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地方公共典礼的庙堂设计

明代地方公共典礼不同于庙堂典礼和庶民礼仪,是指在各府州县乡、都司卫所等地方的公共领域内公开举行的,由地方政府官员主导、官民共同参与的仪式活动。地方公共典礼以仪式展演的方式表达对地方公共事务的关注,于润物无声中指向地方社会秩序的建构。明代的官方礼书、典制类史籍,以及大量官箴书中关于地方公共典礼的集中记载,展现了庙堂设计视角下公共典礼的形成及其内容。具体来讲主要包含3类:一类是官署公式,包括新官到任典礼、朝廷遣使各处开读诏敕典礼、进春鞭春仪、庆典朝贺仪与进表笺仪、日月食救护仪;一类是崇教化类礼仪,包括庙学释奠、释菜与行香礼,以及乡饮酒礼、乡射礼;一类是公共祀典,主要指各级各类坛庙祭祀。这些典礼仪式举行于开放的公共空间,以地方公共事务为内容,体现了地方社会的公共权力,推进了地方公共礼仪文化的形成。对明代地方公共典礼的研究,是理解明代地方社会礼仪秩序建构的重要内容。

明代徽州族谱的早期源流——以正德刊本婺源《重修汪氏家乘》为中心

正德三年刊本婺源《重修汪氏家乘》由洪武三年编纂的《汪氏家乘》增订重编而成,是明代徽州族谱中创制最早的文本之一。该谱的渊源可以追溯至元朝的泰定时期,显示出元明之间存在着族谱赓续的演变线索。洪武谱的编者汪叡是明初徽州知名儒者,正德谱的编者汪奎是汪叡的四世孙,为明中期名宦。洪武、正德时期接续编纂的婺源大畈汪氏族谱,体现了精英化的人物背景,理学化的价值观念,以及正统化的文本表达,不仅代表了徽州族谱的一种基本类型,也提示了明代族谱的重要特征。

《草堂诗余》在明代的改编重刊与词学阐释

明代中后期有一股改编重刊《草堂诗余》的浓厚风气,其目的主要是为了适应它从歌词作品集向文学作品集的转变,还藉此形塑了一个分类、储存、加工古今词作的知识空间。围绕《草堂诗余》的改编重刊,明代中后期形成了采用不同策略(或分类,或分调)的词学阐释群体,他们通过选词、考调、校勘、笺注、评点等方式,构筑了一个个不同的集词选、词谱、词评于一体的唐宋词阐释系统,对文本施加或预设其特有的阐释意图,或溯源诗乐传统以尊体,或揭示言情特质以别体。《草堂诗余》在明代的改编重刊不但为唐宋词在明代的传播作了突出贡献,而且也为词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打下了一定基础。

明代文化及其历史定位

明代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双峰并峙,共开繁花。正德时期是明代文化变迁的分水岭。明代文化的动态变迁分为三个时期:一是程朱理学一统与明初文化的保守期;二是王学崛起与市民文化的形成期;三是“实学”思潮兴盛与知识阶层的内在反思期。明代堪称最有活力、多样性且具解放精神的时代,文化呈现出多元纷呈的景象,进而形塑成以个性张扬、人文主义、市民文化为主要表征的“明型文化”。在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明代文化不但是中国文化近代化的起始,有着与世界文化进程合辙的面向;而且有不同于他者文化的独特个性,在近代化进程中展现出本土化的特色。

社会转型视域下明代书法的内在演变

若是将书法置诸社会转型的视域之下加以考察,揭示其各自阶段的艺术风格及其特点,显然更能凸显一种“活的”书法史。与社会转型及文化变迁相应,明代书法的内在演变可以析为以下三个阶段:一是程朱理学一统与馆阁体书法的盛行;二是“王学”崛起与文人书法的勃兴;三是晚明社会危机与书法史的转向。明代书法的演变,既与社会转型及文化变迁若合符节,却又有独特的内在变迁规律。

明代府州县的繁简与等级划分——以江西为中心的考察

从秦汉到元朝,皆以户口数量为主要指标,兼顾政治地位、地理位置、经济水平等因素,把地方政区划分为若干等级。明太祖一改前代做法,先是以税粮为标准把府州县分为上中下三等,旋即又综合考虑税粮多少以及地理冲僻、事务繁简、负担轻重等因素把府州县分为繁简两等,开启了主要依照事务繁简和地理冲僻等因素划分政区等第的新趋向。到明代后期,繁简两分法被进一步发展为上中下三等制。从江西各府州县的相关资料看,上、中、下等级与政务繁简、道里冲僻、治理难易等因素之间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但这种对应并不严格,说明政区等级评定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无论采用何种标准都难全部适用。

