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增长方式与环境污染的内在关联研究——基于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对数平均迪氏指数(LMDI)方法分解影响环境污染的经济因素,利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TVP-VAR)模型研究了各因素在不同时点、不同提前期对污染物排放的动态冲击特征.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具有提高企业生产率以及提升企业产品清洁度的双重效果,产生的创新补偿效应降低了污染排放.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和煤炭消耗产生不容易累积的烟煤型污染物,使得能源结构引致的污染效应在当期最为明显,且持续期较短.能源利用效率的大幅提升有效降低了污染物排放,同时也呈现了一定的反弹效应.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逐渐增强、经济规模扩大对于环境污染的冲击具有较强的持续性.合理控制结构因素和规模因素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成为了降低污染水平的重要环节.

时变扩散模型中收益参数向量的局部复合分位回归估计

主要研究多维时变扩散模型中收益参数向量的估计问题.基于离散观测样本,利用局部线性拟合的方法,得到了时变漂移参数向量的局部复合分位回归估计,并证明了估计量的渐近正态性.同时,给出了估计量的渐近偏差和渐近方差.

汇率波动、经济景气变动与中央企业增长绩效——基于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的非对称多时点冲击效应研究

本文将汇率波动、国内外经济景气状况与中央企业增长绩效置于统一的框架中,基于随机波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SV?TVP?VAR)模型研究了各因素对中央企业增长绩效的动态作用机制。结论认为:(1)随着汇率波动幅度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央企业增长绩效的冲击效应逐渐增大,国内经济增长对中央企业增长绩效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国外经济景气变动对中央企业增长绩效的影响微弱;(2)汇率升值和汇率贬值对中央企业增长绩效的影响具有典型的非对称特征,与汇率贬值对央企增长绩效的促进效应相比,汇率升值对央企增长绩效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3)汇率升值对中央企业增长绩效负向冲击的持续期较短,国内经济回落对央企增长绩效呈现持续期较长的"V"型影响,相比之下,国外经济下滑对中央企业增长绩效冲击的作用期较短。

基于TVP-VAR模型的安全生产时变特征及因素分析

为研究安全生产受经济波动冲击所产生的时变特征,从而更好地匹配经济和安全发展速度,基于近30年(1990—2020年,下同)我国安全生产状况波动趋势,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计算各宏观因素对事故风险的累积贡献度,并引入具有时变参数的TVP-VAR模型,探索各因素在不同时期对安全生产状况的动态冲击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就业结构、产业结构、人口效应和城市化进程构成生产安全事故状况主要驱动力,在1998,2004,2015年3个重要时点的时变性较弱,在不同提前期受其自身特征影响较大;30年间就业结构、产业结构、人口效应的影响大小震荡衰减,短期内促使安全生产状况恶化,中长期内对其起抑制作用;城市化进程冲击效果循序渐进,短期内对安全生产状况起改善作用,中长期给维护安全生产带来新的威胁。研究结果可为未来经济发展和安全生产的持续良性互动提供一定参考思路。

支持向量回归机不敏感因子ε对运动建模的影响

通过对仿真Z形试验数据的分析,应用具有不同不敏感因子ε的ε-支持向量回归机(Support Vector Regression,SVR)辨识了船舶操纵运动二阶线性响应模型中的K,T等操纵性指数,并利用回归得到的响应模型进行了Z形试验的数值模拟。通过比较采用不同不敏感因子ε所得首向角和转艏角速度的预报结果,表明可以通过调节不敏感因子ε值来控制样本输入中支持向量的个数与ε-SVR的回归精度。

考虑时变磨损的机器人磨抛参数优化研究

针对自动化磨抛过程中存在的磨抛工具磨损现象,使得难以建立精准的磨抛去除模型进而达到稳定一致的磨抛效果这一问题,提出了一种考虑时变磨损的机器人磨抛参数优化方法.首先,将物理建模方法中的丰富信息和回归建模方法的跟踪学习特性相结合,提出了一种融合先验知识的磨抛材料去除回归模型,极大地减少了原本回归模型所需的大量实验数据,使得提出的模型能够跟踪砂纸的磨损变化;其次,将所使用模型的预测结果与其他文献所提出的理论模型以及基于支持向量回归的预测模型进行了对比分析;最后,使用所得的预测模型对机器人磨抛参数进行优化,在混联机器人抛光实验台上进行实验验证,结果表明,所提出的融合先验知识的磨抛材料去除模型相比于常用模型具有更高的预测精度和更少的实验数据,所提出的机器人磨抛参数优化方法能够有效地补偿磨抛工具的磨损,保证磨抛过程中材料去除的一致性,同时提高了磨抛加工效率.

