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细读、文献考辨与“文心”前置:朝鲜杜诗学研究的基本维度——以左江《杜诗与朝鲜时代汉文学》为中心

杜诗学作为朝鲜古代诗学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单一的文本分析很难挖掘出杜诗在朝鲜文坛接受、传播与变化的丰富状貌,只有多维度阐释才能达成整体性的学术关照。左江《杜诗与朝鲜时代汉文学》以文本细读作为研究基础,重视文献考辨。该书秉承旧文献新用、新文献智用的研究原则,将义理阐释与文献考辨相结合,体现出“文心”前置的鲜明特点,进一步丰富了东亚汉文化圈的杜诗学研究空间。

劳动党“八大”以来朝鲜的国家发展战略

在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和国境封控长期化以及2020年发生重大自然灾害的背景下,2021年1月召开的朝鲜劳动党“八大”制定了新的国家发展战略。新的国家发展战略具有如下特征:以“人民群众第一主义”为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以强化朝鲜劳动党建设和内阁的作用为领导和组织保证;以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为重点,注重地方和基层的动员,以推进农业和建筑业发展,进而构筑“内循环”经济体系基础;以发展与传统友好国家的关系为依托,并适时调整外交方向以塑造有利的外部环境。经过三年实施,朝鲜的新国家发展战略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这说明朝鲜的新国家发展战略符合它所面临的国内外实际状况,具有其合理性。在未来一定时期内,新国家发展战略在政策层面可能会有所调整,但其战略路线和方针将会持续。

朝鲜婆婆纳挥发油成分及其生物活性研究

目的研究朝鲜婆婆纳挥发油成分及其生物活性。方法同时蒸馏萃取(SDE)法提取挥发油,气相色谱-质谱联用(GC-MS)法鉴定化学成分,峰面积归一化法测定相对含量。分别采用DPPH法、MTT法和平皿打孔法测定挥发油的抗氧化活性、抗肿瘤活性及抑菌活性。结果共鉴定出50种成分,占总挥发性成分的71.78%,主要为2-(2-呋喃基)-3-甲基-2-丁烯醛(18.57%)、棕榈酸(14.2%)、亚油酸(6.12%)、亚麻酸(6.01%)、叶绿醇(4.04%)、4-乙烯基-2-甲氧基苯酚(3.66%)等。挥发油对DPPH的IC 50值为142.19μg/mL,对HepG2肝癌细胞的IC 50值为275.78μg/mL,对大肠杆菌、枯草芽孢杆菌、蜡状芽孢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MIC分别为40、30、60、20 mg/mL。结论本实验丰富了朝鲜婆婆纳挥发油化学成分,且发现其具有一定的抗氧化活性、抗肿瘤活性及抑菌活性。

17-18世纪朝鲜王朝委巷文人诗社考辨

委巷文人是一个与两班文人相对的概念,构成较为复杂,既有来自朝鲜朝中人阶层的译官、医官、画员等,也有来自于最底层的奴婢、胥吏等。学界认为,17-18世纪委巷文人诗社主要有:枕流台诗社、三清洞诗社、洛社、松石园诗社,但以上并非皆可称为诗社。其中枕流台诗社当改为枕流台唱酬;三清洞诗社当改为三清洞诗会;洛社虽非严格意义上的诗社,但是初具诗社的雏形,可以继续沿用该名称;松石园诗社是朝鲜王朝第一个正式的委巷文人诗社。委巷文人通过社集的方式联络感情、寻找阶层归属感,亦编撰了委巷诗人诗选,委巷文人社会力量的壮大与社集密不可分。

朝鲜日据时期的“阿Q”——以金史良的《Q伯爵》为中心

日据时期的朝鲜作家金史良曾受同时代中国作家鲁迅的影响,并由此创作了《Q伯爵》。金史良《Q伯爵》中“Q伯爵”的原型正是源于鲁迅《阿Q正传》中的“阿Q”,这部作品是对《阿Q正传》加以改造与重塑的一部杰作。“Q伯爵”与“阿Q”在时代背景、身份、性格等方面具有高度相似性,同时,在人物形象等方面又存在着一定差异。其原因可以从时代背景、作家对人物赋予的期待以及与其他人物之间的关系等三个方面得到解释。

