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本土性”:重审中国早期摄影史料

19世纪中后期,王韬日记对华人摄影师罗元佑的称赞,以及汤姆森中国行记对华人摄影师赖阿芳的嘉许,是两则常被学界引述,以佐证中西摄影师审美趣味不同、且中国摄影师更加胜出的早期摄影史料。本文从“本土”和“他者”视角针对上述文本展开细读,通过重审这两则史料及分析其作者所处历史语境,指出以上述史料确证中国早期摄影“本土性”的问题之所在,并进一步反思“中国性”的有无,以及何以绵延或建构等问题。

生态美学话语建构的本土性与国际性——程相占教授访谈

周思钊(以下简称“周”):近三年以来,您同时出版了多部生态美学专著,包括“生态美学研究丛书”(山东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英文著作Ecoasethetics and Ecosophy in China(Transnational Press London,2023)。这些著作一方面推进了国内生态美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向国际学术界有效推介中国生态美学与生态智慧,致力于推进中国生态美学的民族化与国际化建设。可否请您谈谈出版“生态美学研究丛书”的背景和丛书的内容。

岭南地区高密度城市医院建筑本土性设计策略

医院建筑功能复杂,医疗工艺和设备多样,本土性设计这一理念极易在医疗流程布局的过程中被忽视。新加坡市与深圳市均为高温多雨的高密度城市,该文通过类比新加坡邱德拔医院和深圳南方科技大学附属医院,从流线组织、建筑布局、开放空间、低碳设计等角度,就医院的本土性设计提出设计策略和相关建议。

装配建造模式下文化建筑的本土性实践探索——以酉阳四馆、徐州儿童友好中心为例

文化建筑作为文化重要的物质化显现结果,承载着诸多非物质意涵。“本土性”则是阐述文化建筑各类意涵属性的根本,其多元化的特质决定了文化建筑对空间和形制的多样性要求。因此,文化建筑内装配式应用的范围十分有限。本文以“本土设计”策略为触媒,以酉阳四馆、徐州儿童友好中心为例,讨论装配建造模式下文化建筑的“本土性”建构过程。

灾后纪念空间的本土性设计——以东汽地震遗址为例

人们在地球上的生活时常遭受各种灾害的侵扰,而这种影响必然会与区域现状产生联系,所形成的灾后纪念空间更加需要本土性的设计理念予以表达。文章立足现状关于灾后方面的纪念空间研究,引申出对灾后纪念空间场所的认识,指出不同的纪念空间场所具有唯一特性,同时基于对当下本土性设计理念的理解,明确了灾后纪念空间同样应该强调本土性,进而通过对东汽地震遗址的具体研究,提出创生、拟合、重构三个层面的灾后纪念空间本土性设计思考,也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一些思路。

探析绛州鼓乐的本土性传承

我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絳州鼓乐,是我国北方地区具有很强代表性、艺术性的传统民间音乐。在对非遗民间音乐的传承与保护中,将本土美育与地方非遗音乐结合起来,探索走出一条实际可行的音乐课堂传承之路。

现代性与本土性:从细部设计看江南地区近代建筑的现代转型

近代时期,中国由于受到西方新建筑思潮的影响,出现了大量具有现代主义设计特征的建筑。江南地区凭借地缘优势成为中国接受西方新建筑资讯的重要前哨站。文章以建筑的细部设计为切入点,从装饰符号、空间布局、功能构件、细部构造四个方面,深入分析江南近代建筑的现代转型特征,由此可以认识和理解西方现代主义建筑文化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被吸收、改造的本土化现实。

“欧化语言”的本土性转喻——对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运营机制的一种考察

1920年代中国制片公司逐步演化呈现出“四大三小”的格局,存续于1925—1930年间的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与“明星”“天一”形成三足鼎立的影业态势。该公司在经营方式和制作方式上,呈现出仿照欧美现代企业管理和创作方式的形态表征,并在运营过程中成功实现了传统文化的植入融合与本土性转喻。对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的运营机制进行整合性的描述与阐述,可从资本逻辑与纵向联合,“大公司制度”与明星制,“欧化”风情与国风语态的融冶这三个层面进行分析和思考,这些市场经验、运营规则和电影语态的研究总结,不仅对于当下民营制片企业市场行为有着重要的历史镜鉴意义,也是促进影史研究与电影产业化良性互动的一次有意义的史思践行。

