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关注、投资者情绪与企业资金期限错配

为缓解企业债务“爆雷”背后的资金期限错配,文章以2008—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媒体关注、投资者情绪与企业资金期限错配三者的关系。研究发现:媒体关注能缓解企业资金期限错配,投资者情绪会抑制媒体关注对企业资金期限错配的缓解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媒体关注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抑制管理层短视来降低企业资金期限错配;异质性分析显示,媒体关注对企业资金期限错配的缓解作用在非负面媒体报道、长期借款占比低、非国有以及内部控制质量高的企业中更显著。研究结论为缓解企业资金期限错配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有助于降低市场系统性金融风险,更好支撑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

供应链稳定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

如何有效缓解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对促进企业健康发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至关重要。本文基于2007—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系统考察了供应链稳定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供应链稳定显著改善了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且这种改善作用在供应链依赖度高、融资约束强、资金缺口大以及外部融资依赖度高的企业中更显著。作用机制分析表明,供应链稳定能够提升企业内源融资能力、增加长期信贷可得性,从而显著改善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经济后果检验表明,供应链稳定能显著抑制投融资期限错配对企业经营风险的负向影响。

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

文章选取2007—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系统考察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能够通过治理机制和信息机制,从降低管理费用率、降低盈余管理程度、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增强会计信息可比性四个方面有效缓解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当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可信度较高、有效性较强时,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抑制作用更明显;经济后果检验显示,随着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的增加以及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减少,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均明显提升。研究结论为有效防范金融风险、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了新思路。

城商行资产负债期限错配对流动性风险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简称城商行)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现象尤为突出,由此带来的流动性风险频发。本文选取了2012—2022年我国25家上市城商行11年的相关数据,通过构建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城商行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程度的加深会导致流动性风险的增加。在此基础上,本文分别针对不同经营类型和不同规模大小的城商行进行了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资产负债期限错配对流动性风险的显著性:省域型城商行>跨区域型城商行;大规模城商行>小规模城商行。据此,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有效防范城商行发生流动性风险。

附期限合同中的期限与合同的履行期限

针对人们在订立合同及解决合同纠纷过程中,容易将附期限合同中的期限与合同中约定履行的期限造成混淆的情况,用适当举例的方式阐述了这两个不同期限的含义,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并分析了易产生混淆的原因。

调查期限的规范检视与难点化解

《监察法实施条例》第一百八十五条确立了区别于刑事侦查期限的监察调查期限,其在规范上呈现出期限明确且固定、与留置期限有明确界分并排除留置期限重新计算等特征,但亦存在诸多规范难点,包括留置解除引发规范限定之外的调查期限重新计算、调查期限重新计算的起算日期存在规范冲突、退回补充调查期限是否应纳入调查期限。为规范调查权行使,应将调查期限重新计算后分为自动触发型和被动触发型。前者的触发仅限于首次留置解除,以避免有违法理的期限延长,而欲化解后者的规范冲突,宜将原条款“调查期限自被调查人到案之日起重新计算”修正为“调查期限自被调查人到案之日起参照本条第二款规定重新计算”。最后,退回补充调查在规范上有别于监察调查,应作为独立阶段而具有独立期限,依据《监察法》第四十七条第三款进行单独计算。

论注册资本认缴制的兴利除弊:兼论期限利益与交易安全的动态平衡

肇端于2005年《公司法》的注册资本认缴制改革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认缴制的核心是创设了股东延期实缴出资的期限利益,尊重与保护期限利益是一般原则,出资义务加速到期是例外规则。股东期限利益的得丧变更均不妨碍股权的自由转让。认缴制未根本否定资本制度,一旦公司丧失偿债能力,期限利益立即终止,出资义务加速到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识别标准是执行失败主义,出资加速到期不以股东或公司存在主观过错为要件。有必要建立股东加速出资信息公示制度与敦促债权人及时申报债权的公示催告程序,以确保债权人平等保护。不少判例追究股东恶意转让未实缴出资股权时对公司债权人的赔偿责任,建议以2023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为基础,完善平衡对冲制度,兼顾公司资本信用与股权流转自由,细化股权转让链条中出资义务加速到期的责任在前后手之间的配置规则。信息披露、5年最长实缴出资期限与出资加速到期连带之债的良性互动,有助于遏制注册资本认缴制的道德风险外溢。

