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弹性对服刑人员亲社会行为倾向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研究选用心理弹性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生活定向测验、亲社会行为倾向量表对568名男性服刑人员进行调查。通过相关分析、中介及调节效应检验发现:(1)服刑人员亲社会行为倾向与服刑次数显著负相关;心理弹性正向预测服刑人员亲社会行为倾向,生活满意度在两者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2)乐观性对心理弹性与亲社会行为倾向的关系及生活满意度与亲社会行为倾向的关系有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亲社会行为倾向与服刑人员再犯罪有重要关系,心理弹性对服刑人员亲社会行为倾向有促进效应,生活满意度和乐观性在两者关系中分别起中介和调节作用。

男性重刑服刑人员焦虑抑郁情绪与社会支持及心理弹性的关系

目的:探讨男性重刑服刑人员焦虑和抑郁与社会支持的关系以及心理弹性在其中的作用。方法:选取某男子重刑监狱的192名服刑人员,采用社会支持量表(服刑人员版)、心理弹性量表(CD-RISC)、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进行评估。结果:样本的社会支持量表得分与SAS、CES-D得分均呈负相关(r=-0.23、-0.24),与CD-RISC得分呈正相关(r=0.25);CD-RISC得分与SAS、CES-D得分均呈负相关(r=-0.24、-0.31),均P<0.01。心理弹性在社会支持与焦虑和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效应值分别为-0.04、-0.06,占总效应的22.2%、33.3%。结论:男性重刑服刑人员社会支持与焦虑和抑郁关系密切,心理弹性可能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家庭亲密度对服刑人员犯罪态度的影响:相对剥夺感与心理健康的链式中介效应

目的:探讨家庭亲密度和服刑人员犯罪态度的关系以及相对剥夺感和心理健康在其中的作用机制。方法:采用家庭亲密度量表、犯罪态度问卷、相对剥夺感问卷和一般健康问卷对216名服刑人员进行调查。结果:①相关分析显示,服刑人员家庭亲密度与其相对剥夺感、一般健康、犯罪态度均显著相关(r=-0.355,-0.358,-0.478;P<0.001);服刑人员相对剥夺感与其心理健康、犯罪态度显著正相关(r=0.409,0.541;P<0.001);服刑人员心理健康与其犯罪态度显著正相关(r=0.457,P<0.001)。②相对剥夺感(β=-0.64,P<0.001)和一般心理健康(β=-0.21,P<0.01)在家庭亲密度和犯罪态度间的单独中介作用显著;③相对剥夺感与一般心理健康在家庭亲密度和犯罪态度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显著(β=-0.1153,P<0.001)。结论:家庭亲密度不仅可以通过相对剥夺感和一般心理健康的独立中介作用影响犯罪态度,还可以通过相对剥夺感、一般心理健康的链式中介效应影响犯罪态度。本研究有助于理解服刑人员的犯罪心理机制,为犯罪预防和干预提供依据。

男性服刑人员自杀心理发展过程的定性研究

目的:探讨男性服刑人员“自杀意念-行动”的心理发展过程,为服刑人员的自杀预防与干预提供依据。方法:选取自我报告或监狱民警评估存在自杀风险以及自残自伤自杀史的男性服刑人员35名进行深度访谈,运用扎根理论对资料进行编码,探索服刑人员从自杀意念产生到自杀相关行动的演变过程及影响因素。结果:服刑人员从自杀意念产生到采取自杀相关行动可分为累积环境效应之“种子”期(阶段1)、自杀意念“萌芽与发展”期(阶段2)、行动策略选择期(阶段3);整个过程主要涉及情境风险因素、负性心理体验、心理风险因素与心理保护因素4个维度。结论:服刑人员的自杀心理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自杀干预应预防为先,解除风险因素增强保护因素,分路径开展个性化干预。

服刑人员领悟社会支持与自杀风险的关系:负性自动思维与抑郁的链式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监狱服刑人员自杀风险与社会支持、负性自动思维以及抑郁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自杀行为问卷-修订版、负性自动思维量表、抑郁自评量表对S省某监狱的313名成年男性服刑人员进行调查研究。结果:①相关分析表明,服刑人员领悟社会支持与自杀风险、负性自动思维、抑郁得分呈负相关(r=-0.29,-0.33,-0.33;P<0.001);服刑人员负性自动思维与抑郁和自杀风险呈正相关(r=0.59,0.47;P<0.001);服刑人员抑郁与自杀风险呈现正相关(r=0.46,P<0.001);②t检验分析表明,非青年组服刑人员抑郁和自杀风险得分低于青年组抑郁和自杀风险得分(t=2.22,P<0.05;t=2.85,P<0.01);③领悟社会支持可以直接影响服刑人员的自杀风险,效应值为-0.11,占总效应的37.93%;负性自动思维和抑郁在服刑人员领悟社会支持和自杀风险中均起到了单独中介作用,效应值分别为-0.09、-0.04,分别占总效应的31.03%、13.79%,同时也起到了链式中介作用,效应值为-0.05,占总效应的17.24%。结论:领悟社会支持不仅可以直接影响服刑人员的自杀风险,还可以通过负性自动思维和抑郁的独立中介作用,以及负性自动思维和抑郁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影响服刑人员的自杀风险。

