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关中地区地震灾害时空变化特征研究

通过《陕西省志·地震志》《中国地震目录》等汇编性史料提取明清时期(1368—1912年)关中地区地震发生频次、位置、震级和地震灾害影响等信息,应用指标统计、滑动平均及语义差异分析等方法,建立关中地区地震灾害时空变化图并分析特征。结果表明:①明清时期关中地区地震有显著的阶段性、年代际和季节变化特征。1474—1676年是当地地震相对活跃期,其中1500年代和1480年代地震发生频次最高,且多发于夏季。②地震震中主要分布于关中地区中东部,且随时间变化震中逐渐分散,地震频次及强度也随之减弱。③关中地区历史地震高发期处于汾渭地震带第二活动期中,且区域空间分布特征为东强西弱。受多灾叠加、社会动荡及经济发展等因素影响,“小震大灾”情景时有发生。

明清时期淮河中游地区的徽商活动

作为明清时期国内重要商帮之一,徽商开展经营活动的地域范围十分广阔,其商业影响力巨大。在物产丰富、水运便利的淮河中游地区,徽商表现活跃,他们分布于境内诸多商业城镇,或为行商,或为坐贾,从事食盐、粮食、木材等商品贸易,成为推动当地商业市场发展的重要助力因素,其商业实践也存在着明显的路径依赖,不仅家族成员结伴经商的现象比较普遍,而且在经营行业和经营地点的选择上均呈现出某种偏好性。在从事商业贸易之外,以“儒贾”形象示人的徽商还时常致力于当地的公益与慈善活动,体现出乐善好施、急公好义的一面,这种符合儒家伦理文化要求的“义商”形象为其自身商业经营积攒了良好口碑。随着徽商活动日益活跃,该地区的徽州移民开始增多,他们多数是因为经商而从故土迁居于此。在这里,徽商占籍现象虽然不如江南地区之盛,但是并不少见。

明清时期传入少数民族村落的汉文文献文类考察——以攀枝花迤沙拉村的墓碑、墓志与族谱为例

少数民族村落都会经历汉字从无到有的过程,汉字或汉文文献一般通过移民或学校传播。在西南地区考察发现,最早传入少数民族村落的汉文文献多为碑刻、墓志和族谱等文类,且为国家对边疆的文化治理之体现。明清王朝中央政府在强化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制度建制的同时也强化了文化治理,即“政统”与“道统”并施,且文化治理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深入,逐渐融入并成为村民日常生活遵循的习俗规范。因此,聚焦对最早落地少数民族村落社会的汉文文献文类的考察,不仅可以清晰窥见国家对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渐进过程,把握国家文化融入民族地区的早期形态,更重要的是民族村寨汉文碑刻、墓志和族谱等承载的内容,充分体现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为探究民族村落社会再结构过程等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路径。

明清时期武陵山区农村经济发展探析——以黔东北地区为中心

随着改土归流的不断深入、国家权力的不断延伸以及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明清时期武陵山区的农村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具体表现在:农业生产技术有了较大提高,农业结构得到一定调整;农村手工业的进步较为明显,推动了山地资源的商品化生产;农村商品经济不断活跃,促进了农村市场的扩大。明清时期武陵山区农村经济的发展,为该区域其他社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也为当今经济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和启示。

明清时期燕乐调名实质的改变

元代以后南北曲所用燕乐调在调名上与宋代是一致的,但其用于表明某种调高、调式的实质作用却在明初以后开始改变。到了清代同样的燕乐调,其宫调含义已然失去,成了徒有虚名的存在。之所以如此,与文人曲词创作由注重音乐的依腔填词而为脱离音乐的依律填词有关,其根本原因在于元明清时期以戏曲为主流的民间俗乐发展的要求。正是在俗乐发展的推动下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下,随着燕乐调名实质的改变,已有燕乐调终被后世广泛采用的工尺七调所代替。

明清时期济运与灌田的水利之争

明清时期,为了保障京杭运河水源充足,漕粮能被顺利运达京师地区,官府将运河沿岸水源引入运河,从而导致运河地区灌溉田地水源不足。当济漕与灌田发生矛盾时,官府奉行“漕运第一”的做法,从而使运河沿岸地区的农田得不到及时和充分浇灌。为了能够使农田得到浇灌,沿岸人民时常盗决运河水;为了防止人们盗决,官府制定了相应的处罚措施,但这些处罚措施并不能完全阻止人们对运河水的盗决。只有官府对二者统筹兼顾,广开水利的情况下,济运与灌田的矛盾才能够缓和。

