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困境、成因与建构

随着未成年人群体犯罪现象日益严重,如何兼顾未成年人的惩罚与教育是解决未成年人群体犯罪现象的必修课,而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帮助未成年人重返社会、接受社会再教育的重要途径。通过分析发现,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制度构建以及与其他法律法规衔接上均存在缺陷,其成因主要来源于立法、实践、以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与公共利益的价值权衡三个方面。因此,要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可以从扩大适用范围、明确法律规定以及强化与其他制度的衔接等方面入手。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检视与现实进路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所发挥的作用在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数逐年上升的背景下更为凸显,2022年“两高两部”《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的下发标志着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正趋向全面化与细致化。囿于起步晚、发展时间短加之未成年人成熟化的社会趋势,司法实践中仍暴露出制度启动方式单一、制度审核决定主体模糊、封存范围与社会发展存在不适应性及查询程序限定条件的缺失等问题,难以完全保障罪错未成年人的程序性权利,增加了犯罪记录泄露的风险,无法适应司法发展的需要。对此应以全局视角审视封存制度流程,通过增加当事人依申请启动方式、严格限定法检作为制度适用审查决定主体、对现行“五年”刑期标准进一步细化、设置制度考验期、严格限定申请及查询封存信息主体等方式,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机制做精细化、层次化完善,最终保障恢复性司法的实施效果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

规范解释与路径整合: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完善

对未成年人实行犯罪记录封存是践行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实现特殊、优先保护未成年人的具体举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实践运行过程中主要存在封存主体标准不一、封存内容和范围过窄、查询主体不明确、查询制度执行不规范、缺少法律监督与责任追究机制等疑难问题。2022年出台的《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廓清了部分问题,但仍有很大完善空间。对此,应当统一规定封存决定主体、封存义务主体、封存内容及范围、相关概念的含义等内容,形成规范层面的共识。设置犯罪记录封存的特殊程序规范,建立监督程序和追责机制,实现封存权利的保障和救济。同时,协调法律规范之间的衔接,消解就业、资格考试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对存在犯罪前科的未成年人的限制。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实践与反思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建立已有十余年,全国各级司法机关一直在积极推行实施该项制度,笔者通过调研发现,尽管取得一定成效,对保护未成年犯罪人的升学、就业等方面权利起到积极作用,但由于客观现实,特别是制度本身存在的诸多问题,基于现行未成年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实践状况来看,封存效果并不够令人满意。因此,基于实践效果加强反思,完善现行封存制度,建立健全相关配套措施或制度,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这也是建设法治中国,为未成年犯罪人的合法权利提供法治保障的应有之义。

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多维思考——兼对《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的解读和评价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进一步细化和提升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但仍存在以下不足:语言文字不规范,法条设计不严谨,查询规定有漏洞,责任细化有缺陷,具体实施有障碍。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需做到:修改现行法,制定特别法;增加救济途径,补充责任承担;正确适用“双重保护原则”,建立犯罪记录“区分封存制度”;做好与前科消灭的衔接与过渡,实现犯罪未成年人利益保护最大化。

反思与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立法探讨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历经孕育萌芽、试点先行、正式确立和深入推行四个阶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体系。其立法具有以下特点:顶层设计、多类结合、部委协同,确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应封尽封”原则,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兼具实体法与程序法性质。该制度经过三十年实践,已获得良好社会效果,但仍存在以下不足:尚未完全与国际立法接轨,借鉴他国立法经验不够,我国立法自身存在缺陷。推进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科学立法,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开阔国际视野,经受实践检验,提高立法的针对性、及时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范围的解构与再造

无论是犯罪记录封存是否应当扩大范围的正义,还是犯罪记录封存手段的完善抑或是犯罪记录是否应该消灭的讨论都应当建立在儿童利益最大原则和双向保护原则的基础之上,既要能够实现对未成年人的充分保护,又要避免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成为未成年人再犯罪的“避风港”:在封存制度的适用范围上既要考虑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后果,也要考虑未成年人的主观恶性和矫治可能性;在封存制度的法律后果上既要考虑形式上的封存,也应考虑实质上的消灭。在封存实体条件上秉持规范性和灵活性的结合,在程序适用上坚持正当性和公正性的统一。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基于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275条为逻辑起点的展开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创设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秉承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体现刑罚的功能目的、契合少年司法的发展趋势,有着独特的价值功能。但缘于立法建构的粗陋及法律语言的模糊,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着多方面的适用困惑。梳理"上海模式"、"彭州模式"和"乐陵模式",司法实践中,适用该制度时应从封存范围、封存主体、作出封存的时间、封存的方式、查询的主体与事由等方面作出可操作性的规定。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犯罪记录与前科分属不同的理论范畴,封存与消灭的内涵亦颇具差异,故不可混同使用"犯罪记录封存"与"前科消灭"。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总体方针与原则的视角考察,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具有完善少年司法体系、帮助犯罪未成年人重新融入社会的功能。但目前的制度设计中,适用范围过窄、查询主体泛化、封存程序过于原则、法律效力较为模糊、责任追究与救济措施缺失,已然严重影响了封存机制的实践效果,阻碍了该制度预设功能的实现。应当以封存决定进入判决书为起点细化适用程序,严格限制查询被封存犯罪记录的主体资格,明确封存的法律效力,构建违背封存义务的责任追究与救济机制。

