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纵向失衡、转移支付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面临地方财政纵向失衡的现实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加快构建财力协调的央地财政关系与转移支付制度将有利于促进基本公共服务。文章立足于中国财政分权体制,在理论上对财政纵向失衡与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系统阐述,并构建面板联立方程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考察了财政纵向失衡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财政纵向失衡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存在负向直接影响,但能通过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产生间接正向促进作用,两者的总效应为负;财政纵向失衡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在不同政府竞争强度及不同财力水平下呈现出显著差异性;财政纵向失衡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研究结论为深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改变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发展困境以及促进社会基本公共品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区块链赋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治理研究

运用文献资料法,探究区块链赋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治理的理论框架、变革向度及精准路径。研究认为:基于“服务金三角”理论模型构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治理框架,从服务需求重构、供给战略重构、供给系统重构、供给主体重构等方面诠释变革向度。并提出建构“链式”管理、“公有链”运作平台、需求精准管理和供给科学决策、创新赋能机制的供给实践框架,从供给需求、供给战略、供给系统、供给主体层面阐释区块链嵌入供给治理风险,为规避风险提出政府、企业、社会、个体应对路径。

高铁服务供给对碳减排的影响——基于空间溢出效应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深刻影响环境质量,却鲜有研究关注高铁发展对于碳排放的影响。本文基于直接环境效应和间接经济效应双重路径,理论剖析高铁服务供给实现碳减排的内在机制,进而将空间计量模型与连续型双重差分相结合,基于高铁服务频次数据实证考察高铁服务供给如何影响城市碳排放,及其在空间维度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高铁服务供给有助于减少本地碳排放,同时具有碳减排空间溢出效应;时间维度上,高铁服务供给的本地减排效应立竿见影且渐趋强化,而对于周边地区碳排放的影响则存在明显的时滞特征;机制检验表明高铁服务供给能够基于交通工具替代发挥空间减排效应;高铁服务供给的碳减排效应在资源禀赋维度和地理位置维度表现出异质特征。本文进一步丰富了高铁与碳减排研究内容,既拓展了碳减排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路径,亦为高铁发展的环境效应提供了有力佐证。

区域公共服务供给政府间合作的选择性策略——以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选择性策略是地方政府行为的普遍性特征,其目的是为灵活应对各类任务、压力和利益平衡。以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运用访谈调研、网络大数据抓取、MRQAP多元回归等定性定量结合的分析方法,基于结构-过程的理论视角,从上级干预、利益激励、资源差距和风险四个方面研究政府间合作中不同阶段的选择策略。研究发现,在不同的结构性压力下,地方政府合作有着不同的选择性策略。过强的纵向关系和上级干预使得地方政府合作的自主性和积极性明显减弱,而结构性压力较小时各类利益和风险因素的选择性倾向更为显著,合作的地方自主性较为明显。自主合作型选择策略的主要特征:一是不同合作阶段地方政府的行为目的和影响因素明显不同,即意愿表达阶段上级干预的影响最突出,实施阶段主要受行政风险和社会资源差距的影响;二是合作领域的差异在于民生型公共服务合作比经济型公共服务更为脆弱,更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三是自主选择合作对象的显性特征是弱竞争关系、行政稳定、地理邻近、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劳动力要素互补、财务风险低,具有明显自利倾向。因此,促进结构性和过程性因素的平衡互动,应成为建立有效的政府间合作的重要路径。

再造公共服务单元:党建引领城市基层公共服务供给的政治逻辑——基于上海市的案例观察

城市发展所带来的人口集聚增加了基层公共服务的供给张力,这种供给张力一方面体现为服务需求和服务资源的差距,另一方面表现为服务需求与制度存量之间的张力。基层政府可以通过调整行政区划的方式调适公共服务张力,但面临明显的制度约束。在上海市S镇的案例中,基层政府尝试建立二级党委和功能性服务平台,进而在行政区划之外再造了一个以党建引领为核心机制的公共服务单元。除了建立二级党委,当前部分超大城市的探索还包括建立片区党委与功能性服务平台,建立党支部、联合党支部、功能性党支部与服务站点等。这些实践回应了政党社会化命题,在超大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中实现了“政党有效在场”。再造公共服务单元塑造出了复合供给的基层公共服务格局,其核心特征是建立以党建引领为核心,以行政、市场、社会和技术为协同的多元供给路径。

