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小品文中的“江南”与诗性文化

随着晚明时期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日趋繁荣的城市生活成为晚明社会的时代表征。江南经济进入高速成长时期,市民阶层也日益壮大,城市化进程得以加快,在这种富足环境中孕育生长的文学亦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晚明小品文家为我们建构了一个真实又具体的“江南”城市形象,写出了江南士人的生活情调,也勾勒了一幅全民的城市娱乐盛宴。与此同时,这一过程也暴露了“江南”颓废化和精致化的一面。在江南的繁华和奢侈的背后,实际是人的主体性的张扬和情感的自由宣泄,体现的是一种诗性的生活智慧。

“晚明风流”的性别因素——以女艺人文人圈形成为中心的考察

晚明文化与文学独一无二的意蕴可以概之以"晚明风流"。如果说铸就魏晋风度的主要因素是玄学,那么铸就晚明风流的主要因素除性灵思潮之外则是性别--一种取得重大突破的性别关系和性别交游,特别是在文学、艺术领域无处不在的"两性合奏"。晚明青楼女子超卓的才艺,多得益于师从文坛艺苑的名流;晚明的文坛领袖,多为狎妓征歌、纵情欢场的风流领袖;青楼举会的女性社交方式,在晚明是深刻影响文学、艺术的一种重要社会现象;女性赴社,见证文人社集中的女性风流;演剧、观剧、造访、推介、偶遇等方式助益晚明情缘:晚明是文学风流的时代,而成其风流既有文人之风流,也有女性之风流,单一方面而言也就无所谓"晚明风流"。与其它时代不同,性别因素已成为晚明文学之"晚明性"的重要成因。

“日用类书”的非日用性:晚明综合性通俗日用类书的知识体系及其性质

晚明综合性通俗日用类书代表了一种新的知识体系的形成,其所包含的知识可以分为博雅、实用与消遣三大类,分别体现了不同的性质和功能。不同版本的日用类书所含知识类型大体相同,但具体门类的编排差别很大,存在知识缺乏系统性、体例不严、编排随意、内容杂乱等问题。从晚明综合性通俗日用类书的内容特点和编排方式,可以观察其使用方式,除了以之指导生活实践之外,浏览式阅读以增长见闻也是一种重要的使用方式。通过阅读综合性通俗日用类书,晚明的大众读者得以窥探自身生活世界之外的广阔天地,进入其他阶层和群体的精神世界,接触与学习精英文化。晚明书商是综合性通俗日用类书知识体系的构建者,商业出版对晚明新型大众文化的形成和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红夷大炮传入与晚明战法更新

明朝启祯时期,随着西洋火器被广泛运用于军事实践,中国军队已逐渐摸索出围绕红夷大炮的水陆新战法。在攻城方面,基于传统城墙高大坚厚的特点,明军将红夷炮击战与旧有穴城战结合起来,创造出“上推垛,下穴城”的攻城新战术。在守城方面,明军初步形成以敌台、角台之西式红夷大炮为点,城墙之上中式轻型锻铁炮为面,点面结合、远近兼备的新型城防火力体系。在野战方面,明军的车营战术也显露出类似城防作战的新思路,红夷大炮不仅用于镇守车营“阵门”,也被用来压制敌人炮兵火力。在水战方面,明军将以红夷大炮为核心的炮击战术和以火箭、火砖等为核心的纵火战术有机融合,不断完善,推动了侧舷炮舰与炮击战术的协同发展。晚明时代围绕红夷大炮展开的水陆新战法,是西洋军事技术与中国军事传统相结合的产物,体现了中西合璧的战术特征,彰显了中国军事的创新能力和整体活力。

重审晚明:从文人士夫的知识世界谈起

“晚明文学”的图景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在古今中西的参照系中,被赋予与现代性接榫的近世性特征。这幅图景为反思五四以来的学术模式提供了样例,也成为重审晚明文学文化的契机。重审的目标在于将该时期出现的种种变化,还原至当时文化与社会的前后关系中,聚焦于古典人文学术,探求晚明文人士夫的知识世界及其背后的思想范型。这一知识世界承续自明中期,因复古的价值导向与私人刻书业等物质性条件,而有系统之变,令相关生产与传播产生诸多新特点。将晚明与前后时段联结起来作长时段考察,还促发我们重新思考复古运动与性灵思潮的关系、从文章博学到考据学风的变易路径等一系列问题。