明清时期白山土司官族教育的多维透视——以《白山司志》为中心的考察

《白山司志》作为一部专门记述白山司域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著作,其中部分史料真实反映出明清时期白山土司官族教育的历史情形。白山司域统治者对官族子弟的教育极为重视,通过派送子弟入官学学习、培养崇文重教家风和营造人文环境等方式对官族子弟进行教育,旨在提高整个白山司域官族的文化素养,进而逐渐融入汉文化知识体系中,构建国家认同意识。明清时期白山司域官族教育的发展具有明显的社会等级特征,对官族的教育侧重提升土司承袭人的文化水平,而将科举取士作为次要目的。以《白山司志》为中心对明清时期白山土司的官族教育进行多维度探析,不仅为区域教育史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而且还为中华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微观切入点,因而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明清时期少数民族家训在当代公民道德建设中的作用———以梵净山地区为例

明清时期少数民族家训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有丰富的立志勉学、勤劳节俭、明礼诚信、为善积德、孝顺父母、尊老爱幼、和乐相助、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公正清廉等内容。传承明清少数民族家训中的优秀文化对于当代个人品德的培养、家庭美德的培育、职业道德的强化和社会公德的弘扬具有着重要的作用。

明清时期安徽江淮地区旱涝灾害演变初探——以杭埠河流域为例

文章通过史料对杭埠河流域附近州县的灾害进行逐年的等级量化,以现有学科方法结合该流域特点,计算旱涝平均等级值等数据,重建小流域旱涝时空演变序列,以期对当今流域综合治理提供帮助。研究发现,该流域1428—1905年分为6个阶段:1428—1477年,气候较为平稳;1478—1559年,旱涝交替,以旱灾为主;1560—1614年,气候较为湿润,极端天气频发;1615—1725年,旱涝交替,极端干旱气候频率增加;1726—1855年,气候持续湿润,涝灾多发;1856—1905年,旱涝交替,但强度减弱。

基于方志文献的医案探析——以明清时期《松江府志》为例

医案是地方志涉医文献的内容之一。明清时期《松江府志》中载有诸多医案,涉及对医理的阐述,包括病因病机、辨证关键、治疗得失,以及用药方面的知识,同时对医者形象也有着清晰的刻画。方志医案成为展示医者高超医术及传扬医名的场域。与医书中的医案注重记录辨证论治的过程及临床思维活动不同的是,方志医案里的涉医信息较为简略,侧重于对医者日常医疗活动的描述,透露出“医者仁心”的传统文化气息,亦传达出方志纂修者的价值取向。除了载有有关医药的知识而起到传播技艺的作用外,更多地是通过“有验之事,可验之法”向后世及社会证明了医者医术的可信性,具有使世人对中医这一医学体系增强信任的潜在功能。

明清时期的性别歧视:以江浙地区六个家族为例

“消失女性”现象在中国由来已久,但关于历史时期“消失女性”的量化证据仍然比较缺乏。本文利用全新的族谱数据,重新估计了1350—1900年江浙地区六个家族中的性别歧视状况并分析了影响“消失女性”规模的因素。利用包括19516位父亲和6000位女儿的两个独立样本,本文发现约有21.4%的女儿“消失”是因为溺女或父母忽视等人为因素造成的女性后代相比于男性后代的超额死亡,而还有47.5%的女儿“消失”是因为族谱记录对于女性的歧视而造成的漏记。本文同时发现,父亲的经济社会地位和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程度,都与女儿是否能够被族谱记录、女儿在家庭子女总数中的比例以及女儿的婚配状况显著相关。