“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

“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没有引起研究重视。首次利用“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准自然实验,借助“固定资产投资-流动负债”敏感度方程,实证评估了“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多期双重差分结果显示,“省直管县”财政改革显著增强了固定资产投资对流动负债的正向敏感度,表明“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加剧了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该结论在经过排除同期政策影响、处理效应异质性讨论、其他稳健性检验与安慰剂检验等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加剧了政企融资竞争,显著降低了企业长期融资的可得性。异质性分析显示,影响效应在改革强度大与经济财政实力弱的地区以及融资约束严重的企业更为突出。结论的政策启示是推进“省直管县”财政改革要兼顾市县利益,处理好简化政府层级与微观经济运行风险的关系。

债务展期、期限结构与企业创新

企业创新需要持续稳定的资金支持,但中国企业融资主要依赖的银行贷款却是以短期贷款为主,故债务展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利用2007年银行贷款展期政策调整的准自然实验,本文实证研究发现:(1)银行收紧贷款展期政策后,原本更依赖短期贷款的企业创新活动不仅未有减少,反而明显增加,专利申请和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平均增长了近28%。(2)渠道检验显示,银行收紧贷款展期后,原本更依赖短期贷款的企业显著增加了长期贷款且债务融资成本并未显著提高,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明显降低,无形资本投资明显增加。(3)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上述现象仅出现在大企业和国有企业,这可能是因为大企业和国有企业有较强的贷款谈判能力。总之,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银行收紧贷款展期使企业从短期贷款转向长期贷款,融资稳健性的提升有利于企业创新,但在此过程中要特别重视可能对民营中小企业的不利冲击。

休息、护理、营养期限法医学鉴定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休息、护理、营养期限的鉴定已日益成为法医学鉴定的重要内容,但法医学界对此尚不够重视。《人身损害受伤人员误工损失日评定准则》已从今年3月起开始实施,它为误工损失日的评定提供了有益的支持。但是,该标准本身仍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目前,有必要对休息、护理、营养期限的概念及其相关鉴定原则和鉴定方法加强研究;同时也应始终把握鉴定的个案化原则。惟其如此,才能进一步充实和完善相关标准的制定。

融资融券如何影响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

投融资期限错配不仅阻碍了企业健康发展,还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以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融资融券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研究发现,融资融券制度实施、融资交易和融券交易均会加剧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融资融券制度和融资交易通过提高企业融资约束水平、促进企业金融化行为加剧了投融资期限错配,融券交易通过提高企业融资约束加剧了投融资期限错配。异质性分析发现,融资融券对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信息透明度较低的企业中更突出。经济后果检验表明,融资融券通过加剧投融资期限错配降低了企业绩效,提高了企业财务和经营风险。

经营投资责任追究与国有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改善

经营投资责任追究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举措,对投融资决策行为有着重要影响。文章选取2011—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对国有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结果表明,经营投资责任追究能够显著改善国有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机制检验显示,经营投资责任追究通过提高投资决策质量和强化管理层风险规避意识,改善国有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管理层过度自信程度较高、股权激励水平较低和内源融资能力较差时,经营投资责任追究改善国有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作用更明显。研究结果有助于规范和约束管理层非理性决策行为,推动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对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投融资期限错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效应与机制

金融机构信贷期限结构长期化与企业融资以短期为主,映射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金融资源错配问题。企业的投融资期限错配应对行为,理论上会通过风险承担和风险规避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反两种影响。利用2004—2019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投融资期限错配会显著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这一关系在企业规模小、资本密集程度高、信息不透明程度高、内部控制质量低的企业中更显著。投融资期限错配通过增强管理者风险规避程度(提高管理者短视主义)和降低风险承担水平(挤出创新投入)抑制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排除非线性效应和行业的年度趋势的影响,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其他经济后果表现为对有形资产的偏向性配置。总之,应从供需两端发力,将提高金融机构中长期资金供给水平和公司现代化治理能力,作为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期限利益保护之边界省思

