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旗人与《红楼梦》

《红楼梦》是一部影响非常广泛深远的小说,自以抄本行世以来,在社会上尤其是在旗人中的影响越来越深刻。这部由清代旗人创作的小说,很早就被认为描写的是旗人社会生活,并一直受到旗人的特别关注,从这一角度进行了阐述。注重这部小说与旗人的关系,对深入研究《红楼梦》和八旗文化,也许会有更多的发现。

嘉庆朝汉军旗人生计问题的政治史考察——以参与天理教起事的曹纶父子为中心

嘉庆朝汉军旗人生计艰难,其中作为四品官员的都司曹纶,因生计困顿参与林清领导的天理教起事,最终清廷将曹氏父子处以极刑、罪及家族,且追究失察职官、责成州县管理屯居汉军旗人,并进一步笼络汉军官员群体。不难发现,清廷鉴于汉军个体反清行为所采取的这些措施,无不反映了对汉军旗人这一重要政治群体的震慑、严加防范以及强化控制。清廷在加强政治统治的同时,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旗人的生计困境。

清代东北旗人经商现象探赜

女真人在历史上素有经商传统,清廷也未明令禁止普通旗人经商,但东北旗人在驰禁前参与商贸活动多以农副产品、渔猎品等的兜售为主。由于务农比经商更易维持生计,八旗旗署的管控也挫伤了东北旗人经商的积极性。在弛禁后,清廷放松了对旗人的人身控制,东北旗人的经商规模有了较快发展,经商地点愈发集中于城镇,贩卖人参、开设车店、揽运货物、开设商铺是主要的经商方式。

试述清朝乾隆年间的东北流民及其对旗人生计的影响

清朝初年,关外的经济曾因连年战乱以及大批人口跟随清军入关而遭受严重的破坏,经过近百年的经营,这种状况在雍正时期已有了根本的好转,人口增殖,土地垦辟,贸易繁兴,米粮源源运往关内京畿、山东等地区。奉天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应归功于满(即东北八旗兵丁及其家属)、汉人民的辛勤垦辟。而自顺治初年起即纷纷出关的汉族农民,亦即清代文献中所指的“民人”、“流民”,尤其功不可没,可以说,东北地区的经济正是伴随他们的脚步而得到开发的。

清末民初北京旗人社会的变迁

清末民初北京旗人社会的变迁张福记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之一的满族，以其勇猛剽悍建立了大清王朝，从而转变为一度拥有各种特权的统治民族。然而，随着时代变异，尤其是在风雷激荡的清末民初时期，晚清王朝江河日下，寄生其上的旗人，满族人的优越地位自然也不可避免地随着清...

清代驻防旗人的民族关系与民族认同——以福建长乐市琴江满族村为例

以福建琴江满族村为个案,对八旗驻防族群与当地民族的关系及他们自身的族群认同进行讨论。琴江村满族作为驻防旗人后裔,早已深深融入当地社会,并在与周边民族的差异中确立自身的族群认同;长期的旗营内部通婚,也对他们的族群认同造成深刻影响。他们认定哪一种族群身份,均有其合理性,而最终的决定,则由旗人的历史记忆和民族心理综合影响,产生最后的集体抉择。琴江作为满族村的存在,就是这一集体抉择的结果。其间虽然不能排除政策与现实利益的考量,但那却不是抉择的关键所在。

民国初年一个京城旗人家庭的礼仪生活——一本佚名日记的读后感

关于明清以来城市的宗教礼仪生活研究比对同时期乡村的研究向来要弱,已有研究多从寺庙资料出发,强调祭祀活动的重要性,又尤以对华南城市研究为多。从日记这样的"非寺庙材料"出发,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情境入手,我们观察到民国初年的北京内城存在略为有别的情形,人们的礼仪生活虽然几乎贯穿于他们生活的全部,但更多地是与家庭、亲友和邻里发生关系,难以看到前人强调的精英分子的核心作用、"象征性资本"的作用和"权力的文化网络"。

清代北京八旗人口的演变

开展北京历史人口的研究对探讨北京人口变迁的规律和特点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清代,在长达260余年的历史中,八旗人口一直是当时北京(又称京师)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着清代北京城市人口的发展规模。因此,探讨清代北京八旗人口的数量和演变是有价值的。