镜像与想象:新加坡电影的本土性和空间生产

在新加坡电影中,本土性是长盛不衰的关键词,并由此衍生出民族性和国际性两种电影类型。但既往电影都有一种将新加坡空间同质化的迹象,即充分强调本土原乡与城市互为镜像的空间景象,而新加坡空间的多元性、复杂性和异质性则在某种程度上遭到忽略。近年少数异托邦式电影的出现则逐渐弥合新加坡空间的裂缝。借助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对新加坡电影的本土性进行分析,有助于探讨新加坡电影如何在创作上突破本土性的边界,发挥多元文化想象的地域优势。

媒介尺度论:对传播本土性与全球性的考察

媒介尺度既是指考察和度量媒介体征、形式和内容的计量单位,是对管理法度和制度的要求、对实践水平或状况的期待,也是指为保持媒介的质的稳定性对量的界限、幅度和范围的把度。在各种媒介尺度中,本土性和全球生是争论最激烈的两种尺度。但是,人们对两种尺度过分向相反的目标和方向运行给予了太多关注,反而忽略了两者过度亲近和融合形成的"全球本土性"或文化"和平演变"对本土性带来的更大伤害。要建构良好的媒介尺度机制,就是要把握好本土性与全球性之间辩证统一的生态关系,处理好媒介尺度两端或中间的矛盾或融合的关节点和临界点,努力将各种矛盾关系置于一种互动互助、共进共演、和谐协调、整体均衡、不偏不倚、恰到好处的张力状态。

文化本土性特点、危机及其生态重建——以媒介地理学为分析视野

文化本土性的意义不仅表明人生活的处所和环境,而且反映了人们的身份认知和文化认同。文化本土性是文化传播中的自我指涉与他者认知的统一,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遗传性和传承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符号性与语言性的特点,大众媒介在"本土性"的坚守与重塑中能够透过处所和身份的认知发挥重要作用。跨国媒介集团通过实施本土化、他者化和当代性的传播战略和伎俩,会极大的淡化本土性、消解本土性。要重建本土文化生态,文化主体和大众媒介要保持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通过对本土文化基因的探寻、价值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构、竞争尺度的把握和传播战略的调整,强化和突显本土性,激活本土意识,从而改变全球文化的语境,转移世界传播的重心,在交流合作的氛围中逐步将本土性文化上升到全球性文化。

本土性、民族性的世界写作——莫言的海外传播与接受

莫言是中国最富活力、创造力和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在国内数量不算很多的当代作家海外传播研究的文章中，关于莫言的研究相对较多。海外中国当代作家研究，莫言无疑是一个重镇。本文以莫言的海外传播为研究重心，围绕着莫言作品的海外翻译出版、接受与研究状况展开，希望通过对这一案例的整理与研究，揭示和探讨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可能问题。

全球化、本土性与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马戎教授访谈

邹赞（以下简称＂邹＂）：我想从几个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关键概念入手开始本次学术访谈。当代西方民族主义学者像埃里·凯杜里、安东尼·史密斯、霍布斯鲍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等都对民族、民族主义及其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过探讨,不论是着眼于政治经济视角,还是专注于文化意识层面,共同之处都表现为对民族原生论调的驳斥。

民族国家、本土性与女性解放运动——以晚清中国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女性解放运动的本土前提——民族国家建构,其重要性亟待以更合乎逻辑的形态被阐释出来。通过对晚清中国女性解放运动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中国女性解放运动得以产生的问题意识建立在"民族国家"危机转化而成的"性别"文化危机上,性别文化危机并未构成独立的问题意识,因此女性解放运动必然要与民族国家建构运动相交叉,并以此作为确立自身合理性的重要依据;中国女性解放运动也因此形成了主体角色追求上的"女国民"、形态设定上的"群体性"两大特点,构成了与发达国家女性主义不同的价值追求、资源利用与路径设计。中国女性主义的未来发展不能建立在对西方女性主义资源的简单横向移植上,而应该落实在对本土资源批判性的反省与汲取上。

