个方面发掘其背后成因,管窥清朝初、中期农业版画作品科学性的发展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