我国服刑人员心理健康水平对前额叶皮层激活的影响:来自功能性近红外的证据

目的:分析我国服刑人员心理健康水平及影响因素,探讨不同心理健康水平所表现出的前额叶皮层激活差异,为监管部门实施精准治疗及预防伪病现象提供理论依据,为制定心理健康诊断的生物学标准提供案例借鉴。方法:采用横断面研究,纳入129名男性服刑人员,根据SCL-90量表进行心理健康水平测量,使用功能性近红外设备采集前额叶皮层血流动力学反应。结果:人口学因素与心理健康的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疾病史对焦虑组(OR=2.784,95%CI 1.070~7.245,p=0.04)、抑郁组(OR=5.521,95%CI 1.287~23.693,p=0.02)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年龄对焦虑组(OR=1.496,95%CI 3.334~7.434,p=0.01)、抑郁组(OR=4.548,95%CI 1.103~18.752,p=0.04)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人口学因素与前额叶皮层激活的t检验发现,疾病史对正常组的眶额叶区(t=-2.167,p=0.03)、抑郁组的眶额叶区(t=-2.575,p=0.01)具有统计学意义;年龄对抑郁组的左背外侧前额区(t=2.196,p=0.03)、精神病组的左颞叶区(t=-2.541,p=0.02)、左背外侧前额区(t=-4.072,p=0.00)、右背外侧前额区(t=-2.343,p=0.03)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服刑人员的年龄增长、基础疾病增多、体力活动不足以及身体功能和生理机能的减退,导致心理健康水平发生动态变化,甚至诱发心理疾病,成为影响前额叶皮层激活的重要因素。

症状自评量表、艾森克人格问卷及中国服刑人员个性分测验三个量表在男性服刑人员心理健康状况测量中的关联性分析

目的：探讨症状自评量表（SCL-90）、艾森克人格问卷（EPQ）、中国服刑人员个性分测验（COPA-PI）三个量表在男性服刑人员心理健康状况测量中的关联性。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方法，于2014年4—5月抽取辽宁省锦州监狱男性服刑人员542例，采用SCL-90、EPQ、COPA-PI三个量表同时对其进行心理健康状况测量，量表的信度采用Cronbach＇sα，量表间的相关性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量表的结构效度采用探索性因子（EFA）分析与验证性因子（CFA）分析。结果SCL-90、EPQ、COPA-PI三个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0.97、0.87、0.84。SCL-90总分及各因子得分与EPQ神经质、精神质因子得分呈正相关，与内外向、掩饰虚假因子得分呈负相关（P＜0.05）。SCL-90总分及各因子得分与COPA-PI内外倾因子得分呈负相关，与除聪慧性因子外的其余因子得分呈正相关（P＜0.05）；SCL-90抑郁、恐怖因子得分与COPA-PI聪慧性因子得分呈正相关（P＜0.05）。EPQ精神质因子得分与COPA-PI内外倾、同众性、攻击性因子得分呈正相关，与情绪稳定性、信任感、同情心、自信心、焦虑感、聪慧性因子得分呈负相关（P＜0.05）；EPQ内外向因子得分与COPA-PI情绪稳定性、同众性、冲动性、攻击性、报复性、信任感、自信心、焦虑感、心理变态倾向、犯罪思维模式因子得分呈正相关，与同情心因子得分呈负相关（P＜0.05）；EPQ神经质因子与COPA-PI聪慧性因子得分呈正相关，与除同情心外的其余因子得分呈负相关（P＜0.05）；EPQ掩饰虚假因子得分与COPA-PI内外倾因子得分呈负相关，与其余因子得分呈正相关（P＜0.05）。经EFA分析得到三因子结构方程模型，各条目共同度为0.51～0.94，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6.42％，对模型进行CFA分析得到拟合优度指数（GFI）、调整的拟合优度指数（AGFI）均＞0.90，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0.08，均达到适配标准。结构方程模型中非标准化与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70～1.35、0.64～0.97。结论SCL-90、EPQ、COPA-PI三个量表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关联性，在对服刑人员进行心理健康状况测量时，应联合使用。

