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与欠发达地区旅游经济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缩小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已经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环节。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提供了可行路径。相较于发达地区而言,我国中西部以及“老少边穷”等欠发达地区拥有大量优质旅游资源。理论上,通过挖掘利用其自然生态、文化民俗和山川美景等本地资源,将资源优势转化为旅游产业优势,可以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提升欠发达地区经济硬实力。

旅游制度创新能否推动城市旅游经济发展?——来自“旅游业改革创新先行区”的例证

研究将“旅游业改革创新先行区”视为旅游制度创新的准自然实验,选取2009—2019年中国重点旅游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对旅游制度创新能否促进城市旅游经济发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旅游业改革创新先行区”政策对于各试点城市旅游经济发展产生了明显正向影响,表明旅游制度创新能够推动城市旅游经济发展;②旅游制度创新对于城市旅游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区域异质性和规模适用性特征,其更有利于北方城市和普通地级市旅游经济发展;③旅游制度创新可以通过壮大旅游产业规模、完善基础服务设施、旅游扶贫共建共享富民、创新旅游资源观念和推动体制机制创新等路径促进城市旅游经济发展。据此,提出积极推动旅游制度创新、优化先行区创建单位的空间布局、积极发挥旅游制度创新政策的示范引领作用等举措,以更好地推动各地旅游蓬勃发展。

数字化背景下区域旅游与旅游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研究

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旅游行业成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数字化的背景下,数字技术的应用促进了旅游服务升级、拓宽了旅游产业范围、优化了旅游产业结构,使旅游经济飞速发展。旅游产业不仅具有收入效应,还具有一定的就业效应及带动效应,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正向作用。在具体的发展中,要进一步整合地方旅游资源,发挥地方旅游特色;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提高区域旅游服务;加大环境监督力度,推进经济持续发展,实现区域旅游与旅游经济耦合协调发展。

基于数字化时代的旅游经济发展对策探究

在当今快速发展的数字化时代,旅游行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变革机遇与挑战。数字技术的融入重塑了消费者的预订习惯和旅游体验方式,也推动了旅游服务的创新和运营模式的优化。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日益普及,旅游企业必须调整其商业策略,以利用这些技术提升服务质量、增强客户互动并优化资源管理。

西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耦合协调研究

促进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耦合互馈是推进西部地区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基于2011—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综合运用修正后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和Tobit模型探索西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的耦合协调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西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民生改善程度均呈现稳步提升态势,但两者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非均衡性。②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的平均耦合协调度处于稳步增长状态,空间上大致呈现“西南高、西北低”的分布特征;研究期末,绝大部分省份已超越勉强协调等级,但亚类别仍以农村民生改善优于旅游经济发展为主。③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投资力度、产业结构优化和政策支持对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的耦合协调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镇化水平和碳排放强度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而投资力度的负向影响不显著。

数字化赋能旅游经济发展的机理与路径:“流量”还是“质量”?

产业数字化是加快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抓手,是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能,本文重点关注数字化赋能旅游经济发展的机理与路径。本文通过构建纳入数字化赋能效应的Hotelling扩展模型,从“流量”和“质量”两个维度深入探究数字化赋能旅游经济发展的效应、路径及动态演化机理,进而通过测度旅游数字化水平、构建基准回归模型、结构方程模型并利用Bootstrap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数字化赋能旅游经济发展的路径主要是扩大旅游客流量、提升人均旅游消费水平和推动旅游消费结构升级;(2)数字化赋能旅游经济发展的效应存在显著区域差异,在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以“质量”路径为主,在西部地区以“流量”和“质量”路径为主;(3)从路径演进看,数字化赋能旅游经济发展的“流量”路径效应日渐式微,将“流量”转换为“质量”是未来旅游数字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互联网对旅游经济发展影响的机理与效应研究——基于中国279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2006-2019年中国279个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面板分位数模型检验了互联网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并从产业结构、技术创新两个维度探究作用路径。研究发现:互联网对旅游经济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存在差异性。具体而言,在选定20、50和80分位点上,互联网对旅游经济提升效应随分位点的提高而递增。互联网的旅游经济效应会因地理位置、城市等级的不同而呈现异质性。路径分析表明,互联网通过结构效应、技术效应促进旅游经济发展,但当前要素结构存在扭曲,产业结构在其中发挥遮掩效应。此外,技术创新是互联网促进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渠道。

基于数字化时代的旅游经济发展对策探究

一、前言随着时代的迅速发展,愈来愈多的人重视数字化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应用。基于数字化时代,旅游经济发展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此,分析数字化和旅游经济的概念、存在问题,针对性地提出基于数字化时代的旅游经济发展对策,以便更好地提升数字化时代旅游经济发展的综合水平。同时,也能为旅游经济发展层面的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高铁开通对城市群旅游产业集聚和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高铁以其在时空压缩方面的优势,对城市的旅游经济发展与旅游产业集聚都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高铁开通对旅游产业集聚和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然后基于长江中游城市群样本,运用DID模型予以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旅游产业集聚和旅游经济发展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高铁开通对旅游经济依赖度更高的城市旅游经济发展和旅游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更大;旅游产业集聚在高铁开通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乡村振兴下的旅游经济发展路径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逐渐加速,乡村地区的人口数量不断减少,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也呈现出脱离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趋势。为了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加快农村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发展,旅游业成为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乡村旅游具有独特的优势和潜力,能够带动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同时也可以满足城市居民的休闲需求。因此,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加强对旅游经济发展路径进行探讨是非常重要的,能够为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本文主要探讨了乡村振兴下旅游经济发展的相关内容。