新时代中国朝鲜族体育文化发展的新思考

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正站在一个全新的历史起点。对中国朝鲜族体育发展进行文化审视,有助于顺应时代发展和传承中国朝鲜族体育文化,有助于丰富我国民族体育文化共同体内涵。中国朝鲜族体育文化发展研究面临着传承危机、定位不固定、演化方式非唯一、不是简单的叠加等思维困境。因此,应该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凝练新时代中国特色朝鲜族体育文化内涵,助力中国体育文化输出;促进新时代中国朝鲜族聚居区特色体育文化联动发展,提升中国朝鲜族特色体育文化自觉性。

朝鲜政府的五次币制改革及启示

朝鲜的币制改革一直是世界关注的焦点,系统了解和把握其历次改革的动因与进程以及实施结果十分重要。1946年,朝鲜设立国立中央银行构建了独立发行主权货币的自主银行体系,并且相继进行了五次币制改革,即1947年、1959年、1979年、1992年、2009年的币制改革,带来了商品价格、价格标准以及社会货币流通量等的较大变化。不过,每次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特点及政策效果是不同的,有时夯实了货币制度基础,提高了中央银行对宏观经济的掌控能力,但有时也引起了货币体系紊乱和过大价格波动,影响了国民经济稳定发展。朝鲜也正在不断总结经验,研究符合国内经济运行的新的货币制度及中央银行改革。

《唐音》“不录乐府”辨——兼论《唐音》乐府诗对朝鲜汉诗的影响

杨士弘《唐音》收录大量乐府诗,从文学角度构建“乐府唐音”,体现了元、明、清乐府观念的分化。其《凡例》言不收乐府,乐府将“类编续刊”,但与实际选诗不符。明初魏氏仁实堂刊本删掉此条凡例,解决文本失序的问题;但也有可能杨士弘受到当时重视礼乐和讽喻的乐府观念的影响,区分汉魏晋南北朝乐府与唐乐府,认为唐代不入乐、用近体且偏于抒情的拟歌辞并非正宗“乐府”。《唐音》所收唐体乐府并非元、明、清拟古乐府的主要对象,但在东亚汉文化圈的朝鲜半岛却因为《唐音》的广泛影响,唐体乐府被视为唐诗代表和汉诗典范,尤其在中期宗唐思潮中大量拟效,甚至因此对乐府概念产生“误读”。

利用区域地震资料监测朝鲜地下核试验的研究进展

根据朝鲜6次地下核试验在中国东北及邻近地区产生的宽频带区域地震资料,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地震学学科组发展了一套用于监测地下核试验的地震学方法,主要包括震级测量和当量估计、高精度震中定位以及爆炸与天然地震事件识别等.在全球范围内,存在多个用于震级-当量转换的经验公式,确定何种公式适合于朝鲜半岛地区至关重要.通过搜集一组用于地震测深的化学爆炸的当量和埋深,并以这些已知爆炸源作为量规事件,能够标定朝鲜地下核试验场的震级-当量关系,从而实现对朝鲜地下核爆进行当量估计.在精确定位方面,发展了利用多事件之间波形互相关方法精确测定它们之间的走时差从而完成高精度相对震中定位.通过进一步利用Pn和Pg等多震相数据还实现了对核爆深度的相对定位.在爆炸震源识别方面,利用统计处理方法分析研究了不同类型事件所产生地震波的特征,包括6次地下核试验、4次天然地震和3次化学爆炸,以及一些矿区塌陷等.结果发现P和S类型波的振幅比,例如Pn/Lg、Pg/Lg和Pn/Sn等,在2 Hz以上能够较好区分各类震源.其中爆炸震源产生的振幅比显著高于天然地震的值.特别是,通过计算谱振幅比的台网平均值能够显著提高识别的可靠性.利用中国东北和附近地区地震台网所提供的数据可以准确地将朝鲜地下核试验从周边天然地震事件中识别出来.该方法同时得到化学爆炸的P/S谱振幅比值介于核爆炸和天然地震的群组之间.