明清时期中国沿海地区台风灾害的时空特征

延长器测时代之前的台风序列,可为更长时间尺度的气候研究提供数据支持。基于历史文献,分区域重建了1368—1911年影响中国沿海地区的台风活动共1447次,借助小波分析、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对其时空特征进行分析,并使用降水、干湿等序列对重建结果的可靠性进行验证。结果表明:(1)明清时期华北、华东、华南入境台风总数分别为157、596、853次,影响华北沿海的台风大多也会影响华东沿海,而同次台风入境华东与华南沿海的情况则较少。(2)重建台风与现代造成8级及以上风的热带气旋的阴历月际分布特征大致相似,华北沿海台风高发期为6、7月份,华东为6—8月份、华南为5—9月份。(3)在1570—1590年、1660年代、1850年代、1890年代沿海各地区的台风活动均十分频繁,而在1460年代、1560年代、1700年代、1760年代、1780年代则相对平静。(4) 128 a周期尺度下的小波分析显示,明清时期华北沿海台风活动的第一、第二、第三主周期分别123 yr、86 yr、10 yr,华东沿海为122 yr、85 yr、42 yr,华南沿海为73 yr、116 yr、40 yr,明清时期整个中国沿海地区为122 yr、75 yr、42 yr。(5)明清时期台风灾害集中分布于临海的平原地带,且呈现出由南向北、由临海地区向内陆显著减弱的趋势,华北沿海台风灾害主要分布于胶东、辽东半岛、渤海湾沿岸,除临海地区外海河平原东南部地区台风灾害也相对明显。(6)明清时期沿海各区域台风序列与其相对应区域的降水序列均具有中等程度的相关性。

论明清时期的贵州驿站管理及其变迁

明清时期,贵州的驿道交通在历代的基础上又有较大的发展。驿站的日常运行、设施维护、人员配置、经费支出,是驿道交通管理的重要环节。明朝时期,贵州的驿站分为地方“三司”管理的驿站和宣慰司等直接或参与管理的驿站;清朝时期,随着“改土归流”的实施,贵州各地的驿站管理又出现了较大变化,即清廷将各地的驿站划归所在地的府、州、县管理。在整个明清时期,贵州的驿站在经费支出、设施维护、物资供给以及人员配备方面呈现了一个不断调整变化的过程。笔者通过查阅相关史料,对这一变化过程进行分析研究。

明清时期“陶厂”新考——兼论明洪武三十五年前后官用瓷器窑厂性质差异认知轨迹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结合景德镇地区陶瓷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资料,本文先是对明清时期“陶厂”一词缘起及其含义变化进行了深入分析。其次,在前人有关明代御器厂研究成果基础上,将明清两代人所持明洪武三十五年前后景德镇官用瓷器窑厂性质差异认知轨迹分为三个阶段,继而对每个阶段各方所持观点的主要依据进行了详细考述。就目前掌握资料来看,明嘉靖万历时期官方所持观点较为可信,其很有可能是以明永乐时期所诞生空间相对封闭且独立的官用瓷器生产建筑设施来作为明洪武三十五年前后景德镇官用瓷器窑厂性质差异变化的重要标志。

安徽明清时期地震时空分布规律的定量研究

依据历史文献记载中有关地震的史料,从地理学的角度定量探讨安徽历史上地震的高发期——明清时期地震的时空分布规律。结果表明:明朝中后期安徽地震的发生越来越频繁,1491—1510 A.D.、1531—1550 A.D.和1631—1650 A.D.分别出现三个高峰期,其中明清过渡时期(1631—1650 A.D.)达到最高,清朝时期则出现1751—1770 A.D.与1851—1870 A.D.两个高峰期。地震的空间分布呈现出由安徽中部向南北递减的规律。从地震发生的范围来看,除淮北市以外,安徽省各市县都发生过地震,安庆、滁州、合肥、宣城、宿州、池州、马鞍山、铜陵和黄山等市发生地震县数比都达到100%。从地震年数来看,皖中地区地震的发生频率明显高于皖北和皖南地区。整体上,皖西南大别山区、沿江平原区以及皖北东部地区年均地震县数比较高,说明这些区域地震的发生频率高,分布范围广。从发生地震年数较高区域的地理位置来看,滁州、安庆、六安、合肥等市都位于安徽中部的郯庐断裂带附近,远离该断裂带的市区则地震年数较低,如淮北、淮南、黄山和亳州等市;此外,宣城地区位于铜陵-宁国构造变形带上,故发生地震年数也比较高。

明清时期金州庙学景观的营建及演变

明清时期金州作为辽东地区的文化中心,其儒家文化底蕴深厚,文庙作为儒家文化的代表建筑,其内部建筑和景观环境都蕴含着浓厚的儒家气息,同时历来承担着金州的儒学教育,为当地教育事业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金州文庙受到地域文化和当地气候等因素的影响,虽然在空间布局和植物布置上与中原地区相差较远,但所表现出的景观风貌却新颖独特,不仅在建筑形式上华丽出彩,在庭园景观环境营造上也独具匠心,体现出北方寒地园林的景观特色。同时在建筑形式上也能寻找到中原文化的痕迹,展现出与中原地区文化同源的特征。