新常态下旅游经济发展及其特征分析

新常态下,当地旅游业挖掘自身旅游潜力,树立更清晰、更鲜明的旅游文化标志,开发更高效的旅游经济营销手段,打造更具特色的文化旅游景观,以应对新常态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显然,想要更快更好的发展,就需要树立特色,展现风格。基于此,本文对新常态下旅游经济发展及其特征进行了分析。其发展方式和全新的表现,对新常态下国民经济转型升级具有独特的推动作用。因此,正确把握和探索新常态下转变旅游经济发展方式的可靠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旅游经济发展空间差异分析——以湖南省为例

进入21世纪,我国旅游经济增长迅速,但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差异性。文章以湖南为例,利用标准差、变异系数等指标分析旅游经济地区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湖南已基本形成以长沙为中心,以张家界和衡阳为两翼的"一中心,两劲翼",以及分别以长沙、张家界和衡阳为增长极的湘中、湘北、湘南三大旅游区的空间格局。进一步的分析认为,旅游资源禀赋、旅游交通状况以及社会经济条件等方面的不同是造成旅游经济区域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

从夜间灯光看中国旅游经济发展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实证检验了夜间灯光亮度与旅游经济发展相关性的基础上，利用1999-2013年夜间灯光亮度数据替代旅游经济发展，综合运用标准面板计量模型、Moran’sI与空间计量模型。研究发现：（1）旅游经济发展与夜间灯光亮度间存在持久稳定的均衡关系。（2）中国省际旅游经济的发展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从直接效应来看，企业固定资产投入对旅游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大于劳动力；从溢出效应来看，劳动力投入对旅游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高于企业固定资产。（3）夜间灯光亮度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作为旅游经济发展的替代变量。

辽宁省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发展的空间错位分析

一、引言 旅游资源是对旅游者具有吸引力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总称，它是旅游业产生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发展旅游业所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或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旅游资源的丰度和品位，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其旅游发展越好，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但在有些情况下，

中国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在界定中国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概念基础上,运用发展经济学理论,构建中国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影响因素分析模型,并利用2000～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从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四个维度进行了实证检验。结论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旅游经济非均衡程度是促进全国和三大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正向因素;区域旅游基础设施在全国以及东部和中部地区促进旅游经济发展作用减缓,而在西部地区仍然是促进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区域产业结构水平仅在全国范围对旅游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区域制度环境还不健全,对旅游经济发展没有正向促进作用。因此,促进我国区域旅游经济发展需要贯彻执行分类指导的基本思想,实现宏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增加居民可自由支配收入,提高旅游经济在区域经济中的地位,还需要协调旅游经济与其他第三产业经济的关系。

张家界旅游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关系研究

为了了解张家界旅游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利用耦合概念构建了旅游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模型。计算结果表明:1990–2014年张家界市这2大主体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呈总体上升趋势,经历了失调期(1990–2003年)、过渡期(2004–2008年)和协调期(2009年至今)3个阶段,实现了极度失调向良好协调的转变,并有继续保持良好协调的趋势。最后结合实际为张家界旅游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进一步协调发展提出了建议。

新疆各地州市旅游资源禀赋与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运用变异系数、旅游经济区位熵、旅游资源丰度等方法探讨新疆15个地州市2001～2010年的旅游资源禀赋与旅游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新疆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波动较大,各地州市旅游资源禀赋存在明显空间差异;伊犁州直属县市、吐鲁番地区、克拉玛依、和田地区等地旅游资源丰度指数和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保持正相关,昌吉州、阿克苏地区、乌鲁木齐等地出现错位。

新疆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与旅游资源禀赋影响研究

本文借用标准差分析2000～2006年新疆15个地州的旅游经济空间差异水平;利用聚类分析和核心—边缘理论分析新疆旅游经济的空间格局及其变化;并利用旅游资源优势度和旅游经济水平指标,对旅游经济空间结构形成、演化机制进行分析。研究认为:2000～2006年新疆旅游资源优势与旅游经济水平大致呈正相关关系,旅游资源禀赋差异是旅游经济水平空间差异化格局形成的主要原因;同期,旅游资源优势与旅游经济增长速度大致呈负相关关系,增长速度的空间差异性是旅游经济空间格局变化的主要原因;对核心区的旅游增长分析认为,旅游经济核心区增长已经由资源驱动型转向资本驱动型。

关于新常态下旅游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路径探析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进入了中高速增长阶段,随着现阶段我国经济形势的变化,需要不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能只单纯地依靠资源、劳动力和技术生产,而是需要不断地整合资源,优化生产模式,从加强企业政府和社会相协调的角度探索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模式。文章基于新常态下旅游经济的发展现状,从新常态的概念入手,探讨了当前旅游产业的发展转变模式,希望借此为旅游经济的发展提供相应参考建议。

长江流域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在分析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发展影响的理论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学等相关方法,对长江流域1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其2000—2017年城镇化与旅游经济发展的关系及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1)长江流域城镇化是其旅游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原因,而其旅游经济发展不是城镇化的格兰杰原因;2)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政府调控、产业结构、交通密度、接待设施是影响长江流域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城镇化通过作用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政府调控、产业结构、交通密度5个因素而间接影响旅游经济的发展;3)长江流域上游、中游、下游区域的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