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海流金·阳光海南”内地与港澳文化和旅游界交流活动开幕

由文化和旅游部、海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支持的“艺海流金·阳光海南”内地与港澳文化和旅游界交流活动于2023年5月8日在海南省海口市开幕。

基于社会网络的跨界旅游区边界效应测度及转化

行政边界是跨界旅游区空间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边界效应测度是分析其影响性质、方向与程度大小的重要尺度。借助社会网络的密度和中心度等网络指标,构建了跨界旅游区的整体边界效应和节点边界效应两类测度指标,以大别山天堂寨跨界旅游区为例,对其边界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跨省界旅游区的整体边界效应显著大于跨县界旅游区的整体边界效应,边界两侧的整体边界效应也存在分异;跨省界旅游区边界效应显著性节点组织的比例高于跨县界旅游区边界效应显著性节点组织的比例,其中非显著性的节点主要集中在景区管委会、旅游局、景区经营公司等社会组织。边界效应大小取决于行政边界的层级、地理交通、边界两侧旅游发展水平和成熟度的差异、情感认知等因素。跨界旅游区边界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转化的源动力来源于旅游资源共生性、利益主体对旅游市场拓展意愿,根本动力来自于区域旅游一体化的要求,并提出相应的转化途径。基于社会网络的边界效应分析法为研究跨界旅游合作机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跨界旅游区合作的特征及影响机制研究

跨界旅游区旅游发展潜力大而问题复杂、矛盾突出,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旅游地,成为区域旅游发展研究的新焦点。从空间属性、功能属性、供需属性、边界属性、合作内容、组织属性等方面总结出跨界旅游区合作的6个特征。以中国山岳型跨界旅游区大别山天堂寨为例,揭示跨界旅游区合作影响机制是一个由宏观、中观和微观3个层面的影响因子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复杂循环反馈系统。其中宏观影响因子涉及区域层面,包括区域经济因素、区域社会文化因素、区域制度因素和区域区位因素等,中观因子涉及组织层面,包括组织价值和文化、组织机构、组织历史、组织制度和组织网络等,微观因子涉及利益主体个体层面,包括利益主体的价值观、专业知识背景、个性特征以及对景区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感知、态度和行为等。

跨界旅游区旅游经济联系度及其网络特征——以环太湖地区为例

引用社会网络理论与方法,分析环太湖地区旅游经济联系的网络特征,提出跨界旅游区旅游经济联系的机制。结果显示:从网络结构看,环太湖地区整体网络较两省分网络复杂,表明跨界维度越高层级越多,网络结构越复杂,合作难度越大,网络密度层面亦可验证;就点度中心势而言,整体网络较分网络大,表明跨界维度越高层级越多,节点集聚要素与对外辐射能力越强;环太湖地区整体网络边界屏蔽效应显著,分网络中介性较高,合作意愿较强。进一步分析影响边界效应的因素,得到其旅游经济联系机制,展望跨界旅游区发展的趋势。

跨界旅游合作面临的困境与整合开发——以大别山地区为例

跨界旅游合作是实现区域无障碍旅游的有效途径。从理论上讲,跨界旅游合作具有区域旅游市场扩大、产业规模经济、交易成本节约等效应;从实践上讲,跨界旅游合作面临着仅限于政府层面、缺乏统一的旅游发展规划、利益本位主义严重、区域交通瓶颈制约以及旅游服务配套设施不完善等诸多困境。建议制定旅游规划,采取促进旅游景区、线路、交通和融资整合的开发措施,以促进跨界旅游合作的发展。

跨界旅游区的组织网络结构与合作模型——以大别山天堂寨为例

跨界旅游区是旅游发展潜力大而管理对象复杂的地理单元,成为旅游地理学区域性研究新焦点。立足于组织际关系(IORs)和社会网络理论方法视角,剖析出跨界旅游区空间合作行为实质为跨界旅游组织之间接触交流的网络构建和重组。在相应的社会网络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的基础上,对大别山天堂寨跨界旅游区网络结构和跨界合作进行实证分析,并经核心—边缘模型验证,表明:①从网络密度看,天堂寨整体网络密度较局域网络密度小,呈现出行政区内的强联结和行政区之间的弱联结,网络结构洞特征凸显;低层级行政区之间网络密度大于高层级行政区之间的网络密度;跨界维度越多,网络密度越小,说明跨界旅游活动存在显著的边界效应。②从网络节点中心度看,局域中心度最大,整体中心度次之,边界中心度最小,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旅游行政区经济存在且相当强势。③根据Francisco的组织际合作关系整合模型,发现天堂寨跨界旅游合作处于由弱合作阶段向中合作阶段过渡。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增加各方共识度,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采取组建跨界旅游联盟,进而提高跨界合作强度,是实现天堂寨跨界旅游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太湖跨界旅游区与区域系统的耦合协调测度与互动分析