明清时期中医古籍中治疗妊娠恶阻的用药规律分析

目的:运用数据挖掘方法,对明清时期中医古籍中治疗妊娠恶阻的方剂进行整理、分析,挖掘其中的用药规律。方法:收集明清时期中医古籍中治疗妊娠恶阻的方剂,经筛选处理后录入中医传承辅助平台(V2.5),建立中药处方数据库,通过软件集成算法,明晰核心用药,总结辨治规律。结果:共纳入方剂93首,涉及中药81味,其中出现频次较高的中药有茯苓、人参、生姜、陈皮、半夏、白术、甘草等,药性以温性为主,药味以辛、甘、苦居多,多归脾、肺、胃三经,高频中药的关联规则分析共得到药物组合28组,聚类分析得到潜在处方4首。结论:明清时期治疗妊娠恶阻从“脾、肺、胃”入手,用药以温为主,药味以辛、甘、苦居多,治法以补中益气、燥湿化痰为主,用药具有一定的特色,可为现代中医药临床治疗妊娠恶阻提供参考。

明清时期世袭家族谱牒与家族变迁——以云南蒙化左氏谱牒为例

在明代军户世袭制度和明清土官世袭制度下形成的世袭家族的谱牒有三种形式,一是记录历任世袭官员功绩履历的亲供状,二是在职官员子侄宗图,三是包括所有或某一支系世系的族谱。云南蒙化左氏是明清时期的世袭土官家族,明正德时期的《蒙化左氏家谱》以及清代的《蒙化左土官记事》均属于亲供状,记载了历任土官的功绩,均为应袭土官请袭所用,其目的在于确定应袭土官的顺序,维系应袭嫡长子的身份地位;清乾隆时期的《蒙化左族家谱》则由庶子倡修,是包括所有支系的族谱,是响应“笃宗族以昭壅睦”的结果。左氏有家庙、私祠和专祠,也支持修建佛寺。家庙是明嘉靖以前在职土官供奉四代祖先的场所,私祠是嘉靖以后左氏供奉始祖和历代祖先的场所,专祠是崇祯时期供奉庶子左重、左廷皋父子的官祠。左氏在明成化时修建寺庙,供奉亡人香火,随着私祠的出现,家庙渐废,私祠与佛寺合为一体。到清乾隆时私祠亦荒废,专祠变成家族祠堂。这些现象反映了在明清制度变化的背景下,嫡长子享受世官世禄、为祖先带来朝廷恩典的特权受到挑战,庶子亦可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为祖先带来封赠,进而提高社会地位。蒙化左氏谱牒所反映的家族变化,也出现在卫所军官家族的谱牒中,反映了在明清制度变化背景下世袭家族嫡长子与庶子身份地位的变化。

明清时期大陆泽和宁晋泊的水陆变迁与水患治理

大陆泽与宁晋泊是河北平原南部诸河的汇水之区。明清时期,在气候环境变迁和人类活动的共同作用下,大陆泽与宁晋泊经历了从水域深广到干涸成陆的剧烈变迁,并频繁给周围的任县、宁晋、隆平等地造成严重水患。受灾各县修筑堤防、疏浚河道以治理水患。受制于工程技术条件有限、治水资金不足、耕地紧张、上下游利益冲突、中央政策等因素,各县的措施虽能缓解水患,却始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明清时期“阙里志”历次纂修研究

明正德元年(1506)至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间,八部以“阙里”为名的孔氏家志刊布问世。除《阙里文献考》仿典志体外,七部志书体例历经“纲目体—平目体—平纲并用体—纲目体”的发展演变,并引入“志体”体例,至康熙年间得以成熟。内容上,诸志嬗递相因,在沿用基本纂修框架的基础上各有创新。志书的编纂顺应了明清两朝奖崇师儒的文化政策,体现着孔氏编纂家史以尊宗敬祖的思想要旨。在编纂过程中,孔氏家族确立了孔氏血胤与儒家学统的正当性,实现了自我的身份与文化认同。作为孔氏续承千年的文本呈现,孔氏家志成为明清圣贤家族文化景观的重要一环。明晰明清孔氏家志的成书经过、体例、版本、断限、门类设置与内容异同等诸问题,是有效利用这套文献的前提,亦有助于推进与深化孔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