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空猥亵”未成年人刑法规制的不足与完善

“隔空猥亵”行为隐蔽且持续,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侵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且示范效应明显,容易引起群体效仿。目前,对于“隔空猥亵”行为的规制,学界在其侵害法益、出罪事由以及是否需要规定为具体罪名等方面存在争议。事实上,“隔空猥亵”行为已经类型化,可增添网络实名认证来锁定隔空犯罪主体,并对不同行为进行分类以准确确定罪行,配置刑罚。针对现行刑法不能完全规制的元宇宙“性侵”行为,刑法需要增设“网络性侵罪”,规制包括“隔空猥亵”在内的利用网络和现代科技进行的违法行为。

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的实践问题与完善路径

结合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需求,继续完善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体系将是一项重要且需长期执行的工作。就我国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的现状而言,目前仍然存在主导力量缺乏、配套实施细则缺位、处遇层级区分不完善、分级矫治效果有限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在儿童利益最大化、教育保护、调查先行、责任个别化和可恢复性五项指导原则的基础上,建设专门的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工作队伍、细化分级处遇的必经程序和判断标准以及推动处遇措施的专门化。

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中国领域法模式

我国未成年人司法改革依附型体例的局部完善及其被动适应成人司法的整体格局,已然难以满足新时代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诉讼要求。以领域法重新定位未成年人司法,有利于塑造其综合属性和开放思维,更好吸纳涉未成年人部门法规范的知识,全面涵摄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司法诉求,提升未成年人特别诉讼措施的实效,接纳专业知识融入诉讼等。因此,需要以领域法思维对不同部门法框架下涉未成年人司法职能进行重组,从线索发现、证据收集使用、办案流程等方面强化诉讼程序衔接和司法职能整合,推动形成更符合未成年人主体地位的一体化诉讼体系、建立健全功能主义的统一性未成年人司法模式,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成年人司法自主发展之路。

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等”外探索

概述了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立法现状及受案范围狭窄、法律规定不明确的问题;分析了受案范围立法和其扩张的现实需求之间的矛盾;总结实践探索的经验;阐释受案范围扩张的必要性。指明受案范围扩张要抓住公共利益的“公共”本质、以未成年人利益受侵害为底线、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工作优势。采用“列举+概括”的方式,列举了重点领域解决受案范围的实践难题。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下涉罪未成年人司法处遇的检视与优化——以B市检察机关2020年至2023年开展相关工作为起点

新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确立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既是对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所确立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进行本土化的表达,也为检察机关涉及未成年人事项的处理及案件办理提供了基本遵循,这就要做到最大限度地降低涉罪未成年人的批捕率、起诉率、羁押率,找准理念驱动统筹落实的“高度”、强化专业能动办案的“力度”、把握体制机制保障供给的“精度”以及拓展联动处遇体系的“广度”,才能进一步优化涉罪未成年人司法处遇。

构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制度 助力全球规则发展

人类社会正快速迈入数字时代,网络在给未成年人提供学习、娱乐、社交等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违法和不良信息侵害、个人信息泄露、网络沉迷以及网络欺凌等新风险。如何构建符合数字时代要求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制度,如何破解时代变迁引发的全新命题,对世界各国以及全球治理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我国在2020年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时增设了“网络保护”专章,国务院《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已于2024年1月1日实施,上述法律法规不仅奠定了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基本法律制度,也对国际社会探索数字时代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机制具有重大启示意义。

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监督考察制度研究——以青海地区为例

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监督考察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旨在通过帮助涉罪未成年人进行帮教,促进其健康成长和重新融入社会。本文将对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监督考察制度进行研究,并对其相关问题展开讨论。通过该项制度的落实,可以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确保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落到实处。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的立法背景、思路与逻辑

为解决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新问题,细化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既有规定,固化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成熟经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应运而生。在立法理念上,《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与儿童保护的国际条约相衔接,在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指引下,突出社会共治,强调发展与保护并重,注重与其他法律规范的衔接协调。在逻辑结构上,《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通过打造家庭、学校、政府、社会、平台责任共同体,汇聚提升未成年人网络素养与保护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的合力,在明确头部平台特殊责任、引入人工智能技术辅助保护、提倡全民共治理念等方面都有所创新。

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蓝图——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技术规范研究(四)