基于系统科学理论与方法,构建跨界旅游区旅游发展系统与区域发展系统之间的耦合模型和相应指标体系,同时,引入修正后的引力模型测度旅游经济边界效应。以太湖跨界旅游区为例,对跨界旅游区与区域系统的耦合度与协调度进行测度和互动分析。研究显示,假定太湖旅游区为无障碍旅游区的理想情形下,各区域层级耦合协调度值多数处于0.802～0.861,太湖旅游区与区域发展的关系极度协调,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但考虑到目前旅游经济边界效应之后,发现从整体到省级、市级层面太湖跨界旅游区与其所在区域的耦合度数值均有所下降,处于0.082～0.549,这说明行政区经济对旅游区与区域系统的耦合发展阻滞作用较大。消除旅游经济边界屏蔽效应,促进要素流通,加速区域一体化进程有利于跨界旅游区和谐健康发展。

跨界旅游合作的有效性研究——APEC、ASEAN与GMS比较

跨界合作是当今区域旅游发展的潮流。本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以菲尔—加罗德提出的跨国旅游合作驱动因素为分析工具,对亚洲3个与旅游合作相关的跨国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GMS)进行经验性验证,通过对比分析发现,GMS战略明确,合作网络详细且覆盖广泛,合作框架的构建创造了一个发展中国家跨区域旅游合作的新模式。GMS的成功经验表明,构建长效的合作机制将为跨界区域旅游合作富有成效的开展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生态位视角下跨界旅游区利益共生机制研究——以武功山为例

为进一步缓解跨界旅游区利益冲突,推动其和谐可持续发展,本文在对跨界旅游做出从行政管理到现代化治理展望的基础上,从生态位共生视角出发,通过分析各共生层面的利益冲突,结合现代化治理理念提出了跨界旅游区"自主—共治"下的利益共生模型。同时结合武功山个案探讨了其利益共生整合政策。

跨界旅游:文化共生视野下的中国与东南亚

文章从文化共生的角度探讨中国与东南亚的跨界旅游。首先分析了东南亚复杂多样的文化;其次分析了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文化联系;最后从文化共生的角度研究中国与东南亚的跨界旅游。

基于交通网络的跨界旅游合作机制研究——以武陵山区为例

交通网络布局影响旅游者出行率,影响客流的流量、流向、流速和分布,在跨界旅游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导引作用。本文以武陵山区为例,在分析交通网络和旅游业发展相互影响机理机制的基础上,从区域可达性、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及交通对旅游的响应强度三方面指标,借助可达性、引力模型、响应强度模型和方法,实证分析跨界旅游区的合作程度,结果表明:经济联系总量由中部向外围扩散,且呈南强北弱的局势,符合距离衰减规律,其中湘西州旅游经济联系总量最大,占整个地区的30. 67%,恩施州和渝东南地区的联系总量最小,所占比重分别为5. 84%和3. 58%。并据此提出规划协调机制、信息互动机制、合作营销机制、利益共享机制以及市场网络共享机制,可为推动跨界旅游区合作发展,创造共利共赢局面提供理论指导。

基于新媒体传播视角的跨界旅游景区品牌重构策略——以“中国情山,武功山”品牌传播为例

跨界旅游景区的品牌重构面临不少难于攻克的难题,如同属一座山却由于行政边界的存在而导致多头管理,争夺资源,进行不同内容和方向的品牌传播导致景区发展受阻,本文主要探讨在新媒体环境下跨界旅游景区的品牌传播策略,为景区统一品牌传播提供可供借鉴的新媒体"共鸣共享"品牌传播模式。

跨界旅游区政府规制的演进及展望——以武功山为例

跨界旅游区由于行政体制导致的地理分割使得其利益冲突不断,严重阻碍了其可持续发展。文章在充分考虑跨界旅游区存在地域分割性和地块旅游发展不平衡性两大不可调控因素的基础上,通过对跨界旅游的种类及其政府规制演进方式进行梳理,结合武功山这一跨县界旅游区展开个案研究来对跨界旅游政府规制影响进行探讨,进而对跨界旅游发展中行政体制约束所造成的发展困境提出从管理到治理的新展望,且期待更为有效的利益共享机制来实现跨界旅游区的长远发展。

跨界旅游区生态位评价模型及其应用——以武功山旅游区为例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分析发现:旅游生态位理论主要用于省内或省际城市等大地理空间,鲜见将生态位理论应用于跨界旅游区内景区之间竞争量化的研究。该研究运用层次分析方法(AHP)确立跨界旅游区生态位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权重,构建其旅游生态位评价模型,并对武功山范围内萍乡、宜春和吉安三大景区的生态位宽度及其重叠度进行测评。结果表明萍乡武功山、宜春明月山、安福武功山的生态位宽度分别为0.326 3、0.451 6、0.222 1,三大旅游景区相互间的生态位重叠度数值均高于0.95,处于近乎完全竞争的状态。提出基于生态位的武功山脉旅游合作措施。