城市水生态服务供给与水环境治理效果——基于海绵城市项目的多重比较案例分析

在城镇化高速发展的现实条件下,寻求城市硬性建设与软质生态服务之间的平衡成为未来城市政策规划需关注的重点问题。通过构建不同治理结构与参与条件下的城市水生态服务供给的治理效果框架,依据主体参与性和角色多重性两个关键的政策属性变量,得到四种不同城市水生态服务供给效果,分别为基础水生态服务、部门水生态供给、群体水生态价值与社会水生态福利。以海绵城市示范建设为案例,重现理论构建中的不同情景,分析在政策变量影响下实现水生态服务供给差异。研究表明,在参与主体较少情况下,若主体在服务供给环节中起到双重作用,可以实现部门水生态供给;在参与主体较多情况下,若主体在供给环节中的作用有限,则为公众群体创造城市水生态价值;在参与主体较多的情况下,若所有主体都能进入供给环节,可以满足多维度水生态服务需要,实现广泛的社会范围水生态福利。

财政纵向失衡、税收努力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平衡央地间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关系、制定科学合理的税收制度是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迫切需要。选取2013—2022年我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财政纵向失衡、税收努力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多渠道作用路径和影响效果。研究结果显示:财政纵向失衡程度的加深会显著抑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升,税收努力程度的降低会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产生负向效应,并且随着财政纵向失衡程度的加深会降低税收努力程度,从而进一步加大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抑制效应。文章丰富了影响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税收因素的研究,揭示了财政纵向失衡通过税收努力作用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路径,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推动民生福祉持续改善提供了实际依据与决策参考。

合作治理视角的体育公共服务供给——基于X市智慧体育平台建设的案例分析

推动体育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题中之义。聚焦体育公共服务的供给场域并力图打开过程黑箱,剖析公共服务供给逐渐走向合作治理的内在逻辑。从1.0版本“i健身”到“Ai运动”再到2.0版本“i健身”的变迁研究发现:体育公共服务的特殊属性与数字赋能的实际要求使得供给场域的合作成为必然选择。然而,行政力量与市场力量主体的发展目标需求与其基础禀赋难以满足目标追求之间的矛盾使得合作过程呈现出阶段性动态变化的特征,两者在公共服务线上提供的不同阶段具有差异化优势;同时,社会力量也在行政与市场两股力量的加持下经历了从薄弱的“旁观者”到不断成长的“参与者”的发展历程。因此,充分发挥体育公共服务合作治理优势需要基于动态的发展阶段制定差异化策略,对不同主体职责进行科学划分,从而实现行政力量与市场力量、社会力量之间的互补和契合。

老年教育服务供给及发展探析——基于福建省的数据

根据福建省终身教育云平台的数据,分析福建省老年教育教学机构的设置情况、经费投入情况、队伍建设情况和课程设置情况等,总结出福建省老年教育服务供给存在经费来源较为单一、教师队伍人数偏少、教师职称结构有待完善以及课程设置比较单一等问题。因此,建议通过大众化老年教育政策体系建设、现代教育技术更新、老年教育主体多元参与、老年教育参与主动性建构和老年教育社区化发展等路径来实现福建省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贵州物流服务供给的高质量发展研究

随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物流服务供给的高质量发展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贵州作为我国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依托交通运输发展优势,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在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受自然地理条件限制以及历史因素影响,贵州与周边地区之间的物流服务效率相对较低。因此,加快推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物流服务供给的高质量发展,对于促进贵州省物流业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贵州省为例,探讨了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如何推动贵州物流服务供给的高质量发展,分析了当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为贵州省乃至全国的物流服务供给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农产品供应链数字化转型、供应链韧性与农业企业绩效——政府数字化服务供给水平的调节效应

全球供应链收缩重构、自然灾害与公共卫生事件突发所引发的供应链脱钩断链风险,使得越来越多的农业企业认识到推进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和提升供应链韧性的重要价值。基于组织信息处理理论,构建了“供应链数字化转型—供应链韧性—农业企业绩效”关系模型,实证分析了农产品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对农业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农产品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韧性和农业企业绩效有积极影响,“供应链韧性”在“转型影响绩效”的关系中发挥了中介作用,政府数字化服务供给水平在“转型影响绩效”的关系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一方面,农业企业要加强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和供应链韧性能力建设,不断改善企业绩效;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加强数字化服务供给,为供应链数字化转型提升农业企业绩效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老年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完善路径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我国老年人公共文化服务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江苏省老年人公共文化服务由于受到认知不足、体制不健全、文化差异与融入考虑不充分等因素的影响,表现出均等化水平不足、优质资源缺乏、服务方式单一、社会组织和市场参与度低、数字化应用不充分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加强政策与资金支持,强化基层文化设施建设,在提升服务人才队伍素质的同时,优化体制、服务内容和服务形式,促进不同层面的合作与交流等措施完善我国老年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

