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刑龄制度应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困境与出路——由“邯郸13岁男孩被害案”引发的思考

2024年3月10日河北省邯郸市发生一起3名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故意杀人案件,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舆论焦点从传统的“未龄不责”,逐渐转向了“低龄轻责”和“未龄免死”等问题。对舆论意见体现出的在最低刑龄制度应对未成年人犯罪时存在的价值冲突,需要在理论层面进行深入探讨,也需要考虑我国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在理论层面,首先,刑事责任年龄的设定是一种对身份的法律拟制,必然引发同一性和差异性的矛盾;其次,公众对于“未龄轻责”和“未龄免死”的不满,很大程度上源于报应心理。然而,报应主义与未成年人特殊保护原则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此外,网络舆论导向的修法可能会引发刑法谦抑性危机。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来维持刑罚量配置的均衡,以保证刑法的谦抑性,即是刑事责任年龄制度所面临的难题。在我国历史上,“恤幼”思想源远流长,影响着我国古代的立法,即使在重刑时代,其也优先于报应主义的思想。在制度设计上,从汉代开始,我国古代传统法中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就体现出了相对弹性的模式,这种立法模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法律拟制的缺陷。此外,自唐代起开始适用的“列举罪名+划定法定刑”罪行分级模式具有体系化和精确化的优势,也能够为最低刑龄制度的完善方向提供参考。从实践层面看,构建最低刑龄制度的路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需要从过于刚性的“唯年龄论”转变为更加相对弹性的立法模式,以弥补法律拟制所导致的立法空缺。第二,现在立法中存在对相似案件处罚不均衡的情况,对此,应当缩小因年龄差异而导致的处罚差距,尽可能确保罪罚均衡。同时,还应当坚定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立场,放宽对未成年人减刑的限制,进一步完善专门矫治教育制度,与刑法形成良好的衔接。第三,采用系统化的罪行分级方式,以法定最高刑为罪行分级的界限标准,建立更为严密的法网,防止处罚范围的过度扩张。

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研讨会综述

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事关国家和民族未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在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研讨会上,来自相关职能部门、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专家,围绕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聚焦“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展开了深入探讨。

论未成年人犯罪成因及预防对策———以呼伦贝尔市某区为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未成年犯罪案件数量逐年增多,犯罪类型呈现多元化。2024年3月发生的“河北邯郸校园霸凌案”更是成为当前社会的焦点事件,将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再次提升到重要位置。本文侧重以呼伦贝尔市某区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为切入点,分析了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提出运用大数据技术,优化数据库,提升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效能;通过“六大保护”措施,形成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合力;将“适度惩罚”作为未成年犯罪预防的辅助手段,以推动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高质量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

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惩治重点问题的工作报告

一、近五年青海省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基本情况2019年1月至2023年12月,全省检察机关共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777件1448人。

后疫情时代基于犯罪科学的未成年人犯罪防控路径研究

后疫情时代下,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犯罪总量激增、低龄化趋势明显、暴力犯罪占主流、涉电信网络犯罪人数增多等新特点。提出引入犯罪科学理论并结合未成年人犯罪的新特点构建基于天眼系统的未成年人犯罪行为预警机制、基于RCA和ANN的高危未成年人犯罪预测防控平台以及基于数据分层法和犯罪场理论的未成年人网络犯罪风险监控系统,以期实现对未成年人从犯罪行为萌芽到犯罪行为实施全过程的犯罪防控。

网络不良信息诱导未成年人犯罪的网络文化失范问题研究

202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2)》数据所示,从2020年至2022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中,未成年人犯罪总体呈上升趋势,低龄未成年人犯罪占比上升,未成年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明显上升,在网络色情、血腥暴力等不良因素侵蚀下,对处于学习阶段、真伪辨别能力较弱的未成年人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诱导未成年人滋生犯罪心理,实施犯罪行为。因此,本文将从网络文化失范为研究基础,分析网络不良信息影响引起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类型及特点,分析网络文化失范引发未成年人犯罪的起因,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困境及完善对策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要体现时代性要求,照顾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实现刑罚功能和目的的辩证统一。但是我国现行刑事立法未能体现这些要求,导致对未成年人保护有余而惩戒不足、刑法基本原则不能充分实现、过度纠结于刑事责任年龄而忽视其他犯罪因素的立法困境。未来的立法改革,需要明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中的指导地位,充实有关未成年人刑罚处罚的条款,进一步完善刑罚体系,扩充禁止令等保安处分制度,以实现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科学治理。

