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的共同性思想刍议——以《左传》《国语》为中心的探讨

春秋时期是早期中国社会大转型的前奏阶段,在共同性思想上既有对上古三代依据血缘、亲情的祖先神信仰、礼法制度、德行教化等的继承,又呈现出从重血缘、亲情的礼法向重才能、相对平等的法治等新思想演进的趋势。就传世文献看,春秋时期所关注的共同性思想一方面是源于反思人类重大伦理政治生活中的共同性问题,另一方面是源于反思人类饮食、音乐等日常生活中的共同性问题。就春秋时期达到共同性的路径而言,主要是依据血缘、亲情的礼治和依据功利、能力的法治两大类。前者是规范社会生活、达到人际亲和关系的基本路径;后者更多是春秋时期社会变革的产物,它是一种新的更有效的达到共同性的路径。春秋时期开启了关于共同性思想本身内涵的讨论,比如辨析“同”“和”“比”“党”等标志共同性思想的观念之间的差别,这些围绕共同性思想内涵的讨论是对思想观念本身的反思,亦是先秦诸子相关思想的源头。

春秋时期鲁公室公族作家群体与世族文学考论

在春秋时期政治生态逐渐完成由“王权”政治向“霸权(君权)”政治、“族权”政治、“庶人”政治渐次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就公族作家群体的构成成分而言,“孝族”“桓族”皆为春秋前期逐渐形成的早期世族,至春秋中期开始,“桓族”不仅在政治上逐渐开始专权,而且在文学创作方面成果亦非常突出,而“孝族”“庄族”“文族”及其他公族不仅在政治上被边缘化,在文学创作方面则亦渐次淡出;就公族作家群体的创作动机而言,完成了从维护公室为基本宗旨向认为公室“天禄不再”的转变,进而认可“三桓”专权;就其创作话语而言,以“礼”“德”“孝”为中心话语,彰显出“周礼尽在鲁矣”的文化氛围;就其理论体系建构而言,提出了“鬼道”“人道”之别说、“二德”说、“三德”说、“六德”说、“七德”说、“飨义以昭德”说、“吉德”“凶德”之别说、“男”“女”之别说、“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说;就散文体类而言,以“议”体、“对”体为主,兼及“上书”体、“讼辞”体、“载书”体等文体。

春秋时期与忠的道德内涵的定型——中国传统忠德溯源之三

经历了原始氏族社会和夏、商、西周的发展,忠由一种道德意识发展为一种道德观念,并在春秋时期完成了道德化的进程,成为一种内涵丰富、践行主客体及对象明晰的道德规范,实现了传统忠德基本内涵的定型。春秋时期,忠德的内涵十分丰富,既包括为上者对社稷和人民的利国利民之忠,也包括涵盖公平正义内涵的公忠精神,更包括与人忠、为人谋忠的尽心竭力之忠。春秋时期的忠德内涵型范了传统忠德基本内涵,以后无论忠德如何变迁,其基本内涵没有突破春秋时期确定的忠德内涵的范畴。

春秋时期东夷与淮夷贵族墓葬用鼎比较研究

淮夷与东夷族同属周代夷人的支系,两者关系密切。东夷与淮夷邦国贵族墓葬在基本用鼎组合上具有一致性,都使用形制、大小相同的偶数组合列鼎。但是,东夷族还使用形制、大小相同的奇数组合列鼎,且有多套列鼎共用现象,每套鼎还有数量的差异。淮夷邦国普遍仅使用1套2鼎列鼎,不同等级贵族列鼎数量、套数无明显差异。另外,兽首牺鼎的使用成为淮夷群舒贵族墓葬用鼎的独特现象。这些礼俗异同折射出春秋时期东夷与淮夷邦国在文化上的一致性与差异性。

春秋时期吴国之亡与夫差之论

若说起江苏历史上的故事,春秋时期的吴国绝对榜上有名,留下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成语和掌故,比如伍子胥复仇、孙子练兵等。而其中最跌宕起伏的就是吴国的兴亡历程,从东南一隅不起眼的小国一跃成为霸主,攻入楚国首都,却在达到巅峰之后迅速衰亡,正是“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为此,吴国的末代君主夫差成了骄傲自大、刚愎自用、不听劝谏以至亡国的代表。虽然这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将夫差完全描绘为昏君,其实是值得讨论的。

浅析山西青铜博物馆春秋时期青铜器夔龙纹的艺术特征

山西青铜博物馆的青铜文物多为商周至春秋时期的青铜器,种类繁多,题材丰富,造型生动。其中,青铜器上的夔龙纹在整个青铜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以春秋时期青铜器上的夔龙纹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造型特征、构图特征、文化内涵等方面的研究和分析,挖掘出夔龙纹在青铜文化中的艺术价值,为山西青铜器研究提供参考。

