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看中国式现代化

以“抽象的普遍性”和“绝对的特殊性”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都会陷入知性思维的误区。要准确理解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与中国特色的关系,就应该辩证理解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从马克思的“具体的普遍性”的思想入手进行考察。这既有助于深化我们对现代化的共同内涵及必然性的理解,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我们必须走自己的路”以及“为什么我们能够走自己的路”两个重大问题。我们不能够把现代化简单地等同于西方化,因为我们有自身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基本国情,这决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赓续和更新中华文明。但这不是对特殊性的片面强调,而是将中国式现代化置于世界历史的定位中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理论原则和自主探索具有普遍性,拓展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自主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探索更好社会制度提供了中国方案,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

论现代化的普遍性的具体性——基于中国现代化史的哲学思考

我们今天重提现代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问题,旨在探究21世纪现代化的底层逻辑。这是有关现代化的本质问题,需要通过研究现代化的普遍性的具体性来解答。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现代化史具有典型性。中国现代化史包括了中国现代化的三种模式:一种是以鸦片战争为历史起点的中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一种是以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为历史起点的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一种是以20世纪80年代为历史起点的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这三种模式的产生与世界历史的变化相联系,体现了中国现代化与世界历史之间的动态联系。这三种模式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内容和形式清晰地呈现了现代化的普遍性从单一走向多元的过程。现代化的普遍性离不开现代化的特殊性,而现代化的特殊性的意义就在于消解现代化的普遍性的单一性和抽象性,使现代化的普遍性在扬弃自身的单一性和抽象性中获得自身的具体性。在当代,这种普遍性的具体性是以世界历史的偶然性机制构成的,从而证明:一方面,世界历史的偶然性机制是21世纪现代化的底层逻辑;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化史的典型性也充分地展示了中国现代化的普遍性的内容和特点。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对外反应与自身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新时代的一个重大论断,对于这个论断需要从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来认识和理解。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中国实力的变化不断调整对西方的认识和相互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理解中华民族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当前,崛起的中国和作为整体的西方需要在交流互鉴中不断增强相互的认识和了解,为建设更加开放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共同努力。

具体普遍性视域下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四维审视

“新的文化生命体”概念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创新,是“第二个结合”的具体运用,彰显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守正创新,以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马克思具体普遍性思想为阐释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内涵实质、历史底蕴、实践基础、价值意蕴提供了哲学视野与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有契合性又有差异性,二者的交织耦合构成了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成前提。新的文化生命体既体现着中华文明历史穿透力的纵向延伸,又揭示出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横向拓展;既融合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历史实践,又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型的价值转换;彰显了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创造了兼有“中国特色”和“世界共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本质主义普遍性的拒斥----《庄子·齐物论》第12节解读

庄子对“物之所同是”的拒斥和否定,显示了与孟子肯定“心之所同然”的不同意蕴。庄子否定认知主义的普遍性,其实质是否定了本质主义的普遍性。但庄子并没有否定普遍性本身,而是捍卫了个体主义普遍性,即个体自由生存的普遍可能性。与孟子的本质主义普遍性相比,庄子的个体主义普遍性更为契合当代政治哲学的自由向度。

论齐泽克对黑格尔“具体普遍性思想”的改造

以否定性为中介而形成的具体普遍性思想是黑格尔辩证法体系的本质与核心,也是齐泽克分析和重构作为“例外”的具体普遍性的重要思想根基。在齐泽克的思考里,黑格尔的作为中介环节的否定性经由拉康的“想象界、象征界、实在界”的三元构图被解读为绝对否定性;在将否定性阐释为绝对否定性的基础上,黑格尔以否定性为中介形成的作为统一性的具体普遍性被齐泽克把握为作为否定之断裂的“例外”的具体普遍性;齐泽克进一步从政治层面完成了对“例外”的具体普遍性思想的落实,强调新无产阶级作为“被排斥者”乃是这一作为“例外”的具体普遍性的政治主体。齐泽克对黑格尔的拉康式解读虽然有助于激活黑格尔具体普遍性思想中的因素,却也存在部分误读,需要进行批判和反思,以进一步审视其内在困境。

发明“花街”与“北京”之外的普遍性世界——徐则臣小说论

作家徐则臣在他的小说地图中建构了一个从“花街”到“北京”,再出发“到世界去”的系列叙事,反映了一代人的精神结构变迁。本文尝试打通徐则臣的小说世界,在“离去—归来—离去”的小说叙事模式中对“花街”“北京”和“世界”三重空间进行整体性观照。作家正是经由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地方经验的“花街叙事”和“北京叙事”,发明了一个“到世界去”的普遍性世界,弥合了存在于“花街”与“北京”等不同生活世界之间的文化鸿沟。