清代中期北京内城旗人居住状况的考察与分析——基于乾隆《京城全图》的研究

合院是清代北京最主要的民居形式,合院向大杂院的转变被视为20世纪以来北京传统民居空间格局的最大变化。本文通过识读乾隆《京城全图》院落平面图像,统计房屋和院落数量,结合八旗丁口与住房分配政策,探讨清代北京内城普通旗人的合院居住状况。研究表明:各种规模住宅院落的占地比例与人口的阶层分布不均衡,宅地房屋兼并的严重,合院杂居现象随之产生;在大型院落比例过高的前提下,合院杂居是八旗住房制度的必然产物,底层杂居人口高达八旗总人口的90%。旗人日记《闲窗录梦》呈现的内城旗人居住实例进一步表明了杂居现象在清代中期旗人社会中下层中的普遍性。

清代旗人封爵略论

清代的爵位封赠作为一代制度始创于天命年间 ,由于清初爵位封授、晋升与清代开基立业相攸关 ,因而在清初较长时间内存在着武职、封爵混一局面。爵位本身拥有的特权和旗人重爵传统在清初政治生活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 ,清代旗人在爵位封赠过程中所享受的“特殊”

清末旗人的民间自救

清末,清政府在革命排满与立宪改革的压力下,决定"平满汉畛域",并拟以十年为期将驻防尽行裁撤,从而形成新的八旗生计问题,也就是所有被裁旗人的出路问题。清政府为解决旗人生计多方措置,部分旗人也奋起自救,但也有部分旗人不思进取,这与长期以来旗籍对旗人的束缚以及旗人对旗饷的依赖不无关系。

晚清东北旗人的婚姻与死亡风险关系探析——基于中国多世代人口数据库(双城)

婚姻与死亡风险的关系是人类社会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使用中国双城多世代人口数据库,运用离散时间事件史分析技术考察了晚清(1866-1913年)东北双城旗人移民社会中的婚姻与死亡风险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不同婚姻状态的死亡风险存在显著差别,未婚、丧偶和再婚等婚姻状态的死亡风险要高于初婚人口;不同婚姻行为对死亡风险存在不同影响,结婚降低死亡风险,丧偶提高死亡风险。研究验证了婚姻对个体健康的保护机制及其时期效应,表明了家庭和社会因素对于婚姻与死亡风险关系存在重要影响。

从方志看清代直隶地区旗人社会之演进——以顺天、保定二府为中心

清朝入关后,通过圈地、投充与设立驻防等手段,在直隶省形成了旗人社会,该社会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并受到一套专设体制的约束。相对外省驻防,直隶旗民间交流充分,经历了一个冲突—磨合—融合的历史过程,不仅令旗人逐渐汉化,对直隶产生了归属感,也使民人认同并接受了旗人的存在,使直隶在民族革命时成为宁谧之地。

旗人文化与清代以降武侠文化的变迁

考察旗人文化与清代以降武侠文化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满族文化传统、八旗制度的历史遗产与现实语境互动之下武侠文化的整体性嬗变:侠文化的反抗精神退缩,而着力融合于主流意识形态,并融合民众以起到维护现存秩序的功能。到了晚清,现代性的转型与市民社会兴起,使得旗人武侠文化破产,古典武侠的反叛与自主精神再一次得到张扬,并与民族主义相结合,构成了当代武侠文化的前身。作为从前现代到现代之转折时期的一种历史文化想象,旗人武侠文化的特质具有映射时代与社会变迁的功能与意义。

北京旗人婚俗在清代说唱文学中的体现

清代中后期的北京旗人家庭里,婚俗受汉人礼法制度影响很深,基本环节也同汉俗一致。但在具体环节上,旗人婚俗有很多细节保留了浓厚的满族特色,有一些规矩则体现出旗人独特的礼法制度,比如重视姻亲,未婚姑娘家庭地位高;还有一些细节,诸如半夜迎娶,新娘婚礼上先入洞房再拜翁姑等,则是对古老抢亲陋习的回忆。