春秋时期体育风尚对当代体育异化现象的影响与启示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从春秋时期“礼”对军事活动的约束、战争促进尚武的风气、贵族精神在军事活动中的体现三个方面的阐释来论述春秋时期的体育风尚,分析当代体育装备及器材科技化、体育媒体化、体育商业化等所引发的体育异化现象。最后从提倡公平竞技精神、提倡拼搏精神、重视体育运动员的道德素质、注重体育的民主和平等性、注重体育的社会责任和使命感、加强体育的本质和价值观的教育五个方面探讨春秋时期的体育风尚对当代体育异化现象的影响和启示。

春秋时期政治生态变迁与讽谏诗歌艺术演化论

春秋时期的讽谏诗人在传承西周时期讽谏诗人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在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方面都取得了创造性发展。春秋时期的讽谏诗将政治批判对象直指周王与国君,综合运用“赋”“比”“兴”三体,采用呼告、设问、夸张等多种修辞手法,使用以“美”为“丑”手法和“卒章显志”结构模式。其主要动因是政治生态的变迁、天道观念的嬗变以及诗歌艺术自身的演化。春秋时期讽谏诗歌的艺术演化对后世讽谏诗及其他文学样式的创作与诗学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春秋时期周王室王族作家群体与世族文学考论

春秋时期周王室中的周氏、宰氏、单氏、王叔氏、王孙氏、朝氏、王氏、刘氏八族皆属王族,有传世作品的周公黑肩、周公阅、周公孔、单超、单旗、王子虎、王孙满、王孙说、刘康公、刘夏、刘挚、太子晋、王子朝等13人,可统称为周王族作家群体。他们是王室世族文学创作的主体之一。在政治生态逐渐完成由“王权”政治向“霸权(君权)”政治、“族权”政治、“庶人”政治渐次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就王族作家群体的创作动机而言,他们将翼戴天子、维护王室、尊崇王权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就其创作话语而言,尤其以“礼”“德”“孝”为中心话语;就其理论体系建构而言,初步构建了“心”学、“文德”、“王(君)”“臣”伦理关系等重要理论体系,并提出了“人性陵上”“六气”“五行”等重要学说;就散文体类而言,以“议”体、“对”体为主,兼及“上书”体、“讼辞”体、“载书”体等文体。当然,周王室的王族作家作为一个创作群体,至春秋晚期(前505—前453),在以“庶人”为中心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不仅基本上退出了政治舞台,而且亦从文学创作领域渐次淡出。

春秋时期政治生态变迁与燕饮诗主题类型演化

春秋时期政治生态环境的变革,引发了飨燕礼乃至整个礼乐文化的渐次变迁,自然会促使燕饮诗主题类型的不断演化,表现出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具有更加强烈的政治功利色彩:前期以维护“王权”政治为主旋律,中期以维护“霸权(君权)”政治为主旋律,后期以维护“族权”政治为主旋律,晚期以维护“庶民”政治为主旋律。这些演变表明:一方面,随着政治权力中心的渐次下移,西周时期的传统礼乐制度渐次衰微;另一方面,人们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以旧礼制为基础来重建新礼制,并使之成为一种全民普遍遵循的礼仪制度规范与伦理道德规范,也使得燕饮诗创作逐渐成为一种遍及全社会的燕饮文学形态与燕饮文化现象。这就是华夏礼仪制度与中华礼乐文明在解构与重构过程中不仅能够绵延不断,而且至今依然是涵养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重要元素的原因之一。

从《左传》涉玉事例管窥春秋时期的交往文化及其心理

《左传》中存在相当数量的涉玉事例,可划分为礼器与财贿两大类,礼器用于赠礼、明器、祭祀与盟誓等礼仪行为,财贿以贿赂、劫掠、赏赐等世俗交往为主。涉玉事例存在双向交往与单向交往两种交往模式,并遵循一定的价值理念。通过举证分析将春秋时人的交往心理归纳为注重功利性与效用性、追求物质享受与财富积累以及礼乐变更中的矛盾心理等方面。

追溯春秋时期虢国的生存之策

春秋时期的虢国存在和发展的时间不长,国家体量也较小,但它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较强的军事力量和与王室的密切关系在春秋早期实施了以对外战争为主的生存策略。其为了维持自身的统治和发展,对郑国和晋国以及周围戎狄发动了多次战争,企图清除郑国对王畿的影响,扶持晋国翼城势力,打击周围戎狄。虽然这些战争大多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但虢国的生存策略最终加速了它的灭亡。

