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元朝观和正统论

朱元璋元朝观与正统论的核心内容是他对元朝是否具有正统性的评判,以及对明朝具有正统性的论证。其正统论中的天命观是他评判王朝是否具有正统性的首要依据;夷夏之辨是他在贬抑元朝以反衬明朝正统性时的重要理论工具。朱元璋总体上肯定元朝的天命及正统,同时也持夷夏之辨,在此基础上论证明朝的天命与正统。其正统论顺应、推动了历史的发展,意义深远。

英雄与暴君:民国时期的朱元璋形象书写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在明清史书中始终存在两种形象:一是千古圣君,二是残忍的暴君。步入近代以后,二者被注入新的活力。因其驱逐胡元、光复河山被民族主义者塑造成民族英雄,因其残暴统治、专制独裁而被求共和申民权者视为专制暴君。这两种形象都与时局息息相关,其民族英雄形象在日军全面侵华前后达到最高点;而抗战胜利后因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其暴君形象被更多发掘。民国时期朱元璋英雄和暴君的形象分别是尼采所说纪念式历史和批判式历史的体现,它既是历史与现实间永恒对话的反映,也折射出现代性追求与历史传统之间的张力。

清初朱素臣《聚宝盆》对沈万三、朱元璋的再书写

苏州派剧作家朱素臣在清初撰作《聚宝盆》传奇。《聚宝盆》没有选择大部分笔记小说中记载的沈万三商人形象,而是选择了渔夫形象,反映了明末清初苏松地区的遗民形象。沈万三以渔夫入世遭厄,正是对明末清初文人士大夫仕与隐困境的再书写,也是作者本人在其中的心路历程的曲折展现。同时,《聚宝盆》将朱元璋塑造为英主形象,全剧极力为朱元璋开脱,认为朱元璋对沈万三的盘剥是由于张尤儿的谗言。这种为君主开脱而归罪小人的叙事逻辑,与明末清初士大夫对明亡的归因不谋而合,其根源在于天人感应说的内在矛盾。

明初朱元璋关于建都的思考与抉择

大明王朝建国之始,国都选址问题深深困扰着朱元璋。迁延十余年之久,朱元璋方折中以南京为国都。朱元璋对国都的思考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明朝草创之际,以应天为中心,图谋天下;天下大定之时,意欲建都北京(开封),经营北方;更有营造帝乡凤阳为国都之举。洪武初年逐渐演变成“两京一都”的奇特格局。其形成有时代大背景下深厚的历史原因,也有朱元璋个人独特的思考因素。朱元璋选择南京为大明国都对明朝之后的政治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朱元璋平定云南的战争策略研究

明朝初年云南地区,一方面梁王把匝剌瓦尔密仍然主导着云南局势,并且一直与北元政权有着密切的接触,随时威胁着明王朝的统治,而梁王先后斩杀朱元璋使臣之举,无疑激化了双方矛盾,成为朱元璋平定云南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随着明王朝的统治区域逐渐扩大,招抚云南、统一全国已是大势所趋。明王朝出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及边疆稳定的考虑,制定了以招抚为主的策略,辅之以周密的作战计划,后因招抚不成转而以武力攻取,其相关策略问题可置于整个明王朝的国家视野之下进行考察,从而对明代云南地方史以及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的研究提供必要的补充。统一云南的战争,不仅有利于促进云南的社会经济发展,而且有利于改善明王朝的战略环境,从而维护整个王朝的边疆稳定,还对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朱元璋《御制龙兴寺碑》考释

《御制龙兴寺碑》为明太祖朱元璋所撰写。在碑中,他追叙了元明嬗代之际,於皇寺兴废状况与个人身世浮沉,毫不避讳自己早年的悲惨经历、游方生涯;叙述即位后敕造大龙兴寺的经过及选派住持情况;并由建寺引申到自己的民生观、宗教观。碑刻既是元末明初重大史事的反映,也是明初佛教改革的见证,更是明太祖朱元璋统治理念、民本观念与宗教思想的具体表达,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论朱元璋的文章观

朱元璋的文章观呈现出先质后文到文质并重的自然发展过程。布衣天子的身份决定其第一要务为文章功效性的保证,因而从文体改革开始,朱元璋形式上崇尚古文,不许繁文,内容上力求讲真务实,推广口语直解。因其人格自强,后天努力,始作四六,讲究用韵,朱元璋的文章观逐渐走向完善,能够兼容四六骈文的形式审美性,同时不失浅易直白的口语特色,形成个人独特的文章观面貌。

美化与变异:论明代朱元璋肖像图的表现形态

存世量众多的明太祖朱元璋帝王肖像图中,存在着“美化像”与“变异像”两种绘画表现形态,这在历代帝王肖像图中较为罕见。在我国封建时期“君权神授”的传统儒学观念影响下,明太祖朱元璋肖像图中的“美化像”沿袭唐宋帝王肖像图的绘画形制,表现为在写实逼真的人物样貌基础上加以美化的“穆穆之容”;朱元璋“变异像”则是通过在画面中丑化帝王人物形象的特殊行为,来达到教化平民百姓、宣扬集权思想和巩固中央集权的政治目的。