用真情助服刑人员走向新生

5月24日,省九龙监狱举办“感恩新时代,筑梦向新生”主题开放日活动。上午8时许,服刑人员亲属在监狱民警的带领下走进省九龙监狱,依次参观了习艺中心、生活区、学习区等地,深入了解监狱教育改造工作的相关情况和服刑人员的一日生活情况,近距离感受监狱文明执法环境氛围和服刑人员教育改造成果。

基于人工智能的服刑人员分级处遇矫治模式探究

引言分级处遇作为监狱管理的重要模式,旨在通过服刑人员日常的改造表现,依据处遇分级、规范有序、管理分类以及宽严相济的思路,将其划分为不同类别并施以不同待遇,以激励服刑人员自我改造,顺利回归社会[1]。然而,当前我国分级处遇制度在评定过程中,面临着过度依赖民警的主观判断,缺乏统一、准确的执行标准,导致分类化管理不够精细。

服刑人员通信权限制的规范理论与路径选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0条,通信权限制体现为三个元素,分别为必要性规则、主体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通信权限制的必要性规则体现为为了国家安全和刑事侦查犯罪的需要,满足其一即可符合必要性规则的检视,达到扩大解释与依宪立法的辩证统一。通信权限制的主体性规则体现为对限制通信权主体的直接控制,通过依宪解释,监狱作为限制通信权的主体具备合理性。通信权限制的程序性规则体现为法律在运用限制通信权过程中对检查权的行使,且这种行使应当有规范依据,宪法委托与法律保留包含于宪法通信权规范之中。监狱法承诺并执行宪法通信权规范,以限制服刑人员通信权为一般原则尚未完全承接宪法关于通信权限制的一般精神,作为特殊群体的服刑人员通信权保护是基本权利体系建设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男性服刑人员媒体暴露与攻击行为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男性服刑人员攻击行为的实施反映了个体的人身危险性与再犯可能性,探讨其中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对于攻击行为预防与干预工作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以某男子监狱的167名服刑人员为研究对象进行调查。最终得出结果:一是媒体暴露问卷、特质愤怒量表、相对剥夺感量表、Buss-Perry攻击行为量表的评分均两两正相关。二是媒体暴露直接正向预测男性服刑人员的攻击行为,并通过提升相对剥夺感间接影响男性服刑人员的攻击行为的实施,特质愤怒在中介路径的前半段起到调节作用。三是男性服刑人员的媒体暴露对攻击行为的影响是有调节的中介效应,该中介效应只在特质愤怒高分组男性服刑人员有显著表现。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犯罪的成因及预防

近年来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犯罪率较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犯罪的成因,从个人层面看,主要是因为未成年子女心智不成熟;从家庭因素看,主要是家庭教育的缺位;从社会因素看,主要是不良标签与青年亚文化造成的。预防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犯罪面临亲情帮教制度难以满足亲情维系的需要,预防政策针对性不够,部门职责模糊缺乏协作等困境。预防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犯罪的路径为:优化亲情帮教制度,维系亲情关系;推进亲职教育,促进服刑人员履行监护职责;完善学校教育,关注品德培养与法律科普;多方主体联动,关注心理健康。

服刑人员与非服刑人员人格障碍与社会支持的比较研究

目的:主要探讨社会支持与人格障碍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人格诊断问卷(PDQ-4+)、社会支持问卷分别对300名服刑人员和300名非服刑人员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服刑人员与非服刑人员在人格障碍的总得分以及偏执型、分裂样、分裂型、反社会型、边缘型、自恋型、强迫型、被动攻击型、抑郁型等9个因子上存在统计学差异(P<0.01;P<0.05);服刑人员与非服刑人员在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方面存在统计学差异(P<0.001);对服刑人员而言,人格障碍分别与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呈负相关,与客观支持相关无统计学意义(r=-0.364、-0.229、-0.128)。结论:服刑人员的人格障碍与社会支持有关,尤其与主观上感受到的社会支持有关。

服刑人员与非服刑人员人格障碍与父母教养方式的比较

目的探讨父母教养方式与人格障碍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人格诊断问卷(PDQ-4+)、父母教养方式问卷(EMBU)分别对278名服刑人员和263名非服刑人员进行问卷调查。结果①服刑人员与非服刑人员在人格障碍的总得分以及9个因子上存在显著差异(t=18.012,39.259,19.725,35.620,P<0.001;t=8.428,7.89,P<0.01;t=5.653,5.223,4.785,4.794,P<0.05);②服刑人员与非服刑人员在父母亲的情感温暖理解、父母亲的惩罚严厉和父母亲的拒绝否认方面存在显著差异(t=6.342,4.871,5.459,3.895,P<0.05;t=8.628,8.266,P<0.01);③对服刑人员而言,父母的情感温暖理解与人格障碍存在显著负相关(r=-0.278,-0.263,P<0.05),父母的拒绝否认、惩罚严厉、母亲的偏爱被试与人格障碍存在显著正相关(r=0.285,0.294,0.240,0.272,0.256;P<0.05)。结论情感温暖和理解的教养方式有助于服刑人员形成健康的人格,拒绝否认和惩罚严厉的教养方式容易形成人格障碍。