随着ChatGPT等新型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未成年人成长面临着新的风险与挑战,急需构建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规范体系。文章从人才发展、AI向善和人机共融视角出发,构建了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技术规范体系模型:“技术内容规范”将基础性、时代性和价值性三个维度的知识结合在一起,旨在从核心素养的角度规范学生能接触到的人工智能技术内容;“技术工具规范”围绕可用性、适用性、安全性、价值观对AI学习工具的设计、开发和应用全过程提出规范要求,旨在从应用监管角度保障未成年人的使用体验;“技术伦理规范”基于以人为本、公平公正、安全可控原则,对人工智能技术伦理治理提出要求,旨在从安全伦理角度促进未成年人、社会、自然和人工智能的和谐共处。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实践基础与制度理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一致采用“最有利于(被监护人/未成年子女/被收养人/未成年人)”表达范式,由此整个未成年人法律体系得以确立贯通性的基本原则,即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该原则同时具有承继国内法治实践和转化国际公约义务两个向度。对解释文件和司法数据的梳理表明,当前该原则的适用主要呈点阵式分布,存在覆盖不足、标准不一、机械援引等问题。对照国际规范体系,厘清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权利要义、制度约束、效力层级和程序保障有助于为我国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适用注入系统、辩证和自洽的制度理性,进而通过权利本位明晰化、权益认定规范化、个案研判独异化和保护机制协同化,将这一中国特色表达深化为中国特色实践。

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风险及应对

近年来,我国网络游戏玩家中未成年人数规模不断扩大且呈现低龄化特征,网络游戏沉迷问题日益严重,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教育亟待加强。网络游戏沉迷对未成年人产生诸多负面影响,如造成未成年人认知偏差、情感麻木、社交障碍以及未成年人犯罪率上升等问题。本文从未成年人保护视域出发提出网络游戏沉迷应对机制,如加强网络游戏立法及监管,以制度保障未成年人精神健康;强化媒体宣传引导,限制不良网络游戏广告投放;凝聚家庭学校社会合力,多元干预网络游戏沉迷。

最低刑龄制度应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困境与出路——由“邯郸13岁男孩被害案”引发的思考

2024年3月10日河北省邯郸市发生一起3名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故意杀人案件,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舆论焦点从传统的“未龄不责”,逐渐转向了“低龄轻责”和“未龄免死”等问题。对舆论意见体现出的在最低刑龄制度应对未成年人犯罪时存在的价值冲突,需要在理论层面进行深入探讨,也需要考虑我国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在理论层面,首先,刑事责任年龄的设定是一种对身份的法律拟制,必然引发同一性和差异性的矛盾;其次,公众对于“未龄轻责”和“未龄免死”的不满,很大程度上源于报应心理。然而,报应主义与未成年人特殊保护原则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此外,网络舆论导向的修法可能会引发刑法谦抑性危机。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来维持刑罚量配置的均衡,以保证刑法的谦抑性,即是刑事责任年龄制度所面临的难题。在我国历史上,“恤幼”思想源远流长,影响着我国古代的立法,即使在重刑时代,其也优先于报应主义的思想。在制度设计上,从汉代开始,我国古代传统法中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就体现出了相对弹性的模式,这种立法模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法律拟制的缺陷。此外,自唐代起开始适用的“列举罪名+划定法定刑”罪行分级模式具有体系化和精确化的优势,也能够为最低刑龄制度的完善方向提供参考。从实践层面看,构建最低刑龄制度的路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需要从过于刚性的“唯年龄论”转变为更加相对弹性的立法模式,以弥补法律拟制所导致的立法空缺。第二,现在立法中存在对相似案件处罚不均衡的情况,对此,应当缩小因年龄差异而导致的处罚差距,尽可能确保罪罚均衡。同时,还应当坚定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立场,放宽对未成年人减刑的限制,进一步完善专门矫治教育制度,与刑法形成良好的衔接。第三,采用系统化的罪行分级方式,以法定最高刑为罪行分级的界限标准,建立更为严密的法网,防止处罚范围的过度扩张。

未成年人保护视野下网络信息内容规范管理的制度设置与优化建议

在网络时代,未成年人的学习、生活已经离不开网络,而网络信息内容会直接影响未成年人的成长和发展,因此对网络信息内容进行规范和管理,就属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重要范畴。针对当前网络信息内容管理领域存在的信息内容混杂、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平台治理效能低等问题,《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从信息内容分类、主体责任分配、算法技术规制等方面,回应了现实需求,作出了制度应对。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的贯彻实施中,要平衡好未成年人保护和网络表达自由之间的关系,构建配套的信息保护分级制度,进一步加强行业自治,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网络环境。