协同治理视域下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治理研究

近年来,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案件屡见报端,引起不小的舆论风波。同时,未成年人犯罪总数呈现持续增长态势,综合保护、六大保护等未成年人犯罪协同治理新模式随之出现。但是由于未成年人自身心智不成熟,当前我国针对未成年人的法制教育不完善、刑罚惩罚不严厉、科技手段不足以及跨部门协同合作不畅等因素导致协同治理效果不佳。因此,应当通过借鉴美国的经验与利用现代化科技,针对性地提出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完善记录封存制度,强化协同帮扶、建立行为预警模型和强化跨部门合作以治理未成年人犯罪。

专业社会工作介入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路径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如何科学合理地进行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已成为我国学术界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通过回顾相关文献,本文综合了以往学者研究的一些观点,分析了我国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整体情况,探讨了专业社会工作介入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具体路径,并根据当前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的发展现状,提出了推动社工介入的法律政策细化完善、培养专业化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和搭建“家校社”多维支持体系的参考建议。

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未成年人犯罪检视及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是社会关注的问题,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成效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未成年人犯罪频发,呈现低龄化且文化程度偏低、男性占比高且体表多有文身、结伙作案且案件类型集中、犯罪技术智能化且以本地作案为主的现状。造成该现状的客观原因包括犯罪预防机制不完善、行业监管机制不协同、控辍保学机制不健全、家庭教育监管不重视、学校教育管理不落实、就业指导帮助不到位,主观原因包括未成年人自控能力不强、网络负面信息识别不够、德法学习内生动力不足等。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生态系统理论具有内在耦合性。因此,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应以生态系统理论为基础,从以下维度提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策略:从宏观系统上强化犯罪预防机制、协同行业监管机制和健全控辍保学机制;从中观系统上强化家庭教育监管责任、落实学校教育管理制度、完善就业指导帮助机制;从微观系统上强化自控能力、强化绿色用网、强化德法教育等。

小区内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防治研究——以S省C市为分析样本

小区是未成年人成长生活的重要场所,小区法治环境的形成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通过分析S省C市发生在小区内的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发现,其案件来源主要为父母报案。在未考虑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犯罪黑数的情况下,统计数据反映出的犯罪形势仍然较为严峻。小区内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因犯罪对象特殊、犯罪发生区域特定,在被害人、作案人、作案地点、作案方式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特征。小区内有利于犯罪实施的外部条件和被害人较强的被害性等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导致了性侵犯罪的发生。情境犯罪预防理论因其对犯罪情境的关注及主动预防的姿态,与小区内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具有较强的契合性。从情境犯罪预防理论视角出发构建该类犯罪防控体系,应主要从增加犯罪难度、提高犯罪风险、减少犯罪刺激三个方面入手。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困境、成因与建构

随着未成年人群体犯罪现象日益严重,如何兼顾未成年人的惩罚与教育是解决未成年人群体犯罪现象的必修课,而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帮助未成年人重返社会、接受社会再教育的重要途径。通过分析发现,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制度构建以及与其他法律法规衔接上均存在缺陷,其成因主要来源于立法、实践、以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与公共利益的价值权衡三个方面。因此,要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可以从扩大适用范围、明确法律规定以及强化与其他制度的衔接等方面入手。

社会治理现代化视角下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对策的检察实践研究——以某市基层检察机关近三年办案数据为样本

未成年人犯罪是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成效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未成年人犯罪频发,呈现低龄化且文化程度偏低、结伙作案且案件类型集中的现状,其成因纷繁复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新模式,检察机关针对未成年人犯罪这一社会问题,未来应当立足社会治理视角,从刑事检察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出发,更新司法观念,加强协作配合,完善体制机制,更加精准地做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工作,通过个案办理到类案治理实现从治罪到治理的转变,努力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