中国为世界旅游发展注入活力

我国快速发展的旅游业,不仅是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源泉,也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业态创新,旅游扶贫,国际合作等方面为世界旅游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近日,在由世界旅游联盟主办的第二届"世界旅游联盟·湘湖对话"上,来自世界各地旅游界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了中国和世界旅游发展的新趋势与新机遇。

基于社会网络方法的跨界旅游客流网络结构研究——以泸沽湖为例

基于问卷调查和旅行社推介线路,获取旅游客流数据,借助社会网络结构洞理论、社会资源理论与结构角色理论,运用Ucinet和Netdraw软件,构建跨界旅游客流网络结构模型,并以川滇泸沽湖为案例地,探讨跨界旅游客流空间布局模式、网络结构及节点角色地位,试图揭示跨界旅游客流时空演变、扩散规律及内在机理,为跨界旅游区协同合作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结果表明:1泸沽湖跨界旅游客流网络中,丽江古城区、大玉龙景区是旅游客流网络的核心和集散中心;泸沽湖、香格里拉处于次级旅游核心和次级集散中心地位;大理古城区、苍山洱海、昆明市区、束河古镇是重要旅游目的地和旅游通道;泸山邛海是唯一位于四川的次级集散中心和重要目的地;其他旅游节点中心性指标得分较低,主要接受高等级旅游地旅游客流辐射,相互连接强度较低,为一般旅游目的地和边缘旅游目的地;2跨界旅游区客流网络存在核心-边缘结构,边界效应极强,客流网络结构分层明显,可细分为旅游核心、云南片重要旅游节点、云南片一般旅游地、跨界旅游地和四川片重要旅游地5类;3旅游客流网络中存在明显的派系,泸沽湖旅游客流流动路径指向云南片区大玉龙景区、丽江古城区、香格里拉及四川片区泸山邛海,这些地区成为景区突破边界效应,带动跨界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关键。4川滇两省旅游行政部门共同制定旅游区发展规划,树立统一的旅游品牌形象,整合并优化资源、产品与线路,完善跨界旅游交通网络等是今后泸沽湖跨界旅游合作的重点。

海岛型旅游度假区旅游环境容量研究--以分界洲岛为例

指出了海南分界洲岛为典型的海岛型旅游度假区,以分界洲岛为例,探讨了分界洲岛的旅游环境容量情况,主要从该岛的生态环境容量、功能设施环境容量、旅游空间环境容量和旅游社会环境容量4个指标进行了测算和分析。结果表明:除旅游空间环境容量外,其余3项旅游生态环境容量、功能设施环境容量以及旅游社会环境容量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超载。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提出了促进分界洲岛旅游环境容量建设的策略,并为分界洲岛旅游的开发和发展提供了一些措施和建议。

霸榜旅游界!“月色经济”激活乡村休闲旅游

皓月当空中秋至,赏花赏月游乡村。中秋期间,全国各地纷纷围绕节庆推出特色乡村休闲旅游精品,花样赏月姿势的解锁,特色民宿的火爆,让乡村的生命力在“月色经济”中充分激活。

冰岛:“一生必去的地方”-- 旅游界“种草大师”

在上篇,我们介绍了冰岛的自然风貌,这是冰岛成为“一生必去的地方”的天然赋。而这个国家的成功出圈,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国家旅游局的“花式种草”。冰岛有举世闻名的极光、火山、冰川,一直是旅游的热门地,旅游业也一直是冰岛的支柱产业之一。2020年,冰岛的旅游业受到疫情的严重冲击,当年入境游客人数同比减少65%,收入下降了76%,旅行社大面积倒闭。

基于行政区划调整的跨界旅游区-区域经济耦合关联分析——以巢湖旅游区为例

行政区划是影响跨界旅游区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构建跨界旅游区与区域交互作用的关联度模型与耦合模型,以巢湖市行政区划调整为例,揭示巢湖跨界旅游区与区域耦合的主要影响因素及耦合关系,对比分析区划调整前后,巢湖旅游区与区域系统的耦合状况.结果表明:巢湖跨界旅游区与区域系统耦合的机制错综复杂且关系密切,两系统指标呈现出中度及以上的关联性;行政区划调整之前,各层级巢湖旅游区与区域耦合度较低,呈现低水平耦合态势,行政区划调整之后,各层级巢湖旅游区与区域耦合度大幅提升,包河旅游区与区域耦合度最高,进入拮抗阶段,其余均为磨合耦合阶段.合理的行政区划调整是推动跨界旅游区整合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为研究跨界旅游合作提供新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