公共理性的普遍性何以可能:问题导向的时代方案

当今世界的交往关系正面临两个方面的冲击:第一,数字化新媒体的广泛应用挑战着传统公共领域普遍交往的模式。第二,多样化的全球性问题亟待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共同解决。在此过程中,新型公共领域的产生和发展客观上要求人类在更大范围上求同存异、凝聚共识,客观上使公共理性的普遍性论证及其实践方案成为当代政治哲学的研究主题。要廓清这一问题,应当深入公共理性的概念内涵,以对话伦理的反思与重构为目标,针对数字化的政治公共领域发展现状,提出一种立足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时代方案———以问题为导向的公共理性。

具体的普遍性与无实体的主体性——论齐泽克对马克思无产阶级理论的拉康——黑格尔式阐释

当代西方左翼学者齐泽克通过对拉康与黑格尔的互文式阅读,创造性地阐释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理论。就无产阶级被排斥在市民社会之外而言,无产阶级体现了具体的普遍性,是划杠的主体($),即无内容的形式;就无产阶级是纯粹的劳动力而言,无产阶级是无实体的主体性,直接与作为资本的货币相等同,是对象a,即无形式的内容。齐泽克将批判的焦点集中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上,拒绝将共产主义理解为无产阶级在革命行动中重新占有异化的实体性内容。齐泽克的最大贡献是:为经典无产阶级理论注入了拉康主义精神分析资源,回答了无产阶级何以具有最彻底的革命意识(死亡驱力)。但对其中存在的误读之处,我们也要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

多元性与普遍性的弥合--章太炎以“齐物”解构“公理”的后果

章太炎在与《新世纪》派论战的过程中,深感“公理”对于个体的压制。他从“公理”观念形成的认识论基础与话语霸权两方面对其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以“齐物”思想取代“公理”的观点。为了避免“齐物”观念同样面临从认识论层面被解构的风险,他将“齐物”的合法性建立在否定名相以体证“真如”的基础之上,然而这却致使其价值指向徘徊于多元性与普遍性之间。章太炎最终以当下历史情境中的“人民”弥合了二者之间的裂隙。因此,“齐物”思想的价值指向并非多元或者普遍,而是回归于“人民”这一历史主体之上。

《活着》叙事艺术中“普遍性”的呈现研究

本研究旨在探讨余华的小说《活着》中所呈现的叙事艺术中的“普遍性”。通过分析小说中的叙事技巧、主题和人物塑造,本文试图揭示这部作品如何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展现出普遍适用的人性和情感。研究发现,虽然故事背景是中国内地的历史事件,但小说中的主题和人物经历却具有普遍性,能够触动读者的共鸣。作者通过细腻的叙事技巧,成功地将一个家庭的苦难与坚韧转化为普遍的文化和情感经验,使其成为一部具有广泛吸引力的文学作品。

本·德鲁德:普遍性和特殊性——全球城市比较的新视角

2024年5月30日,比利时鲁汶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研究中心主任本·德鲁德教授在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发表了题为“比较城市主义”的报告,德鲁德教授提出了城市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命题,强调在比较城市时需平衡二者。他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这一主题,并提出五种城市比较研究的范式,包括个性化比较、普遍化比较、变异发现比较、包容性比较和情境城市主义。通过具体案例,德鲁德教授展示了这些方法的应用。

论中国对普遍性人权道路的诠释和引领

主体向度的普遍性是人权概念的重要方面,《世界人权宣言》的通过标志着普遍性人权概念的正式成型。有别于美西方人权保障的特定范围化表露,通过增进国内人权的体系性充分实现、援助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实现民族自决权与发展中国家实现国家发展权、倡导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等形式和途径,中国正以言行一致的大国担当形象在世界范围内诠释着中国在人权观念认知上的“名实相副”和实践担当上的“知行合一”,中国已然实现了从人权概念的跟随者到普遍性人权概念的引领者地位的角色转变。“德不孤,必有邻”,中国对普遍性人权概念的诠释和引领必将为人类文明的发展铺设一条人类人权保障的“康庄大道”。