晚明商业出版研究新颖之作

晚明商业出版的迅速发展是人们研究此期印本书籍的社会文化意义不可忽视的方面。近年来,人们已不再局限于对晚明的印刷与出版进行文献史或技术史层面的分析,开始探讨晚明商业出版与思想文化、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由国际汉学界知名学者周启荣教授撰著的《中国前近代的出版、文化与权力(16—17世纪)》(商务印书馆2023年6月出版)是晚明商业出版领域的研究成果。此书运用新文化史理论来检视晚明印刷与艺文生产之间的关联,视角新颖、见解独特、逻辑严谨,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晚明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中晚明诸名家文学创作工夫论概述

中晚明文学工夫论或承于传统的文学艺术工夫论,或根于朱熹格物致知之工夫论,或鉴于王学致良知的工夫论,或源于禅宗明心见性的工夫论,或合孟子的“知言”“养气”工夫为一体。如李东阳、王世贞、胡应麟、许学夷等人的文体工夫论重视学养、强调对文体规范、篇章字句之法的掌握;唐顺之、李贽、袁宏道等人的文学创作主体工夫论指向心性的修炼、知识的效用,主体精神的大解脱;王阳明倡导在心性本体上下工夫,至刘宗周、黄宗羲等则主张以工夫作为“存养”身心锻炼的本体。这亦势必影响其文学创作观念。充分认识中晚明诸名家文学创作工夫论的价值,对重新建构与阐释明代文学批评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为“颓废”正名:对中国自身现代性的探寻——兼论《颓废审美风格与晚明现代性研究》

颓废是一个研究中国现代性的重要概念,在经历了从“颓加荡”到“颓废”的理论旅行之后,在审美风格意义上成为晚明现代性的表征。国内学者对颓废审美风格与晚明现代性的研究,既是探寻中国自身现代性的过程,也是为“颓废”正名的过程。作为中国现代性的逻辑起点,晚明颓废审美风格也是中国现代性的文化表征之一。基于晚明现代性研究的理论困境,以颓废话语来阐发晚明现代性,既可晚明为中国现代性逻辑起点的正当性,又明确回答了中国自身现代性的起源问题。

书院讲学与晚明理学传播——以“东林书院网络”为中心的考察

晚明是理学传播较活跃的时期,书院是理学传播的重要场域之一。晚明书院学人秉承修正儒脉的立说宗旨,思考理学传播中淑世精神的传递,通过讲会、结社等方式在书院或书院之外弘扬己说,构建传播网络,形成了以东林书院为代表的多个波及全国、影响社会深层结构的学派群体,对晚明清初学统构建和学术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

晚明民窑青花瓷文人化的艺术社会学分析

晚明是民窑发展的黄金期,这一时期民窑青花瓷深受文人造物思想的影响,呈现出文人化的发展趋势。民窑青花瓷的文人化发展不仅体现了当时文人的艺术思想,还反映出他们的生活面貌和道德理想,更可以透过民窑青花瓷这扇窗户,了解晚明的生活文化、物质文化、文化思潮以及社会发展状况。

晚明民歌小曲兴盛之成因探析

民歌小曲被明人称为“我明一绝”,尤其兴盛于嘉靖万历至明末时期,这是受到晚明社会和文化环境影响而产生的结果,与晚明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当时的政治状况、社会风气、价值观念、哲学和文艺思潮等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因素密切相关,亦有赖于当时市民和商贾阶层的兴起、通俗文艺的流行、文人的大力推动、乐妓的演唱传播,这些诸多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了晚明民歌小曲的繁荣兴盛。同时,晚明民歌小曲的广泛流传,也对晚明的社会思潮和文艺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论晚明进士曲家的役籍、仕宦与戏曲编创之关系

晚明时期是中国古代戏曲发展的又一高峰,大批具有进士身份的文人参与,是这一时期戏曲繁荣的重要因素。进士是文人集团的核心群体,具有独特的政治文化身份和审美能力,他们涉足剧本的编创和消费活动,使晚明戏曲呈现出独特的文体风貌与时代特色。对晚明进士曲家的役籍与仕宦这两个群体特征的统计分析,寻绎进士参与戏曲编创的原因,探析进士戏曲编创的规律和特点,可以更清晰地观照到进士曲家对晚明戏曲创作的独特贡献。

晚明戏曲家佘翘交游与创作探赜

晚明皖南曲家佘翘有传奇《量江记》存世。在《量江记》中,佘翘倾注其“屡上春官不第”的文人心境,透露出对晚明时代新兴的人文思潮的接纳与思考。通过考证其交游、细读其作品,能够窥探当时文人的思想变迁,发掘他们相似的话语空间与潜层逻辑,对廓清这一时期皖南文人之面貌亦有所裨益。