“隔屏猥亵”未成年人行为刑法适用的体系解释

指导性案例与司法解释将实践中“隔屏猥亵”未成年人行为的猥亵犯罪定性予以证成,对网络时代未成年人性自主权的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也因网络空间个罪关联的尚未厘清和网络性侵害事实情节分类讨论的不足而导致法律适用的机械性。基于刑法总则分则体系、刑法与前置法体系、国家与社会治理体系的有机统一性以及个案裁判实质合理的并合主义刑法立场,对于“隔屏猥亵”未成年人行为的刑法适用,应通过对犯罪目的和犯罪情节的全面综合考察,得出体系化的法律适用结论。

青年发展视角下未成年人专门教育制度机能的反思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为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青年发展提供纲领性依据,提出“建立针对有严重不良行为和涉罪青少年进行教育矫治的有效机制”的发展目标,并将“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工作”作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领域的主要措施之一。为了实现上述发展目标,《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为专门教育制度设计了替代刑罚、犯罪预防和国民教育三个机能。以“目的—机能”为框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当前的专门教育制度正面临着对刑罚的替代乏力、对犯罪预防的认知偏差、对教育义务的履行困难等三方面的问题。完善未成年人专门教育制度,以《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所确定的发展目标为指导,构建保护处分的行为体系和处遇体系刻不容缓。具体而言,应当回归罪错语境,提高刑事责任年龄,将青年发展政策法治化,尽早出台《专门教育法》,从准入程序、教育主体、教育形式等方面进行系统优化,以走出“矫正失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刑罚扩张—矫正失败”恶性循环的怪圈。

《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与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的发展完善

《刑事诉讼法》对于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与引领作用,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具有与刑事诉讼紧密捆绑的阶段性特征。更好地调整《刑事诉讼法》与未成年人司法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推动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应当作为《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中涉未成年人部分修改的基本立场,并处理好两个整体性问题。一是通过吸收未成年人专门法律的普适性内容、根据其他涉未法律的新规定新增或调整专章规定、为其他法律中新增的涉未制度提供程序支撑和吸收已有司法解释或规范性文件的合理内容,来有效对接其他涉未法律规范。二是通过减少刑事诉讼整体框架和普通程序对涉未特别程序的限制,明确与成年人案件规定的梯级递进关系,来处理好与普通程序的关系。本次修改还应当整体增补与未成年被害人相关的规定,对转处制度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进行体系化与优化,并明确低龄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程序的基本设置。

论新生代未成年人团伙犯罪之治理——以西南G省为研究样本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解组现象加剧、犯罪结构变化、身心特征发展,新生代未成年人团伙犯罪在持续高发态势的同时,呈现出低龄化趋势继续加剧、辍学少年比例较大、恶性犯罪比例上升等新特征。究其根源,家庭监管不力、学校教育不到位、成长关联行业监管存在漏洞、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力量薄弱等因素均属该种现象的诱因。为此,应强化家庭监管功能,更新学校教育理念,职能部门协作配合加强社会治理,健全现代化三位一体未成年人法治体系建设,构建未成年人团伙犯罪社会治理机制,切实加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教育矫治,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的企业合规实践与制度完善

我国法律法规要求互联网企业建立健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合规体系,但实践中这项工作仍在改革试点中,还不够规范和成熟。互联网企业作为合规义务的履行主体,承担着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防止其沉迷和内容审查等义务。为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互联网企业应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区分对待原则和比例原则。目前,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合规体系建设存在合规依据和监督主体零散、行政合规和刑事合规体系割裂、青少年模式效果不明显等问题。为此,有必要发布多部门合规指引和各部门典型案例,建立行刑衔接的合规体系,以未成年人模式替代青少年模式。

犯罪心理评估在涉罪未成年人“社会危险性”评价中的运用

司法实践中,涉罪未成年人“社会危险性”的评价方法较为简单,以主观判断为主,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和客观性。根据犯罪心理学原理,将心理测量与心理评估的结果运用于涉罪未成年人“社会危险性”的评价,构建包含涉罪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犯罪心理、发展环境三个内容的量化评估体系,使评估全面、科学,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同时为涉罪未成年人的精准帮教与犯罪预防提供参考。

困境与破解:强制报告制度的法社会学分析——以家庭暴力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为视角

法律与社会发展不可分离。未成年人保护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法律虽为社会控制的高级手段,亦不可脱离社会独自发挥作用,需与道德规范、社会价值观、文化等其他社会控制手段互为表里。从法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出发,家庭暴力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具有多种实践价值,但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部分报告义务主体和社会公众的固有思想观念,致使部分报告义务主体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缺乏精神动力,阻碍了该制度在实践中的顺利运行。应从回应社会发展需求、关注特殊群体权益保障、加强社会控制、培育和塑造现代公民等方面,借助其他社会控制手段化解思想观念冲突,破解强制报告制度的适用困境,进一步提高强制报告制度在家庭暴力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的适用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