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曹禺的《雷雨》到莫言的《鳄鱼》——中国现当代作家对命运的根本思考

1930年代,曹禺的《雷雨》一举确立了中国现代话剧的经典意义和文学史地位,尤其是《雷雨》《日出》《原野》等剧作以紧张激烈的戏剧冲突使现代话剧获得了广大读者和观众相当程度的认同。将近一个世纪以后,莫言《鳄鱼》的出现,再次引发了人们对话剧艺术的思考,人们清楚地看到,从曹禺的《雷雨》到莫言的《鳄鱼》,有一种一以贯之的追求,那就是剧作的根本冲突不仅在于剧情本身,更在于人的命运、人的欲望及其局限的永恒冲突。这里的“人”,是剧中人,也是剧外人,是作家,也是读者和观众。从《雷雨》到《鳄鱼》,不仅仅是话剧写作,不仅仅是舞台表演,也不仅仅是社会批判,而是在更深层次上的人性批判。

人类学的自觉与诗学正义的牵引——论曹禺《北京人》的创作和修订

曹禺的剧作各有特点,各有所长。如果说《雷雨》被看作曹禺最成功的一部戏,那么《北京人》则被公认为其成就最高的一部戏。《雷雨》《日出》《原野》三部戏,都是曹禺二十多岁时创作的,剧情时间短,情节节奏紧张,戏剧冲突鲜明,情感基调激越,到了《北京人》一剧,剧情时间拉长到三个月,激烈的情绪转成内敛的情调,整部戏突出由秋入冬的萧杀、沉郁的氛围。

曹禺《日出》“戏剧二版”之谜——兼及新文学作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修改本的文学史和文化史意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具有较高社会、政治地位的新文学作家,其作品大多存在重大修订,版本情况颇为复杂。尽管现当代离我们如此之近,但一些版本资料已经进入到一个说不清楚的阶段。同时学界对这一时期的修改本大多采用“忽略不计”的态度。本文通过对围绕曹禺《日出》“戏剧二版”的诸多疑问的讨论,力图展现诸修订版本生成过程背后隐含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闻出版机构以及文化组织结构的变动,探讨新文学作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修改本的文学史、文化史意义。

论“位格”与曹禺戏剧人物的个体精神

“位格”这一西方文化概念,是指人具有个体独立性,能自由把握自身的本质力量。在儒道佛文化辐射下的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鲜少出现具有“位格”的文学作品与个体形象。“五四”运动之后,“位格”在曹禺的戏剧创作中得到体现,填补了中国知识分子探求个体精神的实践空白。曹禺在其戏剧代表作品《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中,便充分发掘了典型人物的个体精神,表现了人物的“位格”属性与人物在“位格”缺失下的精神状态。

论曹禺经典话剧的意象构成

作为中国话剧的翘楚,曹禺凭借《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等经典剧作让人望尘莫及。爬梳曹禺经典剧作,其中的诗意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而与其直接相关的意象研究同样不容忽视。如果可以对曹禺经典话剧作出宇宙意象、自然意象、人文意象的界说给予纵横,那么,爬梳曹禺经典话剧的象征、暗示、隐喻、渲染、对立统一、简义串联、复义叠加等意象构成的艺术技巧,似乎可以更好地认知曹禺对于生命的理解和对身边世界的体悟,也能更有效地领会曹禺经典话剧别具一格的艺术魅力。

从《北京人》看曹禺戏剧的“契诃夫色彩”

契诃夫是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界的泰斗,契诃夫给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带来深远影响。其创作了《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樱桃园》等经典剧作而享誉世界。他以精妙的笔墨生动地刻画了俄国百姓的普通生活,一字一句间饱含着对底层人民的关切和怜悯。曹禺是中国现代戏剧的杰出代表,其代表作有《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被誉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日出》是曹禺首个体现“契诃夫色彩”的剧作,在该剧的创作过程里,曹禺进一步吸收了契诃夫式戏剧风格的精华,并在之后的《北京人》中,“契诃夫色彩”展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契诃夫和曹禺同处于时代更替的过渡时期,他们作品都从社会变更的细节出发,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主题,正因为如此,《北京人》也获得了更深层次的研究价值。本文从象征手法、生活化氛围的营造和人物形象塑造三个方面探究了曹禺戏剧《北京人》中的“契诃夫色彩”。