“两个结合”视域下完善未成年人犯罪惩罚机制的思考

近期河北邯郸发生的三名初中生残忍杀害同学并埋尸的案件在互联网上引起广泛关注与讨论,人民群众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有关问题表达了深刻关切。我们应当坚持问题导向,首先归纳人民群众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关切要点,再充分运用“两个结合”这一我们党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在其视域下分析完善未成年人犯罪惩罚机制的必要性,提出完善未成年人犯罪惩罚机制的建议。

未成年人犯罪现状及预防治理问题探究——以H检察机关近三年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为样本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呈逐年攀升态势的背后,存在着家庭监护不力、学校教育理念滞后、成长关联行业监管不够、职能部门履职存在困境,检察机关要紧密结合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司法保护和法律监督职能,找准检察履职与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职能融合点,深入分析表象后面的深层次诱因,在多举措落实“一号检察建议”的同时,加强与职能部门的协作配合,切实加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教育矫治,推动构建未成年人综合保护大格局。

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规制——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为视角

随着未成年人低龄化犯罪日趋加剧,现行刑法中关于刑事责任能力认定及未成年人刑事处罚的相关规定,凸显出刑事责任年龄制度过于僵化、非刑事处罚效果不佳、未成年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失衡等问题,难以对低龄化犯罪实现有效规制。与我国《刑法》规定不同,英美法系国家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应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具有显著效果。然而,目前我国引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存在“恶意”判断与证明标准不一、适用犯罪类型不明、刑罚制度不完善的困境。通过厘清上述困境,试图探寻“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本土化适用的可行性路径,以满足我国刑法规制犯罪低龄化的现实需求。

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机制的检视与完善

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增长快、低龄化、暴力化等特点。在司法与社会层面,我国历来注重未成年人犯罪事后治理与事后预防,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事前预防有所忽视。尤其是未成年人网络犯罪多发,传统犯罪预防机制无法有效应对未成年人网络犯罪。对此,应实现从“治罪”到“预防”的理念转变,构建未成年人大数据信息平台,实现对未成年人的动态监控;系统优化各相关主体的功能,构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六大预防机制”。

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治理研究——以S省P县检察院2021—2023年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为例

性侵未成年人案件频发,引发舆论高度关注。由于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特殊性,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具有不同于其他犯罪的特征。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在司法认定方面存在证据数量少、直接证据无法形成印证、间接证据只能从某个侧面佐证被害人陈述真实性从而导致定罪困难等难题;在社会治理方面存在学校和家庭的性教育缺位、网络性侵难发现、难规制、犯罪源头难掐断、治理漏洞难填补等困境。构建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格局,应加强事前一般性预防;坚持事中“零容忍”处理;强化事后持续性震慑。

未成年人犯罪网络空间治理的张力

开放多元的网络空间为未成年人提供便捷的接触信息的方式,同时虚拟、匿名的网络空间也正成为滋生未成年人涉网络犯罪的土壤。未成年人犯罪呈现新特点,网络因素与多重犯罪动因复合作用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诱因。数据与算法的应用带来信息茧房效应,未成年人涉网络犯罪的超时空性,加之网络空间治理与现实打击手段衔接不畅,引发未成年人涉网络犯罪的治理张力。从负能到赋能寻求“破茧”之道,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风险评估,预防未成年人“被害-加害”机制转化。加强未成年人犯罪治理和网络空间治理协同,以应对未成年人涉网络犯罪的治理张力。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对策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一直都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如何探寻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因,从而有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就显得至关重要。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因分析监护人教育缺失。家庭是一个整体,当一个家庭出现病变,那最先出现病变的就是这个家庭中最薄弱的环节,而孩子就是这个薄弱环节。笔者在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中,见到许许多多的未成年人哭诉其母亲常年遭受来自父亲的家庭暴力,或是母亲离家出走多年,父亲犯罪被关押,有时讯问通知监护人到场后发现,曾经办理过监护人犯罪案件,出现“犯罪继承”或者“犯罪延续”的现象。有的未成年人家庭圆满,但监护人长期注重对孩子物质投入,缺乏心灵关爱,缺乏沟通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