朱元璋的胸怀

朱元璋在历史上是一位很有特点的帝王,有人说他暴庆专横,可他在位期间所做的一件小事,却彰显了他心胸宽广的一面。明王朝根基渐渐稳固之后,官员都有些松解了。一日,一位谏官上奏,痛陈京城官员不作为,只顾享乐,人浮于事。朱元璋看过后,心情十分沉重。

朱元璋研究的推陈出新——评《洪武大帝朱元璋传》

明史专家陈梧桐教授先后著有《洪武皇帝大传》和《洪武大帝朱元璋传》,后者在朱元璋研究的史料发掘与考证、研究领域扩展与内容补充,以及朱元璋历史功过的客观评价等方面所取得了一系列新成就。

大明国号与朱元璋信仰关系研究

学界曾以朱元璋参与过明教,并以"明王出世"而认为大明国号也由来于此。实际上,通过对朱元璋信仰体系的考察检视,可以发现,朱元璋一生对佛教、道教、明教、儒学等宗派或学派都有涉猎,其信仰体系缺乏连续性。基于此,大明国号的由来不是源于明教,而与佛教密宗关系更为密切。

朱元璋政权城隍改制考

朱元璋政权城隍改制考（日本）滨岛敦俊一、序论关于旧中国城市中普遍存在的城隍庙，过去曾有邓嗣禹、那波利贞两位作过概括性的论述（邓３５．那波３４），近年有中村哲夫、Ｄ·Ｊｏｈｎｓｏｎ诸位在整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了新的探讨（中村７６，Ｄ·Ｊｏｈｎｓｏｎ８...

文本畸变与史观分裂——吴晗《朱元璋传》版本变迁之述评

一说起吴晗,现在更多人回忆起的是《海瑞罢官》,围绕这个剧本发生的评论最终引燃一场十年的野火。但从专业角度说,更具代表性的显然不是《海瑞罢官》,而是跨度长达二十余年、先后四易其稿的《朱元璋传》。

吴晗先生和他的朱元璋传记

吴晗先生是我国卓越的明史专家,《朱元璋传》是其代表作之一。有关朱元璋传记的四个版本是吴晗先生个人学术思想发展轨迹的体现,也是当时社会现实与学术研究现状的反映。他的多版朱元璋传记反映了随着时代的变迁他对朱元璋的认识历程,展示了他勇于探索、敢于自我批评和追求真知的学术精神。

朱元璋的蒙古观探析

尽管在朱元璋的蒙古观中仍然宣扬蒙汉有别的民族主义思想和传统的天命观,但同时强调"华夷一家"、汉蒙共处。总体而言,朱元璋的蒙古观是宋辽金元特别是元朝大一统之后中原农耕民族民族观的反映,也是十四世纪中国民族观发展的表现。

试述《明太祖实录》对朱元璋形象的塑造

《明太祖实录》通过有选择地直书和增饰朱元璋的事迹,来刻画和塑造太祖的正面形象,通过神化、圣化、雅化和人化的处理,使朱元璋的形象既神秘威严,德高儒雅,具有凛然不可侵犯的特点,又颇富人性和人情味,具有和蔼可亲的特点。对朱元璋形象的塑造反映了实录修纂具有主观性的一面。不过,实录作者对皇帝形象的增饰和塑造,既依据自身所处政治环境的需要,也遵照实录传主的性格特征和基本经历来进行,表明了史学本质是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共进与互动的关系。

明太祖朱元璋与道教

明代统治者仍和唐、宋以来历代统治者一样采取三教并用的政策。他们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都曾广泛利用符派道教为他们服务。因此，在明中叶以前，除全真道相对地逐步沉寂而外，符派道教则仍处于继续兴盛的时期，特别是在明世宗的时候达到了高潮，发展到了极...

《孟子节文》与朱元璋的专制思想

《孟子节文》一书是朱元璋命人删节《孟子》而成，以其所删内容，对照分析朱元璋在维护皇权、君臣关系等方面的言行，说明朱元璋的专制思想与孟子的“君轻”思想是完全对立的。《孟子节文》一书的出现是明初君主专制加强的反映，也是朱元璋个人专制思想特点的产物。

朱元璋社会保障思想研究

明太祖朱元璋统治时期关心民生,重视社会保障,提出并实行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措施,涉及灾荒救助、救济鳏寡孤独、养老、优抚优恤等方面,可以说在历代封建帝王中,朱元璋对于社会保障问题最为重视。其所以如此,除了受到传统民本思想影响外,与他注重吸取历朝历代的统治经验和教训,尤其是他出身贫苦以及早年复杂的人生经历有关。朱元璋的社会保障思想表现出较为全面系统、实践性强等特点。

抑商与通商:明太祖朱元璋的商业政策

朱元璋“抑商说” ,是一种传统的观点。事实上 ,“抑商”无法准确地概括朱元璋商业政策的真实内涵 ,既抑商又通商 ,才是对朱元璋商业政策的合理解释。这种商业政策是对现实中“物质关系”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