语言普遍性视角下的从时间义到因果义演变——以since、“于是”为例

在表现形式各异的语言中,蕴含着各种普遍的规律。这些规律的存在使得语言的变化虽千变万化,却不离其宗。英汉语言中的since、“于是”两词的语义都经历了从时间义到因果义的演变,展示了语言演变的普遍性。同时,在演变为因果义之后,这两个词也表现出了一定的独特性。因此,该研究从语言的普遍性视角出发,选取since、“于是”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对比研究。文章探讨了这两个词从时间义到因果义的语义演变、演变后的特征以及演变的原因,旨在丰富语言的对比研究,并为语言学习者提供一定的借鉴。

《活着》叙事艺术中“普遍性”的呈现分析

余华是中国先锋派小说的领军人物,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语言特色使其在文坛脱颖而出。他的代表作《活着》展现了一种艺术化的普适性,通过历史变迁背景下的个体命运,揭示了人类生存状态的普遍性,福贵这一角色也展现了生活的本质特征。对《活着》叙事艺术中的“普遍性”特质进行分析,有助于读者直观感受作品的深远影响与内在价值。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逻辑——基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原理

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性在于它是属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具有世界现代化的普遍性特点;另一方面,它是在中国的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中解决现代化所面临的问题所形成的,具有独立自主的特殊性;二者是辩证统一、一体两面的关系。

天经·地义·人情:具体普遍性的结构

普遍性是现代最具基础性的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它被理解为超越论背景的绝对普遍性。这种绝对普遍性固然具有从等级性秩序中解放的潜能,但同时也因为设置了每一存在者与绝对者的同等距离而带来了均质化的后果。同时,由于意义被建立在与绝对者的唯一关联中,因而绝对者由于其吞噬性和支配性品质,导致人成为去宇宙化、去政治历史化的孤独个体以及宇宙论层次上的虚无主义。在绝对普遍性得以构建的视域即绝对时间被节奏时间取代的世俗时代,具体普遍性的构建有了基础,儒家思想中的天经、地义与人情构成具体普遍性的三个相互渗透的维度。天经并非抽象的普遍性,而是使天地间万物各自生存节律的交织叠构得以可能的复合境域,也是天空、大地万物与人类社会遵守的共通节奏和律则;地义是基于地方性或风土性的适宜性原理;人情则是人的意识、情志、好恶等因素构成的共同倾向。天经、地义、人情三者的互补、交织与共构,构筑了既具普遍性,又接地气,同时又有活力的具体普遍性。具体普遍性的意义在于,既避免了绝对普遍性及其单一性、均质化、虚无化后果,同时也为多样化、差异性、共生性的秩序提供了根据。

普遍性怀旧与新东北文艺的发生

为什么是东北?当不断有类似的声音在东北内外频频响起时,关于东北和东北文艺的问题,也就有了区别于地方性书写或地域作家群等文学命题的单一属性,从文艺、时代和社会历史的疑问与反思中,获得了超越“文学地方感”的普遍性结构。也就是说,在那些描述小之住所或大之宇宙中,人与身体、思想、精神之间的关系,除了表现出东北在现代中国的重要历史时刻,与当下滚烫的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复杂的情绪景观和精神现象,更关系到时代的文化心理。

道德普遍性是生物进化的产物吗?

生物进化论者和支持进化论的哲学家主张人类社会的一些固有道德倾向和道德准则都是进化适应的结果。但道德相对主义者强调不同文化和社会环境中所塑造的道德存在巨大差异,反对进化能产生单一、普遍性的道德标准。现有的进化伦理学观点表明,道德行为和具体道德准则都经历了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部分基因和神经系统的进化引起了道德行为在人类种群中的发展。可以说,道德行为的扩散是扩展适应的结果,而道德规范的形成又源于道德行为在文化群体内的传播,将道德视为一种用于规范行为的扩展适应工具,能够为道德的普遍性提供合理的辩护依据。

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普遍性及其世界历史意义

现代化的普遍性是指现代化具有普遍的人类性,是世界历史进程的必然趋势,是走向人的解放的必经的阶段,但资本主义在开创现代化的进程中却又不断地以自身的特殊性消解着现代化的普遍性,从而使20世纪以来的世界现代化进程表现为一个相互矛盾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独特的民族形式以及其在独立自主基础上融入世界历史进程以吸收现代性人类文明形态的积极成果的途径,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使中国式现代化突破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现代化的抽象普遍性理解。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使之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得以呈现出来。当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其民族性的形式呈现出来,即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呈现出来之时,则意味着中华民族作为“世界历史民族”在特定的阶段上承担起其世界历史任务,从而获得并展开由之代表的普遍性。从文明形态的视角来说,就意味着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