论法的本土性

法的本土性问题是讨论法传统现代化问题和法律移植问题的核心。本文在论述法具有本土属性的基础上 ,指出 :(1)法的本土性是法的内向性发展规律 ,对法的本土性的坚持就是坚持法制建设上的“中国特色” ;(2)法的本土性因素是一国法的个性的决定因素 ,对法的本土性因素的寻找和利用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 ;(3)法的本土性命题并不否定我们借鉴、吸收域外法律制度的法制实践 ,相反 ,它对于我们所从事的法律移植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经济法研究应注重回应性和本土性

足可以光耀史册的改革开放,不仅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变革带来了巨大的动力与无限的生机,也为中国法治与法学的兴起开辟了光明而广阔的前景。最富挑战性也备受挑战的经济法学在近30年的发展中虽饱经风霜,却赢得了自己的辉煌——在经受了传统法学的种种责难后,经济法学伴随着经济立法的盎然勃发而闪耀着青春。然而,就一门新兴而略带几分稚嫩的学科来说,回顾、总结、继承与反思既往的研究成果以及在此基础上寻求新的思路与突破,仍然是经济法学者们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今天,本刊约请了部分在经济法研究中已有影响或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学者,就如何拓展经济法研究的新思路各抒己见。既包括经济法研究的又一种新思路——经济法的人性解读,也包括经济法研究中的"本土性"与"回应性"、"共时性"与"共谋性",还包括"法经济学方法的局限性及其克服"、经济法"社会公共性"研究及划分部门法标准之反思等。既为己见,不必求同求全,惟期予人启迪,催人奋进,为经济法研究取得新的突破献出一块引玉之砖。

《民法总则》的本土性与时代性

民法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是保护公民权利的宣言书.所谓民法总则,是关于民法的基本规则,也称为私法的基本法.民法总则是对民法典分则编采取“提取公因式”的方式确立的规则,是民法典中最基础、最通用,同时也是最抽象的部分,所以它可以普遍适用于各个民商事单行法律.《民法总则》的颁布在我国民事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刚刚通过的《民法总则》开启了我国民法典编纂的进程,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民事立法的体系化.今天我们讨论的是《民法总则》的本土性和时代性.

中国公务员制度的本土性资源解析

公务员制度是从国外引进的,汉语“公务员”一词替代了官吏,干部的称谓走进了政治生活。在移植公务员制度时,我们保留了若干本土性资源,分别有公务员范围的界定体现了官本位、公务员没有政务官与事务官的分类、具有中国政党背景以及职位分类与品位分类混合的本土渊源、考选制对科举制度的历史继承与委任制受青睐的原因分析、组织人事部门的党政双重管理体系所体现的我国政党制度特征、中国式的特别权力关系等。挖掘本土性资源不是回归传统,而是知彼也要知己。

试论本土性研究的正当性与可行性

近来,笔者参与过一些国内管理学方面的小型论坛和研讨,感触最深的是主办方与参与者的开放性。尽管这样的开放性未必是管理学研究的主流,但这恰恰说明了一些管理学研究者愿意用开放的心态来倾听和接受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以便汲取自己所需要的部分。而尤为难能可贵的地方是,这样的姿态还不是普通研究者或学习者,其中还有一些卓有成就的翘楚们。相比较而言,其他学科的学者似乎没有这样的开放胸襟,他们习惯墨守成规,固守于某种理论或方法。如果有人对其理论与方法提出批评，他们往往不是乐于倾听和思考，而是固执己见，排斥异己。

本土性的纠葛——浅论马华文学史书写的主线贯穿

考察马华文学史的编纂史 ,本土性向度的缺席往往令许多书写在今天看来不尽如人意 ,甚至捉襟见肘 ,有偏离主线之感。但为何本土性 ?可能性如何及如何可能 ?都成为不容回避的问题。论文力图勾勒本土性物质性发展的历史流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