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的诗学传统——先秦儒家诗学传统的思想基因

春秋时代诗学传统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从诗学结构来说,产生了“风”“雅”“颂”结构,“诗”与“礼”“乐”相对独立;从诗教观念来说,“诗”不仅成为独立的教学科目,也成为周人秩序与价值的渊薮和载体;从阐释方法来说,形成了“歌诗必类”“赋诗断章”“微而昭矣”阐释方法,以及相对固定的引诗结构,它们共同构成了春秋时代诗学传统。春秋时代诗学传统是孕育先秦儒家诗学传统的思想基因,为先秦儒家诗学传统“哲学的突破”做了形式上的铺垫和准备。

《左传》所见春秋时代谥迹不一考析

谥号本是对人一生行迹定评式的总结,但《左传》中许多人物的事迹与其谥号的倾向产生了极大的偏差,即谥迹不一。谥迹不一绝不是偶然而成的巧合和误差:若同一谥号,个别人物谥迹不一,则是《左传》作者有意“以恶书反美谥”,其中蕴含了作者独特的叙事手法和礼乐观念;若同一谥号,所有人物都谥迹不一,则是春秋时期的谥解与现行《谥法解》出现了偏差,主要体现在“懿”“昭”“声”三者之上。其中“懿”字在西周早期时的书写形态与张口饮酒相关联,进而证明“懿”在谥法尚未规范时,或有直情任性、纵欲享乐的引申含义,春秋时则通过谥字的特殊形式部分保存了下来。

郑声淫与春秋时代的语言革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视角

孔子为什么指斥郑卫之声历来是千古疑案 ,本文认为 ,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是春秋之际社会语言的巨大变革。与雅言相对立的郑卫之音以其口语性、俗语性特征 ,代表着当时社会的新兴力量。它是对于传统礼乐和雅言的精神叛逆 ,它构成了一种新的社会话语。孔子对于这种话语是持排斥态度的 ,他对郑卫之音的贬抑不仅仅是道德伦理意义的 ,而且是从文化相对论的立场出发的。是对“郁郁乎文哉”的商周雅言文化特别是其意识形态的尊崇 ,必然也是对郑卫之声的“狂欢节”

春秋时代晋国尊贤尚功与世卿世禄制度探析

春秋时期晋国为了消除同姓兄弟对国君地位的威胁,采取“尽逐群公子”甚至“灭公族”的手段,使晋国公室大大削弱。与此同时,晋国建立起尊贤尚功制度。而由于当时世袭制度不能消除,因此军功贵族向世袭大族嬗变,进而逐渐垄断了晋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权力,最终导致了“三家分晋”的结局。世卿世禄制度是威胁晋国的最危险的根源。

在反欺诈中提升:春秋时代对于诚信的体验、认同与诠释

春秋时代的大变革和大国争霸,为欺诈肆行提供了社会条件;一次次上当受骗之后,华夏社会发起了反欺诈行动,诚信观念从中被实践、总结和提升起来。就国家层面而言,如何取信于天下和取信于民,是春秋时代统治集团中有识之士极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他们反对短期行为,主张从长远处看问题,呼吁国家无论大小都要以诚相待,大声疾呼国与国之间的互信。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民保于信”,“民无信不立”,信誉是聚拢民众的先决条件。背信弃义就会丧失民心,没有民众的支持就会失败。春秋时代所主张的个人诚信,基本内涵为个人对国家诚实守信与一般人伦上的互信两个层次。华夏社会赞扬诚实守信,谴责欺诈行为;呼唤君臣之间、人与人之间以诚相待,把守信看作立身的根本;“守命共时”,不做非分之想;要求人们“信不叛君”,守信“以卫社稷”,把守信与爱国联系起来。孔门师徒在总结这些观念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取信于神明是春秋时代诚信观的另一个侧面,祭祀和盟誓都被赋予了崭新的内容,“取信于神”的旧瓶子被装上了“取信于民”的“新酒”。轻亵祭祀和肆意渎盟事件时有发生,鲜明地表征着华夏社会的主体性自觉,这是春秋时代诚信观念提升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春秋时代的诚信观,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春秋时代晋国的县制

春秋时代的县制是采邑制的对立物,各个国家的县制有着很大的差异。晋国的县小于秦楚的县。秦楚两国灭邻国而设县,晋国往往以邑为县。秦楚两国的县直接隶属于国君,晋国的县则逐渐脱离公室的控制而变成了世袭的采邑。晋国公室最后被一分为三,与其县制的失败有着直接的关系。

盟书——春秋时代特殊的法律文书

盟书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应用文体,随着会盟制度的兴盛而繁荣起来,其应用与创作在春秋时代达到了顶峰。从盟书的写定、结构、保存与援引来看,盟书是春秋时代的一种特殊的法律文书,具有规范行为、监督各方践履相关协约的作用。

春秋时代的伦理道德结构

整个春秋时代的伦理道德结构可从三个方面理解:其一,从天下体系看,尊礼重信是此时诸侯交往的基本伦理规范。其二,从家国结构看,孝、忠、义是此时家国公私的核心伦理道德,具体言之:孝是宗法制的核心伦理,忠是封建制的核心伦理,义则是两者之外的必要补充,体现了更多的开放性和公共性。其三,从个体美德看,智、仁、勇等是此时贵族最为推崇的道德品质,它们体现了道德主体的优秀和卓越。