中华文明影响下东亚古代都城规划研究——以朝鲜、日本与越南为例

中国在数千年城市规划演进中形成了多种都城规划模式,并通过中华文明影响周边地区这一途径传至东亚国家。以纵向贯通、横向比较的方式,系统分析不同时期朝鲜、日本、越南三个东亚国家受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影响的方式与内容。认为,第一,朝鲜、日本、越南诸国受影响的起止时间、方式有所差异,主要有汉人建设与管理、直接或间接向中国学习等方式。第二,诸国在都城选址、空间结构等方面几乎完全仿效中国,但由于仿效的中国都城不同,学习与创新的内容亦不尽相同。第三,东亚诸国在历代都城规划中延续或遵循了共同的理念,同时,结合本国自然条件与社会情况对中国模式进行了灵活运用或创新。总体而言,中华文明影响下,东亚古代都城规划是学习与创新并举、共性与差异共存的,形成了既有相似性又具有各国特色的都城规划模式。

朝鲜时代女性对楚辞的接受研究

朝鲜时代的女性是接受楚辞的典型群体。经考,朝鲜时代接受楚辞且有作品存世的女性有闺秀9人、妓生5人。其作品内容涉及拟骚作品的承袭、楚辞作家的评价、香草美人意象的运用、楚辞作品的解读、楚辞文献的编撰五方面。其接受的特点有:对楚辞的情感,褒贬皆有;中韩两国古代女性文人的楚辞接受表达出相似的情感倾向;与朝鲜时代男性楚辞接受作品相比,朝鲜时代女性文人在接受楚辞时仍独具女性自身的特点。

从使行看朝鲜王朝对日观的流变(1763-1882)——以《赵济谷海槎日记》《日东记游》《使和记略》为中心

朝鲜王朝派出的赴日使者,其行记中的评价是朝鲜王朝对日观的集中体现。通过《赵济谷海槎日记》《日东记游》《使和记略》三篇不同时期的赴日行记,可以看出朝鲜王朝的对日观经历了“以日为夷—以日为邻—以日为媒”三个阶段的流变,而这种流变实质上反映了朝鲜王朝脱离宗藩关系并寻求独立国家地位的过程。朝鲜王朝对日观所发生的变化主要有三个原因,即朝鲜王朝国内实学思想的发展和开化思想的出现、东亚地区国际秩序的变动,以及朝鲜对外方针的转变。此外,也不能忽视行记作者个人因素所造成的对日观的差异。

《大明律》对成宗时期朝鲜的影响

朝鲜从成宗初年开始,适用法律偏离《大明律》的做法遭到了挑战,多种法律并存的状况发生变化,《大明律》成为定罪量刑的基本准则。随着《大明律》地位的提升,君主不可随意变通《大明律》的观念逐渐形成,《大明律》甚至成了抵制君主不正确决定的根据。由半岛特定的国情与风俗所决定,君主虽仍时或会推动朝廷对《大明律》的一些条款进行变通,但已相当节制。为了进一步提升《大明律》的地位与权威,朝廷还积极以《大明律》移风易俗,这是以法律形塑社会,乃《大明律》在半岛发挥的重要功能。

汉字词进入朝鲜语的适应性

朝鲜语在与汉语的长期接触中吸收了大量借词,形成了今日的汉字词。朝鲜语中,汉字词的使用十分常见,尤其是在一些专业领域。汉字词在朝鲜语中的适应性很强。汉字词之所以能够适应朝鲜语语言环境实现本语化,与其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及自身特性有密切关联。在朝鲜语的发展过程中,汉字词的使用有两次大爆发,第一次是约7~15世纪统一新罗时期至朝鲜王朝前期,第二次是1876~1910年开化时期,这两个时期为汉字词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存土壤。汉字词的特性有四:一是表达精细、容易理解;二是构词能力强、能产性高;三是竞争力强;四是影响力大,甚至可以影响到语法体系。