论服刑人员回归保护的基本要件

服刑人员回归社会是一个必然性的问题。服刑人员回归社会的适应能力的强弱,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影响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认真分析当前服刑回归人员在社会上的主要问题,找准服刑回归人员影响社会稳定与社会不和谐的原因、进一步探讨服刑人员回归社会保护所应具备的基本要件、在理论与实践上探索培养服刑人员回归社会适应能力的途径与方法,会有效预防重新犯罪、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男性长刑期服刑人员攻击性及睡眠质量的6周正念训练

目的:探索正念训练对男性长刑期服刑人员的攻击性及睡眠质量的改善效果。方法:将招募的54名服刑人员分为正念训练干预组(n=25)和对照组(n=29)。对干预组进行每周1次共6次的正念训练,此阶段对照组不进行干预,干预组训练结束1周后对照组进入训练。在干预组被干预的前、后对两组进行五因素正念量表(FFMQ)、攻击性问卷(AQ)和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测评。结果:干预组有效数据19人,对照组21人。经过6周正念训练,干预组FFMQ差值高于对照组(P<0.01),而AQ、PSQI差值均低于对照组(P<0.01)。结论:正念训练能有效改善男性长刑服刑人员的攻击性及睡眠质量。

青岛市监狱服刑人员艾滋病健康教育研究

目的调查青岛市在押人员艾滋病(AIDS)防治知识、态度及行为状况,并探讨在该人群中开展艾滋病健康教育和行为干预的可行性。方法对青岛市两所监狱新入狱的862名服刑人员,用A、B两种问卷进行艾滋病知识匿名调查,由艾滋病防治专业人员集中对其进行艾滋病相关知识讲解及健康教育与行为干预。结果在押人员入狱前有婚外(非配偶)性行为的占52.9%,吸毒的占13.1%,入狱后有同性性行为的占3.2%。通过进行艾滋病知识宣传教育,在押人员对艾滋病知识的知晓率、态度有显著的改变。结论在押人员是艾滋病传播的高危行为人群,加强艾滋病知识的宣传教育和行为干预是可行的,可减少狱中和刑满释放后的高危行为,减少危害,有效地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传播。

服刑人员心理压力影响因素的研究

目的研究服刑人员心理压力的影响因素,探索管教工作的心理科学方法。方法使用心理压力问卷、自动思维问卷、特质应对方式问卷、领悟社会支持量表、艾森克人格问卷,一般情况问卷对540名服刑人员进行调查。结果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压力反应与自动性思维、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和人格特点等主要应激有关因素,以及与服刑人员的服刑态度、直至文化程度、健康状况、经济基础及已经服刑时间等因素有显著性相关;进一步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主要影响服刑人员心理压力反应的因素有消极应对方式、负性自动性思维、神经质等因素。结论服刑人员心理压力是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系统。对消极应对方式、负性自动性思维、神经质人格特征、文化程度低、家庭经济差、身患疾病的服刑人员要有的放矢、科学管理。

动态需求取向:小组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探索性研究——以N市C区社区服刑人员角色认同小组为例

当前,与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监控型"矫正模式相比,汲取社会工作理念与方法的矫正模式甚为缺乏。作为社会工作三大经典方法之一的小组工作在社区矫正领域中的作用值得探索。对N市C区社区服刑人员角色认同小组实践的研究结果表明,小组活动的开展应当以社区服刑人员动态呈现的需求为焦点,结合社区服刑人员的身份特点设计相应的小组活动形式和内容,在小组中注入接纳、经验的一般性、情绪宣泄、利他主义、社会化技巧的学习和赋能等治疗元素,通过消解认知障碍、情绪管理学习等间接治疗化解社区服刑人员的负面情绪,推动其自我认知的重新建构,进而提升社区矫正效果。

关于服刑人员的内隐攻击性研究

本研究采用IAT测验探讨服刑人员外显和内隐攻击性。研究发现:服刑人员存在着内隐攻击性,且无性别差异;回归分析表明,在控制外显攻击性后,IAT测量的内隐攻击性与服刑人员刑期相关显著。研究并对内隐攻击性和外显攻击性作为独立心理结构的可能理论基础及其相应神经机制作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