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

在满足法定的犯罪年龄和刑罚程度条件的前提下,无论未成年人所犯罪行属于何种性质的犯罪,无论未成年犯罪人是初犯、偶犯还是再犯,亦无论未成年犯罪人有无认罪、悔罪表现,其犯罪记录都应毫无例外地予以封存。行为人跨越18周岁前后实施犯罪的,如果其中成年时的犯罪行为轻微,对于包含未成年及成年两个年龄阶段犯罪行为在内的犯罪记录予以整体封存,可以较好地体现我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应当扩大解释到包括定罪免刑、存疑不起诉、酌定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从最大程度地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特殊保护的角度出发,各个司法机关在自己职能对应的诉讼阶段结束后,应当及时地、在最短的时间内对本部门保留的涉及未成年人犯罪的各种卷宗材料予以封存。被封存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效力具有持续性。犯罪记录封存机关在审查有关单位据以要求查询的"国家规定"具体内容时,应当注意这些规定是否与《刑法》第100条第2款规定的未成年犯罪记录报告免除义务制度相冲突。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之核心概念及其功能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依法阻却相关主体获取记录,而非阻却其"被使用"。法律评价是犯罪记录的必要组成部分,但真正阻碍未成年犯罪人回归社会的并非法律评价本身,而是由于不同主体获得记录并使用,继而产生相应效果造成的。犯罪记录不应该被消灭。我们必须对"记录"和"封存"这两个核心概念及功能有清醒而统一的认识,否则很容易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产生误解,遑论对其完善。

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实行封存制度,这是刑事诉讼立法的一大进步,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与美德等发达国家相差甚远。构建完善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必须借鉴国外的先进立法,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范围、工作机构、实施程序、封存解除与消灭等方面进行考量,以解执法办案之困。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实践考察与未来走向

新《刑事诉讼法》首次在立法上确定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但该制度在司法实践过程中还存在诸如适用对象范围过窄、启动方式单一、与我国一些法规存在冲突等问题。为更好地保障未成年人合法利益,从适用范围、启动方式、与其他法规的适配性等方面提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修改建议。同时,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应是中国现行制度的未来走向,需要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对其过渡方式作出正确的选择。

社会排斥理论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改革

在实践先行探索的基础上,2012年我国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正式建立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犯罪记录封存对于失足未成年人重新回归社会具有重大意义,能实现教育、感化、挽救的刑事政策目的。但是,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设计的立法考虑与实践情况来看,存在着为"封存"而"封存"的特点。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重心应当是消除社会排斥,而不是单纯的保密或隐瞒犯罪记录。同时,犯罪记录有其积极意义,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建立还需要考虑未成年人保护与社会保护的平衡。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通过法律的明文规定,正式确立了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但犯罪记录封存不等于犯罪记录消灭,现有规定存在适用范围过小、主体不明确、程序模糊等问题。从长远发展来看,有待进一步完善并最终确定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之反思与完善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世界保护未成年人的历史潮流,同时也体现了立法者对公共安全的关注。但是,关于该制度的研究,在理念指导层面,存在无条件保护未成年罪犯利益最大化的错误倾向和对犯罪记录封存本身寄予过多希望的问题;在制度具体设计上,不仅存在规定过于粗糙、配套措施尚未跟上的弊端,而且对公共安全与未成年罪犯利益权衡不够科学,对未成年罪犯康复与犯罪记录封存之间的联系亦缺乏必要的关照。未来在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时,应当避免错误理念的不当指导,克服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以最大可能实现既保护未成年罪犯利益,又保障公共安全的双重目的。

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价值在于淡化犯罪标签并平衡人权保障与国家秩序之间的关系。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规定过于原则化,导致该制度可操作性不强,有必要以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为核心解读相关术语。目前该制度在运行中存在信息难以封锁、法律规定及有关制度之间相互矛盾的问题。鉴于此,未来立法有必要以完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处理保密程序等外围制度为中心,理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与其他法律规定之间的关系,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监督与救济程序,构建弹性、递进式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旨在通过封存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来保障这一群体的合法权益,是对这一群体的特殊保护。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首次确立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我国刑事司法的一大进步。但是,由于立法与实践经验相对不足,这一制度还只是初步地建构起了一个框架,还存在着实体与程序上的许多问题,面临着可操作性的质疑。有必要在实体上和程序上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进行完善。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与消灭制度国际经验之借鉴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首次规定了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具有值得肯定的进步意义。通过对相关国际经验的分析归纳及我国与相关国家在制度启动主体、启动条件及例外情况考量等方面的综合比较,指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75条存在的缺陷,提出完善我国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立法建议。

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诉讼效力

除法律、司法解释有特别规定的情形外,关于已经封存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能否在之后的刑事诉讼中予以援引和评价,实践中存在不同的理解。在刑事诉讼中对已经封存的犯罪记录作出不利评价,无法避免司法公开与封存的保密要求的冲突;犯罪记录封存的条件过于简单,不能直接推论出之前被判处刑罚的人已经得到教育和改造,从而不需要再对相关犯罪记录作出不利评价。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诉讼效力不明,主要是因为该制度本身不完善。在现阶段的刑事诉讼中,应当采取相对折衷的处理方式,即原则上不予评价,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危险性较大确有需要的,亦可作出不利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