朝鲜王朝时期文人李敬舆次韵李白诗歌探析

李白对中国后世诗歌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影响了不少朝鲜时期的文人,李敬舆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李敬舆今存的40首五言古诗中,有14首是次韵李白的诗歌。这些诗歌从题材内容和思想意涵上均受到了李白原诗的影响,但同时又具有“学李而不囿于李”的特点。本文将以这14首次韵诗为出发点,采用文本细读的方式,探究李敬舆次韵李白诗歌的特点及原因。

跨越时空的回响与应和——朝鲜朝乐府题边塞诗与唐边塞诗的关联研究

唐代的大量边塞诗以乐府诗体裁的形式存在,这些诗歌作品不仅对后世的诗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还走出国门,引发了朝鲜朝古代文人跨越时空的回响与应和,促进了朝鲜朝乐府题边塞诗的繁荣。自16世纪中叶始,至20世纪初,有百位以上的朝鲜朝诗人在汲取唐边塞诗以及中国文化元素的基础上,创作了大量的乐府题边塞诗。这些诗歌在思想底蕴、艺术特色等方面与唐朝边塞诗交相辉映,共同为东亚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李氏朝鲜文人宋翼弼次韵李白诗歌探析

次韵是一种特殊的接受方式,李氏朝鲜著名文人宋翼弼《龟峰集》录有次韵李白诗歌8题13首。这13首诗特点突出,表现为对李白原诗主题的继承与翻新,对清静避世思想的接受,对家国情怀的接受,其背后是他对李白诗歌自觉的学习和与李白相似的人生遭遇。通过对李白诗歌的次韵,宋翼弼完成了对李白诗歌经典作品的选择,并成为李白诗歌在李氏朝鲜传播的重要一环。

试析文天祥“黄冠故乡”之谜与朝鲜儒士的解读

元官修《宋史·文天祥传》将邓光荐《文丞相传》的叙述,删节编改,生造出文天祥“黄冠归故乡”之说,弄清其史源,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朝鲜正祖御撰《宋史筌》,因惩处洪启禧,而摒弃其《文山先生详传》中的说法,沿袭《宋史》之说,致使朝鲜儒士多不质疑“黄冠故乡”说,而是给予各种解读,诸如为宋复仇说、效仿微子与箕子之“教化说”“时义说”等,丰富了对“黄冠故乡”之理解,也有助于深入探讨文天祥之生死观。文天祥的忠诚节义精神,契合朝鲜王朝后期“尊周思明”的政治文化,因而他成为朝鲜儒林关注的中国历史上重要人物之一。

朝鲜战争时期美国对国民党“反攻大陆”议题的因应

国民党退台后,具体意义上的“反攻”军事行动精神化,成为更具政治内涵和心理激励作用的口号。美国在政府层面对国民党的“反攻”议题是审慎的,但在特殊时代背景下提高了对台湾地区防务的重视程度,且军政要员时而抛出主张助蒋“反攻”的言论。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行动打击了美军的气焰。在麦卡锡主义横行的年代,选举政治催化下,部分美国政客主张协助国民党“打回大陆”,较大程度上这是右翼势力情绪宣泄的体现。理性分析之下,美国政府认为助蒋“反攻”几乎没有胜算,且可能引发大战。在英国等盟友推动下,美国准备谋求朝鲜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麦克阿瑟被免职成为美国狂热反共情绪回落的一个转折点。美方意识到,“反攻大陆”是蒋介石维持台湾地区军民士气的工具化口号,不能强行使其放弃梦想。但梦想与现实之间是有差距的,通过控制军援水平和方式以保持这个差距,是美国找到的有效方法。

“雅音古节,嗣响唐贤”:论朝鲜朝诗人李尚迪对唐诗的接受

李尚迪作为朝鲜朝晚期的杰出诗人,以其卓越的诗才与高尚的人格赢得了中朝文人的赞誉。他的汉诗作品往往遵循自然天成的创作观念,具有古典韵味与清丽格调,体现出诗人对唐诗风格的借鉴与模仿。此外,李尚迪的诗歌认识也与唐代诗学关联密切,可以说,唐代诗学对李尚迪的诗风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探究李尚迪对唐诗的接受,可以揭示朝鲜朝文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与继承,为认识古代中国与朝鲜的文学发展关系提供重要线索与独特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