论曹禺创作中的知识女性形象——从《雷雨》到《北京人》

曹禺是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剧作家之一,他推动了话剧这一外来艺术形式在中国的成熟。对知识女性角色的塑造是曹禺的创作特色之一,本文从蘩漪、陈白露、愫芳三位知识女性出发,分析曹禺笔下的知识女性在封建社会中的困境,以及随着剧作家创作思想的转变,三位女性由妥协开始寻求幸福的出路的转变。

曹禺戏剧结构论探析

在常年的表演专业教学当中,有一门课程为“名著片段剧”,我们会选择《雷雨》《日出》《原野》等经典戏剧作品当中的段落,作为教学排演的选材。受西方戏剧理论的影响,曹禺的代表作品中,很明显存在“三一律”的特征。但他的戏剧又不局限于“三一律”,并且为了打破这种创作上的因循,进行了新的探索和尝试。他的这种探索和尝试有其内在及外在的动因。

曹禺戏剧艺术风格研究分析

作为中国伟大的剧作家和文学家,曹禺先生的作品具有强烈的变革性。其早期作品如《雷雨》和《原野》展示了艺术家对生活和伦理的不懈追求。而在随后所创作《日出》等作品中,叙事技巧和创作思想的变化给曹禺的戏剧作品带来了新的关注。无论是戏剧还是其他艺术形式,曹禺都以细腻的情感和丰富的技巧在其中游走。但无可否认的是,相较于部分剧作家的高产、稳定,曹禺先生的创作高峰并不持久,这也给现代戏剧创作留下了巨大的遗憾。本文分析了曹禺戏剧艺术风格的相关研究,在总结有关研究成果的同时,对曹禺戏剧的风格特点发表了一些看法。

曹禺作品中的女性悲剧

曹禺先生作为19世纪30年代社会问题剧的高产作家,其作品《雷雨》《原野》《日出》以及《北京人》通过对突出的社会问题的集中反映,体现了身为一名剧作家对中国旧时代女性自身悲剧命运的深刻思考。基于此,本文以《雷雨》《原野》《日出》《北京人》四部作品为例,从社会对女性的规训、女性觉醒的悲剧、悲剧的人、人的悲剧三个方面来进一步分析当时社会的悲剧和女性的悲剧。

论曹禺早期戏剧中的“虚化反派”

本文从戏剧角色的维度分析曹禺早期戏剧中“虚化反派”角色的运作机制及其背后的创作心理,溯源戏剧的“神秘感”和悲剧性。曹禺的早期剧作中均存在“虚化反派”角色,其以不在场胜似在场的形式,将近乎所有角色引向各自悲惨的结局。“虚化反派”的角色设置是曹禺在时代语境下的无意识书写,其扎根于曹禺忧郁的性格底色和信仰缺失的精神状态,映射着曹禺的心灵困境,即挥之不去的“心魔”阴霾。

曹禺剧作中黑暗意象的延续与个性化塑造

《雷雨》《原野》《日出》《北京人》是曹禺戏剧创作的代表,它们中出现的典型黑暗意象有四个,分别是关着窗户的房子、黑夜、雷雨和黑森林。这些意象在反映社会影响下作家普遍性压抑心理的同时,又体现出曹禺个性化的意象群塑造特点。同时,剧作中的黑暗意象与光明意象并不是二元对立的,黑暗具有生与死的双重意味。黑暗和光明构成了曹禺的生命意识,体现了他对原始生命活力的追求和对黑暗的反抗。

话轮转换理论视域下超克图纳仁剧作《金鹰》与曹禺剧作《原野》的比较研究

话轮转换理论是戏剧文体学研究新的理论方法,该理论通过分析戏剧对话使戏剧人物、戏剧情节、戏剧冲突以更加客观的方式呈现出来。传统的文学批评往往是批评者的主观评价,缺乏客观和量化论据的支撑,而戏剧文体学话轮转换理论的定量分析模式有助于弥补这种不足。利用话轮转换定量分析框架,将超克图纳仁的代表作《金鹰》与曹禺的代表作《原野》进行对比分析后发现,二者在人物形象塑造、情节结构安排、主题思想表达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超克图纳仁在创作《金鹰》时受到曹禺文体影响的实例反映了中国戏剧文学在文化方面的交往交流与交融。