2013年《公司法》采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后,股东期限利益之概念应运而生,关于股东期限利益的保护与限制亦出现诸多争议,司法裁判过程中如何理解和适用股东期限利益保护的相关规则也存在混乱及矛盾之处。针对认缴制与股东期限利益产生资本信用缺失的现象,包括商事信用公示、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等制度得以建构,但问题并未因此得到妥善解决。要解决上述疑难,不得不重新审视认缴制语境下股东期限利益保护规则之适用边界,从而进一步明晰股东期限利益实际上仅为股东之间的约定利益。股东期限利益若受到侵害,可请求其他订立合同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但股东之间有关期限利益的约定对公司及其债权人原则上不具有约束力。

经济犯罪案件侦查期限制度研究

侦查期限是侦查行为可以持续的最长时间,是侦查机关自立案至侦查终结的时间限度。优化营商环境背景下经济犯罪案件侦查期限对于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羁押期限无法起到侦查期限的作用,应当增加侦查期限制度规定。经济犯罪案件侦查期限不仅适用于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也适用于未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经济犯罪案件侦查期限仅适用于“因人立案”,而不适用于“因事立案”,对于“因事立案”的,应根据追诉时效来限制侦查权。对于经济犯罪案件侦查期限应在立法上加以明确,强化侦查期限制度刚性,确立撤案并非错案理念。

“一带一路”倡议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促进还是抑制?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推动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大战略部署,对于“走出去”企业的资本配置具有重要意义。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对上市公司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结果显示:“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缓解公司的投融资期限错配,该抑制效应在国有产权、主要节点城市的公司更明显;“一带一路”倡议对投融资期限错配的抑制效应有助于降低公司的经营风险,改善投资效率。研究结论为评估“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效果,优化公司投融资决策提供了政策参考。

供应链集中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基于“短贷长投”视角

利用2009—2022年非金融上市公司的年度数据,探究集中的供应链在公司治理中扮演的角色是资源依赖还是效率促进。基准研究表明,供应链集中有助于降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水平;机制研究发现,抑制企业采取高风险战略是其中重要的渠道;基于债务与盈余管理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更高的加杠杆水平、更严重的融资约束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会削弱供应链集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而应计盈余管理有增强效应;研究表明,集中的供应链结构中的供应链企业也扮演着积极的外部资源供给角色,提供财务支持,降低企业财务风险。研究基于“供应链关系与企业投融资行为”的研究框架,一方面补充了集中供应链结构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从微观企业视角补充了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治理因素。

融资约束、信息条件与企业绿色债务期限结构的选择

绿色融资期限的选择会直接影响绿色投资以及企业的财务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本文从绿色项目投融资期限较长、风险较大且国内绿色项目融资中债务资金占比较大的事实出发,构建企业绿色债务融资三期模型,分析企业绿色债务期限决策与绿色资金市场和信息环境之间的密切关系,揭示绿色债务资金束紧和信息非对称对企业绿色债务期限结构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短期债务的再融资风险与长期债务成本水平是影响绿色融资期限决策的重要因素,企业绿色债务融资期限决策受到企业管理者权衡私人收益与损失的重要影响,企业绿色项目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和融资约束缓解有助于企业绿色债务融资期限延长。企业绿色项目的自融规模、项目风险、内部激励、管理成本等因素变化也与企业绿色债务融资期限决策关系密切。据此,金融机构应加大绿色金融产品的创新力度,企业应着力改善绿色项目信息披露质量,政府应构建利于绿色金融发展的相关制度体系。

商业银行数字化能否改善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

本文基于中国246家商业银行及A股上市公司2013—2022年数据,探究了商业银行数字化能否改善贷款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研究发现,商业银行数字化通过调节错配企业短期贷款金额、提高公司治理水平,进而缓解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该效应在资本市场融资能力较强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中小规模企业及制造业企业中更为明显。文章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商业银行战略、管理及业务的数字化均可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产生影响,但前两个维度的影响更为明显。探究商业银行数字化的微观错配纠偏功能,不仅有利于降低企业层面投融资期限错配引发的风险,也为进一步优化银企互动和挖掘商业银行数字化意义提供了新的证据。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研究

本文围绕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现象,以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面板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以及在不同产权性质下相关影响的异质性。研究表明:我国绝大多数实体企业仍在专注发展主业,并不存在普遍的过度金融化现象;我国实体企业金融化主要是出于资金储备动机,这对其债务期限结构中长期债务占比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债务期限结构对金融化的敏感程度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