春秋时代的谥制与诔文

诔文是古代丧葬礼仪上用的应用文,起源于西周的赐谥制度,它的存在依附于制谥的目的。西周形成了官谥官诔的传统,春秋时代对这些传统有所突破:士始有诔,有诔无谥;私谥私诔也悄然兴起。这些因素使得诔文逐渐摆脱制谥的目的而独立存在,内容上增加了寓哀的成分,抒情色彩更加浓重。春秋时代是诔文由应用文向文学作品发展的关键时期,后世如谥议、行状、哀辞等文体皆受其影响。

宾礼与春秋时代赋《诗》风气

春秋时期,贵族士人保留着温文尔雅的周代君子遗风。《诗》在对外邦交活动中发挥着特殊作用,邦国交际过程几乎通过《诗》来完成。在主观上,赋《诗》行礼、以《诗》明礼,主要在意其外交意义;在客观上,赋《诗》言志具有文艺鉴赏的意味。赋《诗》是以断章取义的方式遵礼而行,所以《诗》意本身便在政治和道德层面得到了最充分的阐释,或作为真理的依据而被运用。朝聘诗为"陈己德"的重要手段,是外交语言的诗化。《诗》本身的价值和影响往往与赋《诗》者的品德境界相辅相成。

苏轼论春秋时代的土地赋税制度平议

在对"初税亩"的定性上,"三传"是基本一致的,即都认为宣公实行"初税亩"是不对的。在这一点上,苏轼的观点同"三传"基本一致。在对"鲁作丘甲"的认识上,杜预的解释与《谷梁传》的解释不同,苏轼以《谷梁传》为是。

春秋时代的誓师辞

含有告诫约束之意的言辞,形成特定的文体,这样的文体叫做誓。春秋时代,依然存在誓师、誓众之礼,从《左传》楚公子弃疾《过郑誓》、赵鞅《铁誓》及《国语》越王勾践的誓辞,可以看出春秋誓辞依然沿用着《尚书》中誓辞的旧制。誓辞是誓师之礼的必备文书,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宣传出师的正义性,竖起天意民心的旗帜;申明军事纪律,颁布赏罚方法。后代的许多誓师辞,皆不出先秦誓师辞的体制。

春秋时代人物品评的功用

《左传》《国语》等文献资料记载了春秋时代大量的人物品评活动,可见人物品评已成为春秋时代的一种文化风潮。这一时期品评人物的主体是贵族君子,他们处于当时思想界的前沿,并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化圈,其在政治外交和思想交流活动中常常品评人物。他们除了通过人物品评阐发新的思想和价值观念,还通过人物品评了解各国政治状况,分析战争形势,预测各国政治走向,并做出相应的政治外交决策。他们虽然存在国家利益上的斗争,但作为个人却惺惺相惜。在一些激烈的外交斗争中,一些人由于崇高的人格魅力为他国政治权势人物激赏而得以免去杀身之祸。

苏轼论春秋时代的礼制

《春秋》经传中有许多有关春秋时代的礼制的记载。在苏轼的一系列有关《春秋》经传的论文中,有不少文章专门论述或涉及了这些记载。苏轼的这些文章主要是对经传为何如此记载进行评论。在苏轼的这些评论中,包含有对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的批评。

春秋时代赋诗言志的文学精神及其文化根源

中国文学史上真正意义上的"诗学"是从赋《诗》、引《诗》开始的。春秋时期是"用诗时代",赋诗言志是这一时代典型的文学精神。春秋时代为什么会形成赋诗言志这一重要文学精神呢?文章从"用诗时代"的文学精神、《诗》的重要地位、《诗》的崇高作用等几个方面入手,探讨春秋时代赋诗言志这一文学精神形成的深层原因。

春秋时代的信息传递与书牍文体

春秋时代已经有比较便捷的传遽设施和服务,信息书简大多通过专门的通讯人员传递,亦可托一些外交使者传递,两军对垒时可用射书方式传递,用泥密封的玺书已普遍使用。春秋书牍常常是列国卿大夫进行外交磋商、同僚之间沟通意见、亲友交流信息的工具,实用性极强,带有明显的公牍色彩。

春秋时代社会思想的变革与反复

任何变革都有反复，这是变革的缺失所造成的回流，是前进的正常程序。不应把一切反复都看成是倒退与反动。夏商周三代被描写为奴隶社会几成定论，却常为史家所不解。然而历史分期百年聚讼又非一人一文所能澄清。老子、孔子这两位贫寒哲人被冠以复辟奴隶社会、消沉保守、顽...

春秋时代执政正卿的选拔

春秋时代执政正卿的选拔徐鸿修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普遍实行以最高执政为首的众卿从政制度。最高执政的选拔，是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然而，关于这一问题，以往却很少有人论及。本文谨就此进行初步的考察，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指教。（一）春秋时期，列国均实行贵族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