现代性视野下曹禺戏剧的疾病书写研究

在多数作家笔下,疾病往往预示着旧时代的崩坏、旧式人物的灭亡,“各种旧式人物,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对于社会的某种游离和边缘状态,他们都无法在社会的潮流中寻找到他们的位置,疾病都是他们生存状态的外在表现。因此,疾病和死亡作为‘旧’的象征,也无可辩驳地成为有利于现代性认同的书写工具”[1],然而在曹禺笔下,疾病往往与现代性人物相伴而来,成为现代性的某种特质——身体雄健却精神低幼,精神疾病反而带有进步意味。

回望高峰 致敬经典 第五届中国(潜江)曹禺文化周开幕式暨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团“送欢乐下基层”文艺演出举行

曹禺故里喜迎嘉宾,戏剧之都星光灿烂。9月24日晚,第五届中国(潜江)曹禺文化周开幕式暨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团“送欢乐下基层”文艺演出在曹禺大剧院举行。本届曹禺文化周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潜江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万钢通过视频致辞;湖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蔚盛斌讲话并宣布开幕。

中国传统文化对曹禺戏剧创作的影响

曹禺先生是我国杰出的现实主义戏剧大师,他在戏剧创作过程中不仅善于汲取西方戏剧理论精华,同时他又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中成长起来的戏剧家,他的戏剧创作同时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他剧作中对家庭氛围和家庭成员关系的描写以及对父权秩序的不满和挑战,是受到幼年家庭文化的影响;他在塑造女性人物形象和构筑戏剧氛围时,又借鉴并浸润着中国传统戏曲的文化精髓;他对“仁”这一品质的不吝赞美,对善恶因果论的重视以及对原始人性的肯定和赞扬,则体现了他对中国传统儒释道文化的理解和运用。

摹仿、挽歌与舞台的氛围——重读曹禺《北京人》

曹禺的《北京人》一直被认为是其巅峰之作和“炉火纯青”之作。在经过了80年的时间考验后,依然是一部公认的经典剧作。这部剧作具有一种勒内·吉拉尔所说的“摹仿性竞争”,也体现了东方化的美学特征。像《雷雨》《原野》中传统的中国元素一样,在《北京人》中,更有一种为中国封建文化奏唱挽歌的意味,这种挽歌是通过舞台的氛围来渲染的。在《北京人》中,显示出的道具和布景如曾文清的鸽子、字画等,最为完备。本文试图在重读经典的背景下来分析曹禺的《北京人》。

论曹禺未完成的多幕话剧《桥》

结合时代语境、创作缘起和戏剧情节来看,曹禺《桥》的创作意图和主题并非通常认为的表现“官僚资本家和民族资本家的斗争”,而是讴歌抗战时期的工业建设。《桥》取材于抗战时期后方的钢铁生产,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见的正面表现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长篇叙事作品,并成功贡献了官僚资本家、工程技术人员两种新的人物形象类型,在结构布局、语言运用等方面也比较成熟。《桥》的未完成,是曹禺本人“很大很大的遗憾”,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遗憾。

存在主义视野下的曹禺戏剧主题研究——以《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为中心

《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触及了存在主义哲学的诸多基本主题。《雷雨》时期,曹禺从感性层面探究了个体存在于世的荒诞体认,并于宗教意义上安置了个体的“被抛”绝望。《日出》更多地从认识论层面将此在荒诞性的“何以为此”导向了“公众意见”对个体独立性的把持与损害,《原野》同样在认识论层面将此在存在荒诞性“何以为此”导向了个体存在的“自欺”“蒙蔽”状态。《北京人》中,曹禺在认识论层面区分了“本真”与“非本真”两种生存状态以及“自欺”与“自为”两种存在选择,在方法论意义上坚定了此在带有革命意味的“自为”选择,并完成了自身由沉思者向行动者的跃进。

曹禺《原野》中的听觉叙事

曹禺的戏剧作品《原野》包含大量听觉叙事的表达,主要表现为多种听的行为、由人物对话连缀而成的声音事件、饱含内蕴的声音景观等,它们共同渗透进作者的艺术构想中。《原野》里主要有偷听和幻听两种听觉类型,偷听行为的发生可令读者更清晰地认识到人物的心理和地位处境;文本中的幻听多产生于人物因精神紊乱而引发的主观臆想,但其对于纾解人物自身的心理痛苦反而有一定作用。剧作中以火车声和镣铐声为主的声音景观,具有象征意义,品析由它们搭建起的听觉空间,利于读者把握人物心理走向,体会剧作者的创作思想。《原野》中的听觉叙事构成了推进文本空间演进的动力,也参与到对人物的创构中,且有效弥补了视听感知之间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