基于改进灰狼算法的船舶数学模型参数辨识

为了解决船舶操纵性指数计算复杂以及辨识参数泛化性较低问题,本文利用改进灰狼算法对辨识参数进一步优化。基于大型油轮运动数据以及一阶、二阶线性响应型数学模型,利用支持向量回归得到辨识参数的参考值。当参考值泛化性较低或者不准确时,利用改进灰狼算法实现辨识参数的范围内寻优,并将所得的辨识结果与基于遗忘因子的递推最小二乘的辨识结果对比。研究表明:利用改进灰狼算法优化后得到的辨识参数结果精度较高并且具有一定的泛化性。改进灰狼算法具有较强的搜索能力,同时可以对其他算法得到的不准确的参数进一步优化,使得参数辨识值更为准确。

基于改进支持向量机的TVARMA模型辨识

提出了一种改进的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并将之应用于时变自回归滑动平均模型的辨识。与传统的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相比,通过同时引入结构风险矩阵Q和经验风险权重因子vi,既降低了数据存储空间,又兼具较好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并成功地应用于TVARMA模型的参数辨识过程。实验结果表明方法的有效性。

基于TVP-VAR模型的人民币国际化与经常账户关系研究

采用TVP-VAR模型,实证研究人民币国际化与经常账户的双向影响。结果表明:人民币国际化对经常账户顺差具有持续的逆向调节作用,其强度随时间推移而减弱,且当期效果明显;经常账户顺差扩大则抑制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上升,该抑制作用具有明显的时滞性,表现为当期效果弱、中期效果强;进一步研究发现,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与金融账户相互促进,且外生冲击并未改变二者的内在关系。

人民币实际汇率、短期国际资本与资产价格——基于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

基于非线性视角,采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对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实际汇率、短期国际资本与资产价格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传统的常参数模型所获得的结论存在明显的估计不足,同时发现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提高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在不同滞后期下存在明显的差别,而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则始终表现为促进作用;另外,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入对汇率的冲击在金融危机后明显减弱,并且在不同时期变量之间冲击的大小也存在差异,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各变量受到冲击的响应幅度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小。

“一带一路”战略能够化解我国过剩的钢铁产能吗——基于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平均的预测

本文研究了我国钢铁需求量的主要影响因素,分别使用Small TVPVAR模型、Medium TVP-VAR模型、Large TVP-VAR模型、TVP-VAR-DMA和TVP-VAR-DMS对我国钢铁需求量进行预测并比较,研究结果表明TVPVAR-DMA能够快速适应中国经济结构的渐变和突变情况并能较大地提高其预测的准确性。预测结果表明,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各国GDP增长率的预测和我国钢铁产能不再增加的条件下,"一带一路"战略将逐年化解我国过剩的钢铁产能,2015年至2020年期间我国的粗钢需求值大约每年增加0.146亿吨,最终在2020年我国将只有0.48亿吨左右过剩的粗钢产能。同时,为了完全解决我国钢铁产业产能过剩的问题,国家应该进一步扩大"一带一路"战略的国际钢铁市场,强化市场配置资源功能,减少低端钢铁产品的产能扩张。

国内经济不确定性是否抑制了外商直接投资?——基于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一个国家吸引外资的能力受到了经济、制度、政策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本文从经济不确定性角度出发,研究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经济不确定性会导致经济波动的产生,一般有可能会加深资本持有者的不信任程度,那么这种不信任是否会实际抑制外商直接投资呢?本文通过带有时变参数的向量自回归模型(TVP-VAR)来对经济不确定性与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对外商直接投资在长期来看具有正面的冲击;而在实体经济不确定性中,生产价格指数上升短期内会刺激外商直接投资,但长期来看生产价格指数上升带来的生产成本上升最终会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抑制作用;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则会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正面影响,且这种影响具有可持续性。

货币政策结构变迁与宏观经济稳定——基于TVP-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通过构建包含货币供应量和利率指标的包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向量自回归(TVP-VAR)模型,实证分析中国货币政策变迁与宏观经济稳定之间的内在动态响应机制。研究发现:通货膨胀冲击在短期内对产出具有促进作用,而长期看对产出的影响十分微弱;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具有显著的时变性;积极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和降低利率)在短期内具有真实效应,而长期来看缺乏持久性影响;中国货币政策存在短期利率上升导致长期利率下降的"利率之谜"现象。

