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崛起”与朦胧诗理论现代性的三种指向

“三个崛起”的诗歌理论为朦胧诗的出现进行鼓与呼的同时,也彰显了一种繁复的现代性指向,那就是在理论的研究对象与思想的先锋上承续五四反传统的余脉,表现了青年性和审美的特点。进而在诗歌研究的内部呈现了从五四以来的“个人—人民—自我”的观念流变,“自我”成为这一时期朦胧诗的核心特质。最后,“三个崛起”从历史的、审美的和现实的维度给出了一种“新的美学原则”崛起的理论指向,是论战学理性的表现,也是理性精神的再一次张扬。

从朦胧诗的语法特征到文学性的实现

文学性是诗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而朦胧诗作为中国新诗的代表之一,其文学性的阐释还不够深入。认知语法作为一种成熟的语言学范式,其语法本身有意义、语法选择体现思维选择的基本理念,可以为朦胧诗文学性的研究提供一条新的路径,即从诗歌语言的特征入手,探讨其意义的内涵,并以此为基础从概念化和哲学意蕴这两个层面进行朦胧诗文学性的解读。这样的研究理路的优势在于能够发现以往朦胧诗研究没有发现的问题,同时可以对曾经解释不十分明晰的问题提供基于认知科学的解释。

论“朦胧诗”尴尬的“戏剧性”——以诗歌文本外部为中心

"朦胧诗"以其文本内部语言形式及内蕴价值对"十七年"文学的颠覆性当之无愧地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但从文本外部观照该诗派,它由始至终存在尴尬的"戏剧性",即具有荒诞意味的朦胧性:各家对其起始时间各执一词,该群体组成人员名单难以确定,甚至"朦胧诗"的称呼来自反对者言论;生死存亡于朦胧诗论争和国家正式出版物的推崇与否定的夹缝中;最主要的诗学特征成为"第三代"进攻的目标,更具悖论性的是,在朦胧诗人内部以诗歌和诗论的形式产生了诗学裂变。

《诗探索》与1980年代初的“朦胧诗”论争

《诗探索》是新时期诗学场域中不可忽略的一个理论刊物。在“朦胧诗”论争中,《诗探索》以其全面把握诗坛的宏观视角、坚定的诗学立场,对当时的诗坛保持了一定距离的审视、反思与纠偏,对论争中出现的二元对立思维、政治批判等不良倾向进行了抵制,较好地维护了新时期正常诗歌批评的开展。在诗学观念层面,《诗探索》由于摒弃了简单的二元对立观念,在“自我与时代”等论争中重要命题的回答上,呈现出较为稳健的态度,既肯定“小我”,也强调了“时代”的重要性,既重视诗歌的艺术性,也并未放弃对文学功利性的体认。

朦胧诗与第三代诗的三维解析

朦胧诗与第三代诗是20世纪后半叶中国诗坛出现的两个重要诗歌流派,在诞生的时间、活动地域、创作主体及诗歌审美特征等方面都表现出鲜明个性,给受众带来了不同的美感体验。从流派特征、审美特征、代表诗人的作品进行三维解读,把握朦胧诗和第三代诗的不同审美特质。

“意象光”与朦胧诗——田黎明绘画艺术探析

探究水墨人物画家田黎明的绘画艺术风格,对探索中国水墨人物画的创新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该文梳理有关田黎明水墨人物画的文献,将其绘画艺术风格概括为平面性的“意象光”、光斑下的色墨交融、自然精神下的朦胧意境,并结合具体绘画作品,分析田黎明如何将光影元素转化为独特的绘画表现语言,从而创作出自然精神下具有朦胧意境的作品。

朦胧诗:重新认知的必要和理由

90年代以来,随着许多史料的发掘呈现,"朦胧诗"的时空边界构成有了持续的扩展,在时间上追溯到了60年代,在成员构成方面也有了重要的发现和扩大。随着当代诗歌历史的演变,有些问题必须予以重新探讨和廓清。

三十年来朦胧诗选本研究——以北岛、舒婷、顾城为中心的考察

从1985年最早的朦胧诗选本——阎月君等《朦胧诗选》问世,迄今已三十余年,以朦胧诗整体为观照的公开发行的选本计有九种。阎月君本在前二十年最为流行,对当代诗歌的传播厥功至伟。而2004年出版的洪子诚本以高屋建瓴之势后来居上,成为之后选本的重要凭借。九种选本在时间上跨度近三十年,是一部简约的朦胧诗小史。通过梳理,我们可以清晰看出"朦胧诗五人"的出现和定型及芒克、多多在诗坛地位的崛起。同时,在诗歌经典化的过程中,更能发现影响诗歌审美的外部因素及对其评价的歧义。

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朦胧诗”论争

"文革"之后,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在"文革"中成长的一代知识分子表现出了最强烈的社会参与精神,"朦胧诗"是其典型代表。但是,"文革记忆"使得新文学观念在产生之初就携带了相当多的主观情绪,并使"朦胧诗"在社会上引起争论。不过,这场争论的实质并不指向"朦胧诗"本身,却因对各自立场的坚守,使得双方在思维方式上并未有质的变化。最后,以这场论争为媒介,意在完成对"本质不变论"的历史批判。一是"朦胧诗"是从现实生活出发的,而不是某种观念的衍生物;二是对"朦胧诗"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方向性地位的刻意强调也似乎有不妥之处。