晚明中国契税征收中的控制权分配与组合——以明万历十八年至十九年的北京契税制度变迁为例

晚明北京契税征收存在两种矛盾:契税收支的严重不平衡,以及北京契税专属宛平、大兴两县管理与“查考之权”不属两县的矛盾。明万历十八年宛平新任知县沈榜捕获假印匿税犯人的突发事件将这些矛盾暴露在他和巡视北城御史邵以仁、顺天巡按御史荆州士、户部尚书石星、吏部尚书宋纁、都察院左都御史李世达、万历皇帝等人面前,并触发了他们的社会行动。这些社会行动围绕北京契税征收过程中控制权的分配与组合,最终导致北京在万历十八年契税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关于契税征收过程中控制权分配与组合的独特制度。本文在理论上将控制权理论与过程制度主义整合起来,在经验上填补了晚明北京契税征收的研究空白。

晚明多元思潮下傅山书法艺术的审美意味

晚明时期,随着社会思潮的变迁,我国艺术领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创新与变革。不同时期的艺术作品,往往能够反映出特定时代下的美学思想。在明末时期,书法领域得到了快速发展,而傅山正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傅山的书法作品,既有深厚的传统底蕴,又充满了创新与突破,创造了独具个人特色的书法艺术。对其书法的深入研究,能够让人更好地理解那个时代的美学追求与艺术风格,从而为现代人提高自身审美品位带来新的启示。

晚明园林美学的生活范式转向与政治重构

晚明园林美学在总体规划和空间布置上转向注重实用功能和满足享乐欲望的生活范式。结合阳明心学取代程朱理学主宰地位的思想史视野,晚明园林美学的范式在心—物关系上表现为顺应和直接性的关系,同时将物欲和感官纳入了道体的范围,逾越阳明心学设想的日用转向的限度。在身—道的关系中,欲望和日常性分别成为道体所容纳的新内容和新场域,由此道统在治统关涉的范围之外创构独立于“得君行道”模式的生活空间。园林美学创构的生活空间,是一个治统缺位的自治性场域,以间接的方式削弱皇权的符号威望和影响力,这是一种弱势的审美政治批判。

儒学的身体转向及其文明史意义--重思晚明儒学中的泰州学派

以儒学身体观为线索,从文明史和儒学史的交互视野,可以看到儒学在晚明时代发生了一次“身体转向”,即从以心为本转到以身为本,这种转向不只是内容上的修补,更是结构上的变革。由此可见以王心斋为核心的泰州学派在儒学史上的独特意义,及其在现代性叙事中的文明史意义。从“心本”到“身本”的结构转换,与西方文化中从意识到身体的转换有类似之处,但二者也有差别。从以身为本的一体感应论逻辑中,可以发现关于现代性的另一种叙事,即关于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儒学方案。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晚明科技翻译家行为研究

晚明时期,随着诸多西方科技经典著作的传入,开明的士大夫阶层纷纷学习并翻译西方科技知识,催生了晚明科技翻译家群体。晚明科技翻译的目的不仅仅停留在翻译语言层面,更是为了实现中西科技思想的会通。同时,晚明科技翻译又具有时代色彩。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从“翻译内行为”和“翻译外行为”两个方面解读译者行为,不但关注译者语言层面的行为,而且考察译者的社会性。本文在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解读晚明科技翻译家的翻译行为,并以科技翻译先驱徐光启为例,分别从“翻译内”的语言层面,“翻译外”的译材选择、翻译动机以及翻译宗旨等方面解读其翻译行为,以期通过对徐光启翻译行为的个案分析,获得晚明科技翻译对当代科技翻译的一些启示。

被身份重构的晚明士人:主体觉醒与美学转向

在晚明,身处动荡与危机中的士人群体已然开始摆脱时代政治伦理结构及其空间的束缚,致力于营构主体化美学生活。在政治变动与经济发展的双重影响下,晚明士人在文化、艺术、工艺等领域促进了新观念、新学术、新思潮的不断发展,最终催生了晚明士人主体美学意识的深度觉醒,形成了全新多元的、生活化的主体美学新转向。

晚明黄淮岁修河费的创设与维持

明代中期之后,河工物料、夫役逐渐折银,河工经费由工部都水分司量用编派,州县征收,总贮于府级银库。万历八年,潘季驯等人在完成两河大工之后,创设了定额3万两的岁修银,由盐运司、钞关及其他省份协济,贮存于淮安府库,用于黄淮交汇地区的河道疏浚和堤防修筑,并规定了严格的经费支领、工料买办程序。万历中期,岁修河费的来源转而以漕粮附加税为主,依赖田赋收入和其他河工经费来维持定额。明末,在河道大工及其他国家应急财政的冲击下,年例岁修的惯例逐渐被打破。晚明黄淮岁修制度的主要意义,在于通过确立定额的、可核算的岁修银支用项目,协调各层级官府之间供给河工的财政责任,保障河道常态维修的财政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