宏观审慎政策对国内外债券市场联动性的影响

近年来跨境融资活动大幅增加,而资本流入会导致金融风险累积。为了防范金融风险,促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自2016年起实施。本文考察了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在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和管理境外金融风险方面的有效性。我们采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TVP-VAR)定量分析跨境融资宏观审慎政策不同实施阶段下中国债券市场与国外债券市场溢出效应的变化。研究表明,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的实施增加了国内外债券市场的总体溢出效应以及国际债券指数对中债指数和中资美元债指数的溢出效应。此外,宏观审慎政策降低了国内外债券市场间的风险溢出,同时降低了国际债券波动率对中债指数波动率的溢出效应。这些结果凸显了宏观审慎政策在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同时防范外部风险的有效性。

利率政策对房地产价格的调控效果与时变特征

如今资本市场的蓬勃发展与资产价格的飞涨锐减也导致国民经济的不稳定性逐步上升。金融的不稳定、宏观经济的波动和不确定性已然变得非常明显。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房价和货币政策都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在此背景下,分析我国的房地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的关系具有实际意义。本文分析得到以下结论:利率对房价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变特征。在我国经济增速放缓、房地产市场低迷时期,扩张性利率政策对房价有较好的调控效果。但在利率市场化程度较低且经济与房地产市场高速发展时期,紧缩货币政策对于房价上涨调控作用较有限。

基于TVP-VAR对我国金融市场极端风险的研究

文章利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频率连通性模型(TVP-VAR),研究了极端事件对我国金融市场风险溢出的影响。实证结果得出以下主要结论:我国股市是主要的净风险接受者,与内地股市相比,香港股市在金融危机中呈现出较高的波动风险;极端事件发生后,短期内我国各金融市场间的不对称风险溢出更加明显。文章旨在通过研究极端事件对我国金融市场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为政策制定者和投资者提供风险管理参考。

中国短期资本流动的驱动因素及时变特征——基于金融开放和金融稳定视角

构建中国短期资本流动时变影响机制的理论模型,并基于2000年1月至2019年9月月度数据构建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国际金融市场波动、中美利差、汇率预期、通胀水平和资产价格对短期资本流动的冲击机制发生了显著的结构性变化,存在2007年和2013年两个重要结构时点。资本账户管制有利于抵御外部金融风险冲击,但金融危机后资本账户开放进程加快导致各变量时变脉冲曲线呈现剧烈波动。据此,监管部门应当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维持金融稳定;资本账户开放应当遵循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不宜操之过急。

人民币国际化与汇率预期关系研究——基于SV-TVP-VAR模型

基于人民币国际化、汇率和汇率预期理论机制分析,运用VAR模型和随机波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分析2005年12月至2017年3月人民币国际化、汇率和汇率预期之间的联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平均水平上人民币汇率、汇率预期和人民币国际化之间存在同向影响关系,但在金融危机以前,汇率预期对人民币国际化影响为负。研究结果还表明:人民币国际化和汇率对汇率预期的正向影响较为稳定,且短期影响最大;人民币汇率在短期对人民币国际化有较大的正向作用,但中长期会逐步衰减;汇率预期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正向影响具有持久性,且随着时间推移逐步增强。在汇率预期管理过程中,应重视即期汇率的短期作用,兼顾人民币国际化影响;而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应加强汇率预期管理。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研究——基于SV-TVP-SVAR模型的分析

通过梳理人民币国际化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的传导机制来构建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结合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时变特征,使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SV-TVP-SVAR)实证验证了人民币国际化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表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可能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2008年、2009年、2015年及2019年人民币国际化的时点变化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冲击不同。人民币国际化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冲击作用会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而增强。因此,要优化人民币国际化路径,应着重避免该过程中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触发与传导,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产出的溢出效应*--基于TVP-VAR-SV模型的研究

本文在经验事实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探讨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产出的冲击路径、机理、方向和程度,并就未来一年美联储上调基准利率对中国产出的冲击进行情景分析。主要研究结论:第一,美国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中国产出的短期冲击是不利的,但同时也有积极因素。第二,从中长期来看,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产出的冲击有增强的趋势。第三,美国货币政策调整通过贸易渠道对中国产出的冲击是最强的。第四,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产出的溢出效应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预期因素"自我实现"、"自我强化"的。第五,技术密集程度越低的行业、规模越小的企业以及对美国市场依赖程度越高的商品出口,受到美国货币政策的冲击越大。为此,就如何应对美联储上调基准利率带来的冲击提出以下建议:一是灵活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以熨平外部冲击引起的流动性短期波动,实施以减税、托底为重点的积极财政政策;二是推进外贸领域结构性改革,运用金融手段支持"中国制造"创新驱动、提质升级;三是强化预期管理与汇率政策、利率政策的协调,增强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持有人民币资产的信心;四是着重在人民币国际化、自由贸易区、资本市场开放和融资等方面加强对外合作,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协同应对外部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