历史需要沉淀——论朦胧诗

朦胧诗是我国 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生的现代主义诗潮 ,它在国内外诗坛均产生颇大反响。对朦胧诗和后朦胧诗产生的时代背景 ,历史缘由及其美学特征 ,还有一些代表诗人、代表诗 ,以及对当时某些诗评家不确当的批评 ,诸如“朦胧诗表现‘小我’即‘自我’”、“朦胧诗看不懂”等 ,应恰当评价。朦胧诗和后朦胧诗既注意吸收古典诗和民歌的优点 ,又借鉴了现代诗的长处 ,为探索建设中国式的现代主义新诗积累了经验 ,使新诗的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

从朦胧诗潮看艺术对生命的表现

朦胧诗潮的流变过程证明了诗歌与生命的亲缘关系;特定的人文环境让朦胧诗的创作印证了人类共有的生命经验;朦胧诗不只是一个诗歌流派,它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思潮;生命、思想、精神的解放也促进了诗歌艺术的分流与革命;文学与生命是同构的,源于生命、尊重生命才是一切写作的基本状态。

见证 亲历 介入与评判——“朦胧诗/人”徐敬亚的时代荣光

上世纪中国"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时期的重要批评家徐敬亚,同时也是一位坚持诗歌创作已达四十年之久的诗人,其"诗人"身份一直被"批评家"身份所遮蔽,有必要重新加以认证。徐敬亚的诗具有典型的"朦胧诗"特征,虽然其诗歌美学风格在不同时期有着明显的变化,但其"朦胧诗"的底色不变,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鲜明的政治美学追求;理想主义的坚守;现实主义的底蕴。具有诗人和批评家双重身份的"徐敬亚",作为一个当代诗歌符号,其内涵远丰富于单纯的"朦胧诗人"标签,完全可以升级为"朦胧诗/人"而被视为一个特定时代的汉语诗歌文化在总体性上的最佳象征性人物。

中国当代朦胧诗与现代象征诗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出现的“朦胧诗”,人们对之褒贬殊异,因而曾引起过长时间的论争.我认为,朦胧诗创作的情况虽较复杂,但它无疑是当代诗坛上的一个客观存在,有必要加以认真研究.概括地说,朦胧诗是作为世界现代主义(?)艺思潮在当今中国的产物而出现的一种现象,它并已形成一个引人注目的流派.至今还有人引用朦胧诗人的个别作品,企图说明它们属于现实主义范畴,无非是觉得“现代派”这个名词不好听.

“狡猾”的勇敢:论朦胧诗人

十年动乱后,一群青年诗人从狂热中冷静下来,萌生了强烈的悲愤和浓厚的哀怨,他们以曲折隐晦的方式大胆地表现了独立的思索、不满、哀怨和愤恨,在特定的时代里以挑战者的角色机智地表现了自己独特的勇敢。

《诗刊》与朦胧诗的兴衰

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现代诗歌的狂欢,朦胧诗作为其中一部分,受到了学界和大众广泛的研究、关注。朦胧诗的兴起衰落是在复杂的时代背景下多种因素共同造就的。《诗刊》就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本文在分析《诗刊》发表朦胧诗作和朦胧诗论争文章的基础上,探讨其在"朦胧诗潮"中的作用。

以艾青与青年诗人的关系为例重评“朦胧诗论争”

“朦胧诗论争”除了诗学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作用外,也体现了朦胧诗人与老一代归来诗人之间新代表的青年文化与中老年文化之间的对峙与沟通。本文从“代沟”入手,以艾青与青年诗人的关系为例,通过大量诗歌创作和人事方面的第一手资料, 试图对朦胧诗崛起后的命运以及论争背后的动力寻找一种新的解释,考察“代沟”在论争中的推动作用及其对当代诗歌的影响。

“朦胧诗”：矛盾重重的文学史叙述--兼论当代诗歌流派的解读方式

在当代诗界和学界,有关"朦胧诗"的叙述始终存在各种矛盾,也引发了众多争议。近年来,随着朦胧诗"考古"和"细节化"的深度展开,学界已开始重视过去30年来以诗歌运动为主潮的"自由精神文化"的历史检视。而"中观研究"被运用到朦胧诗派的考察,提示研究者须深入到诗人群体的内部,把握诗派流变的脉络,进而探悉其文学生命的集结点。

对“朦胧诗论争”中艾青立场的重新审视

艾青在"朦胧诗论争"前后立场的改变,呈现出丰富的意味:有政治意识的影响,有随个人身份地位提升而来的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自觉维护,有对诗坛话语权的争夺,有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对艺术价值的坚持,也有人事方面的误会。通过对艾青立场的审视,我们能够看到不同背景"归来"的两代人在新时期所发生的摩擦,在生动的细节之中去读懂历史,进而思索如何走出民族的"世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