春秋时期镀锡青铜器镀层结构和耐腐蚀机理研究

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能量色散Ｘ 光谱（ＳＥＭＥＤＳ）、Ｘ 光电子能谱（ＸＰＳ） 、Ｘ 射线衍射谱（ＸＲＤ） 以及Ｘ 荧光光谱（ＸＲＦ） 对甘肃礼县、天水一带出土的春秋时期（公元前７７０ 年～公元前４７６年） 镀锡青铜器进行了分析，首次从镀锡层结构、成分以及物相等方面揭示了古代热镀锡金相学工艺特征和耐腐蚀特性，并证实了“诗经·秦风·小戎”篇记载的真实可靠性．

春秋时期秦青铜器微量元素的激光剥蚀等离子体质谱

利用激光剥蚀等离子体质谱测定甘肃礼县、陕西陇县、宝鸡、凤翔出土的春秋时期秦青铜器中微量元素.研究发现:青铜器物不同组成部分所用原料是相同的,同一器物本体和补块使用了同样的原料.因子分析显示礼县、陇县、宝鸡和凤翔四个地区秦青铜器中的微量元素组成无显著差异,说明秦人可能已经拥有独立的矿冶和青铜制造业,而且有着比较稳定的矿料来源.激光剥蚀等离子体质谱具有的特点,为测试青铜器残存基体中的微量元素提供了非常好的测试研究方法.研究结果进一步丰富了春秋时期秦人历史文化研究的内容,也为研究文物微区的微量元素组成提供了新方法.

春秋时期鲁国历法考

《春秋》为鲁国天文历法的研究提供了纵向对勘的资料 ,春秋时期是由观象授历到科学历法过渡的重要阶段。春秋鲁国人在确定岁首和探索置闰规律上功不可没 ,但却未能取得重大突破 ,春秋鲁国历法仍然是一部正自不拘、闰余乖次、有失规范的历法。同时春秋人在天文观测方面亦成果显著。

试论春秋时期的祖先崇拜

随着宗法制的发展，春秋时期的祖先崇拜逐渐纳入了宗法系统，各族普遍建立了宗庙，成为维系族人关系的重要纽带，各个诸侯国也往往利用由祖先神所表现出来的宗法关系以加强相互间的关系，人们认为祖先神是最主要的保护神。春秋时期一年四次祭祖，春秋晚期墓葬丘陇出现后，墓祭成为祖先崇拜的一项重要形式。

春秋时期鲁国历法研究的一些新观点

在阐述春秋时期鲁国历法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刍议历代春秋时期历法研究均不成功的原因;对月建、两次"日南至"、"三正"、频大月等重要议题进行重新审视;给出春秋时期鲁国244年间各年之岁首日期、JD和干支,并标出置有闰月的年。特别对春秋时期鲁国历法的建正、失闰和超闰等有争议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论证复原、重现春秋时期鲁国历谱的原则。最后讨论春秋时期各国历法的建正问题。

论春秋时期的商人——“工商食官”制度与先秦时期商人发展形态研究之二

春秋时期的商人仍属于“工商食官”制度的范畴。春秋时期的商业组织以及与之相应的所有制形式“都多少带着土地所有制的性质”,在各种关系上“模仿着乡村的组织”。这一切主要是由当时社会生产关系中最根本的经济制度———井田制的变化所决定的。此外,政治关系、血缘关系等非经济因素对于春秋时期商人的发展形态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中国古代私人工商业在战国时期出现了第一次大发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井田制度的破坏。

试论春秋时期贵族婚礼中的“三月庙见”仪式

春秋时期贵族婚礼中的三月庙见仪式具有确认新妇身份和完成婚姻的意义。在亲迎和成婚之间设置三个月的考查期，目的在于保证新妇所生的子女具有夫方纯正的血统。三月庙见利是在父权制已经确立而原始的两性风俗仍然残存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它的性质与某些民族曾经流行的“杀首子”风俗和“市新娘”风俗极为相似。

春秋时期的国家间干涉--基于《左传》的研究

本文根据《左传》的记载考察了春秋时期不同类型的国家间干涉,指出维护宗法制度并非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国家发动干涉的目的;国际社会能逐渐提高对崛起国所发动干涉的认同度,因此干涉不仅是其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而且被视为一种国际责任。论文还分析了实力对比、干涉手段与干涉结果之间的关系,探讨了春秋时期频发的干涉行为对邦国关系和国际规范的影响,并提出了考察春秋时期的干涉现象所具有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