明代疫病与防治

从地方志“祥异”“灾祲”“灾祥”“灾异”等目记载来看,明代疫病频发。疫病大规模流行引起朝廷的重视,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防治;局部传染也必然引起官府重视,尽可能地实行自救。因为疫病频发,以医治为重点救助制度逐渐完善。由于对疫病的危害认识不足,往往忽略预防,更由于官办医疗机构大多废弃,医疗技术的落后,民间巫觋有很大的活动空间,再加上朝廷疫病祈禳制度,地方官府与民间大规模驱疫活动频繁,使疫病防治难见成效。朝廷与官府虽然重视民间力量的参与,对乐善好施者予以旌表,但也难免摊派,更由于缺少医药知识,民间力量难以发挥作用。明代疫病防治制度化过程漫长,其利弊得失值得研究与总结。

论明代统治者对云南边地佛教的经营及边疆治理的影响

明代统治者基于经略云南的政治考量,通过政策扶持、设僧司衙门、礼遇僧人、兴建寺院、僧籍管理、地方官员参与、传播佛教文化等多种手段,为云南边地佛教营造出相对和谐宽容的宗教文化环境,使云南边地佛教发展获得制度保障和政治便利。而明代统治者通过社会动员、社会参与、社会治理等政策措施对云南边地佛教的经营管理,促使其成为拓荒垦殖、固疆兴边、文化传播的重要力量,以及内地与边地文化交流交往交融的“黄金纽带”,也促成云南边地佛教在中国化、社会化、世俗化、民俗化的进程中推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维护边疆稳定。

医会与医统:明代一体堂宅仁医会研究

学界多将明代中后期的一体堂宅仁医会比附现代专业社团,称其为“中国最早的医学团体”。但若仅以现代标准来评估这一医会,就容易忽视其背后的知识及社会脉络。宅仁医会的主持者为太医院吏目徐春甫,职位并不高,但能依托乡籍、业缘及宫廷医者的政医关系,在北京构建起以江南医者尤以新安医者为主体的医者讲会。医会的意义,在于通过类似儒者讲会的方式,讲论医学,编纂医籍,为医学知识的系统化、规范化提供非正式制度的组织路径。徐春甫组织编纂百卷本《古今医统大全》的庞大知识整理计划,早于医会的成立,但得以最终付梓,则是充分运用了与医会相关的组织及社会资源。由此返观传统中医知识自身演进的机制和路径,可见医学正统知识的确立不仅依赖专业医者的认可,还需充分运用动员医者的关系网络。

论明代嘉靖间两淮盐商分工体制的确立

明代两淮盐商中边商、内商、水商分化的原因,迄今不仅学界仍然存在争论,而且它们作为开中过程中互相依存的不同分工环节的制度化过程也模糊不清。通过重新梳理相关史料,挖掘历史当事人的行为逻辑,可知由于盐引超发和资本权力构成的不同,盐商分化早已存在。至弘治正德间,余盐大规模开中,加速了盐商分化,并使内商积累起巨额资本。嘉靖初“假额课以处余盐”使得边中成为余盐开中前提,但因余盐征课规模扩大和随后的工本盐、工本银、鄢懋卿刮银不断提高开中门槛,让内商守支地位愈加强化,边商退守开中,终于在隆庆初年,在法制上确立起内商守支的垄断地位和三商作为开中过程中互相依存环节的分工。

以宗统族——明代岭南地区宗子主祭的礼制实践

宗子主祭作为宗法制的重要原则,为宋明理学家所重视与强调。明代是岭南地区宗族发展的重要时期,部分士大夫尝试运用宗子主祭原则来推动宗族建设,实现以宗统族的理想。以嘉靖初年“大礼议”为界,此前的宗子主祭实践只有何真、湛若水寥寥两例。此后,霍韬、湛若水、黄佐、冼桂奇等相继倡导并践行宗子主祭原则,但在运作过程中很快出现了坚持宗子主祭原则所带来的困境,因此都陆续于万历以后不再坚持这一原则。明代岭南地区宗子主祭的礼制实践,主要依靠强势的族内高官显宦通过其政治与经济实力来推动,一旦相关推动者本人故去,这一原则就很快被后代所抛弃。在这一过程中,理学家所坚持的大宗小宗祭祀原则,逐渐被“始祖—房支”祭祀原则所取代。

身份置换下的多元书写——论明代散曲中的代笔现象

在明代,代笔散曲的题材范围较为宽泛,其中代人赠妓或代妓赠人类曲作最多,此外还有代人抒怀、悼内、劝诫、恭贺、饯行、邀柬、嘲谑等曲作。明代散曲代笔现象的产生和多元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明代文士对代笔传统的承继;二是作者的个人兴趣,以及代笔的获利、抒情、交际、娱乐等功用;三是明代重情纵欲思潮影响下的士风;四是散曲较少受到名教渗透的文体特点。这一现象具有其不可忽视的文化价值与意义。

明代中央王朝与播州杨氏土司的文教互动研究

中央王朝与治下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文教互动是巩固国家大一统局面、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性的具体体现。明代中央王朝为强化对播州的统治,在“以夏变夷”“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下,与播州杨氏土司展开了积极的文教互动。在双方互动中,直接或间接、明里或暗里展示出各自的利益诉求与博弈。这些诉求与博弈客观上为双方构筑起了彼此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合理空间,促使双方在儒学建设、儒学教育、史学教育和凶礼等方面总体展现出自觉、有序、和谐、积极的发展态势。双方的文教互动不仅提升了播州官民对中央王朝文化、政治的认同感和接受度,强化了明代中央王朝对播州的统治,也促进了播州杨氏土司的政治存续和播州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明代海南知识女性的日常生活