福利混合经济视域下“一老一小”服务供给研究

面对我国养老托育服务发展不充分问题,研究政府如何通过相关政策措施丰富服务供给具有重大意义。本文通过构建福利混合经济模式下的协同治理理论分析框架,以J省A市为研究案例,发现在A市协同共治的服务供给、多元构成的融资渠道和以人为本的行政规制的实践背后,是政策工具的有效搭配、权力共享与资源互补以及共同规则制定所形成多元供给网络作为逻辑支撑。在目前市场供给机制不足的现状下,应通过优化政策支持结构,理清供给主体间职责权限边界,积极培育丰富多样的服务供给主体,嵌入市场规制理念等措施着力构建准市场机制。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农村公共服务日渐完善,但不足仍然存在。文章探讨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和五大振兴措施,分析了当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现状与问题,并针对性提出了优化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具体策略,包括加大财政投入、提升教育资源、加强医疗服务以及完善养老体系,以期为其他地区提供有益借鉴,推动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的全面提升。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来自中国县域的证据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对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至关重要。文章基于2000—2021年中国县域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能有效提升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且政策实施时间越久,促进效应越强;机制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能显著提升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而财政自给率和经济集聚水平起负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对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在中国西部和高人口规模的样本中更为显著,且该政策具有促进邻近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空间溢出效应。

“双减”政策下农村学校课后服务供给的优化——基于重庆市的调查数据分析

通过对农村学校学生和家长关于课后服务需求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学生和家长对当下课后服务处于较为满意的状态。同时,学生和家长对课后服务还存在如要求活动场地从封闭性走向开放性、活动内容从单一性转为多样化、师资水平从低水平提到高质量、服务管理从“一刀切”转向个性化等优化意愿。通过对政策文本、目标群体、教育资源和管理监督的成因分析,认为需要通过在政策上增强适切、细化操作;在资源上积极开发、有效利用;在师资上提高质量、提升效能;在管理上完善措施、强化督导并争取目标群体的正确理解与积极支持等路径,实现农村学校课后服务的优化。

社会工作嵌入养老机构的服务供给策略研究——基于一项政府购买服务的案例分析

我国老龄化程度逐年加深及传统家庭养老功能的日渐弱化为社会工作嵌入养老机构开展专业服务提供了契机。但嵌入面临规范化程度不高、养老机构既有相关服务体系不完善和社工机构职责不清三重困境。以一项政府购买服务为个案展开分析,该项目通过结构嵌入提高规范性、认知嵌入展现专业认同、文化嵌入建构信任关系的策略推进项目顺利执行。社工机构嵌入养老机构在满足老人多样化需求及养老机构发展诉求的同时也提升了自身专业化服务能力。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养老服务供给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国家重大发展策略,为农村养老服务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农村养老服务供给存在服务设施与供给地域不均衡等问题,影响了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文章从阐述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养老服务的重要性入手,深入剖析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中存在的问题,进而从提高人员配备标准、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等方面提出针对性建议,旨在推动农村养老服务质量提升,满足老年人多元化、个性化的养老服务需求,为相关政策制定和实践提供参考。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如何影响低收入群体幸福感?——来自中国四省实地调查的实证分析

相对贫困治理任务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低收入群体谋求美好生活、获得幸福感具有一定的挑战。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上升并不一定增加低收入群体的幸福感,在中国“伊斯特林悖论”已经出现,尤其是在相对贫困情境下,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成为低收入群体平等地享有机会、提高潜能的关键因素,有助于提升其幸福感。本文通过梳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低收入群体幸福感的逻辑关系,提出基本公共服务通过“赋权”和“增能”来提升低收入群体幸福感的理论假说,并采用中国四省实地调研的数据,研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低收入群体幸福感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够显著提升低收入群体幸福感,其中供给满意度中充足性、均衡性、便利性和普惠性越高,幸福感水平越高。在进一步的分析中,赋权、增能影响机制均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但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增能的影响更强。此外,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城乡以及不同年龄段的低收入群体之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低收入群体幸福感的影响依然显著。据此结论,试从“影响因素—生成逻辑”两个角度提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提升低收入群体幸福感的政策建议,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出理论依据。

数字普惠金融、公共服务供给与城乡协调发展

文章基于2010—2022年中国30个省域面板数据,构建城乡协调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层次分析法以及变异系数法测度中国城乡协调发展水平,并实证研判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的影响效应、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城乡协调发展存在显著积极影响,且该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深入探究可知,公共服务供给是数字普惠金融释放城乡协调发展红利的关键传导机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协调发展的助推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通过门槛检验结果可知,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协调发展的影响效应具有非线性特征。研究成果可为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协调发展的作用提供理论和现实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