晚清民国旗人社会变迁与文学的互动

晚清至民国的旗人文学伴随社会时势变迁经历了三次转型:一是从鸦片战争之后到甲午战争之前尽管已经出现了对于帝制王朝及其意识形态的犹疑与焦虑,但依然葆有一定程度的文化自信,并体现在文学书写的想象性纾解之中;二是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后,旗人群体在民族主义话语中出现分化,伴随着新兴媒体的崛起和底层旗人社会位置的变化而带来关注民生的启蒙式书写,既有怀旧式的认同,又有向往革命的追求,由此带来了写实的美学风格与通俗的白话技巧;三是民国初至1949年间,旗人作为职业性为主的族群向现代国家里的少数民族"满族"的转化,这中间经历了对于从文化民族到政治民族、从满洲认同到"中华民族"认同的重塑。作为文学史的侧面,旗人文学的嬗变生动地显示了近现代中国转型里多元族群分化重组的历史过程和心理过程。

清代驻防旗人的官方借贷

清代驻防旗人的借贷是一个常见而且重要的问题,其中既有官方借贷,也有民间借贷,此处仅讨论驻防旗人向官方借贷的问题。官方借贷始终是驻防旗人借贷的主要方面,这一问题过去关注较少,其间的细节往往鲜为人知,通常以其为清廷恩养旗人政策的一个内容。事实上,其中既有方便与接济驻防旗人,尤其是接济下层兵丁的一面,也存在着将本求利,盘剥官兵的情况。多项借贷扣还款项的叠加,加剧了旗人的生活困难。官方借贷与康熙以后建立的"生息银两"制度相关,此项制度至乾隆中期取消,但从旗人借贷情况来看,生息银两制度仍长期延续。对驻防旗人的官方借贷,乾隆中期始形成较为完整的制度。晚清以后,清廷财政状况日趋恶化,借贷制度也日趋没落。

清代旗人官修家譜檔案述論

有清一代,清廷出於選官、繼承以及掌控旗人人口的需求,曾經采用官修方式編撰旗人家譜,大規模介入並統一管理旗人家族人口檔案。這種官修家譜體制自清初即開始實施,經過雍正、乾隆時期的發展和完善,一直持續至宣統末年,産生了數量龐大、保存完整的旗人家譜檔案,内容涉及整個八旗體制下的各類旗人羣體。旗人家譜與八旗世爵世職制和八旗户籍管理制度緊密相關,可分為承襲册型家譜與户籍册型家譜兩類,二者雖形式有異,在功能上卻有内在相關性。這批家譜在呈報、編纂、審核和保管等具體環節中.滲透了清王朝對八旗特定人羣的强烈干預與嚴格控制,是判斷旗人身分以及諸多制度實施的重要法律依據,其内容、性質、功用與同一時期民間“家自爲書、人自爲説”的私撰家譜迥然有别。目前學界對這批卷帙浩繁、内容豐富的旗人家譜檔案缺乏系統的認識,在先行研究中,對其文本性質尚無明確界定,本文試圖通過對旗人家譜檔案的文書形態、法律效用和官修性質的分析和梳理,將相關研究引入到更爲開闊的視野和空間。

清代外旗人在扎赉特旗经济演变中的作用

扎赉特旗的外旗人以喀喇沁、土默特地区的蒙古农民为主,他们是与扎赉特旗的开垦历史密切相关的群体。外旗人以交纳租子的形式体现对土地的使用权和在当地的生活权,并以"蒙古人的农业"文化载体者的形象与汉农民相区别。外旗人给扎赉特旗的经济、文化带来了一系列变化。研究外旗人,对于了解20世纪上半叶的扎赉特旗具有重要的作用。

晚清北京戏曲票房的形成与发展--基于对旗人戏曲活动的考察

晚清北京戏曲票房的产生,与久居内城的旗人的戏曲活动密切相关。嘉庆朝内城戏园的久遭查禁,迫使内城原本以子弟书、八角鼓等曲艺演出为主的票房转向开展更受旗人欢迎的戏曲活动。在咸丰八年(1858)顺天科场舞弊案的调查中,怡亲王载垣对旗籍票友平龄处理的失当,导致了此后戏曲票房的快速发展。清末是北京戏曲票房设立最为频繁的时期,此时北京的戏曲票房全部集中在内城西部,并向八旗王公贵族府邸和寺庙聚集。此期北京戏曲票房的迅猛发展与素嗜戏曲的慈禧太后有关,也受到了当时宣南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