明代海南文化发展进入古代高峰期,知识女性明显增多,著名仕宦丘濬、海瑞等自幼皆受教于寡母。这些具有知识的女性在丈夫去世后,矢志守节,身兼父道、母道、师道于一身。海南知识女性的出现与宋元以降王朝尤其是士人在岭南推行教化分不开,明初海南州县、卫所均建立不同层次的学校,普及推广教育,女性通过不同渠道接受教育。至少自15世纪开始海南已有女性教子读书、创作诗文,表达女性自己的人生体验,明显早于17世纪江南知识女性群体的崛起。

明代山左底层文人的日常书写与晚年心态解析——以王克笃的散曲集《适暮稿》为考察对象

通过对王克笃散曲集《适暮稿》中日常生活书写的细读与研究,分析了他自足、自适、清高、自遣、淑世、喟世、哀穷的复杂心态,认为这些心态的产生与其生活环境、身份地位、年龄时段、个体性情、治生观念有着疏密不同的关系。

论明代医家传记的文体特征

明代医家传记的文体特征与其书写目的直接相关:以存史为目的的医家传记,沿袭了《史记》的行文传统;因人情赠答而促生的医家传记,其写法则类似赠序,呈现出文体互渗的现象。两种传记在行文上均做到了细节充实饱满,以写实取信于世。其不足之处则在于事件的罗列呈现出简单堆砌的特征,缺乏精心安排。明代医家传记的书写对象基本涵盖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从医人员,其中对太医的记述注重突出其宫廷经历,尤其是随侍君主的事迹。整体来看,明代医家传记内容既突出传主高超的专业技术水准,又强调传主勤谨宽厚的品德修养,显示出该时期以儒家价值观为主导的立传思想。

明代中州文学社群的分期、特征及其成因论析

明代中州文学社群大致可以分为三期:明初至成化为初期,弘治到嘉靖为中期,嘉靖到明末为晚期。明代中州文学社群的基本特征为:与明代文学发展和演进脉络相契合,尤其在中后期,呈现积极回应甚至引导趋势;由地域分布特点看,以洛阳、开封、商丘、信阳等文化重镇为结社中心;文学社群形式多样,留存丰富的文学资源,建构明代中州文学谱系。就明代中州文化生态而言,明代中州文学社群的发展既有中州文人结社传统的助力,也有书院讲学之时代风气的推动,中州科举成就也促进了文学社群的兴盛。

明代乡饮酒礼的“异化”——以宾客“冒滥”为中心

明代中后期,乡饮酒礼出现了异化,“宾客冒滥”便是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显宦、生员、捐纳义官以及父祖封赠官滥入乡饮酒礼,造成了“齿德俱隆者反摈之不礼”和“月旦推重者多耻之不赴”的乡饮滥觞现象。而出现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在于明代士人推举乡宾时价值观的偏离。受到科举文化的影响,官僚群体追求科举功名的价值理念传达到下层社会,“序爵”“以子贵”“捐纳得官而尚财货”的选贤价值观便直接影响了学校和士人对乡饮礼宾的选举,造成了乡饮酒礼的“宾客冒滥”。明代国家通过改革制度,强化行政监督的方式试图扭转乡饮酒礼的没落。地方士人也以“拒赴乡饮”“重申选宾标准”“组建耆老会”等方式期望能厘正偏离的价值观以让乡饮酒礼重新发挥崇德尊老、宾兴贤能的教化作用。

从宋氏家庭移民透视明代中叶陕西军户移民现象

家族移民史是中华民族迁移史的微观基础,明代武功县宋家堡宋氏家庭移民的原因和时间的历史溯源,对透视明代中叶陕西庞大的军户移民有一叶知秋的学术价值。研究采取历史分析和统计分析等方法,试图还原明代中叶宋氏家庭军垦移民的历史真相,继而为了解明代陕西庞大军户的形成奠定微观基础。明代在陕西实施的军屯移民战略,可稳定国防、充实“宽乡”、减轻赋役,形成明代特殊的移民方式,使陕西成为全国军户移民最多的省份。宋氏父子两代人的血泪移民史,是明代陕西军户移民现象的缩影。

明代土家族、苗族诗文创作中的中华文化认同与接受

有明一代,随着中央王朝主导政治格局的落地生根、文教措施的广泛实施以及文化交流的不断强化,儒家文化对中南地区少数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批土家族、苗族文人通过学习儒家文化以及使用汉语创作诗文,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逐渐融入中华民族文化的主流。通过对明代土家族、苗族文人汉语诗文创作的整体观照,发掘诗歌作品中文化认同和文学接受的典型案例,有助于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脉络,为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范式和学理支持,还有助于从文化认同与文学接受的视角更好地认识和把握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