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行政协同治理推动区域协同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推进机关事务标准化工作范例

随着区域协同发展政策战略地位的不断提高,区域协同研究正如火如荼,但现阶段学界尚有待阐明区域协同瓶颈之因并提出解决之法及相应的区域协同新机制。本研究试图聚焦于此,在理论层面梳理区域协同瓶颈产生机制与区域协同新机制,并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推进机关事务标准化工作进行案例分析与问卷调查,在实证层面检验本研究的两个理论框架。案例分析发现,以机关事务为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存在治理尺度差异,这与中央政策调控共同构成协同的内外动机,驱动成渝地区深化合作意愿,卷入区域协同;与此同时,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在两地机关事务标准化协同工作中亦有所披露,并阻碍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协同发展。问卷调查数据进一步验证案例分析结果:推进协同地区加强行政治理协同、推进治理尺度统一具有紧要性,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推进标准化执行助推区域协同发展,标准化的行政治理协同增强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互信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行政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此外,当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干部协同卷入的奖惩机制不完善,行政治理协同还需大力推进,两地协同仍有较强的地方本位意识。基于此,本研究认为,地方保护现象是长久以来中国实行区域分治所衍生的治理产物,消弭地方保护主义、强化区域一体化思维成为协同瓶颈破局之必然要求,而基于行政尺度视角出发的行政协同治理则可能通过为地区卷入协同建构与区域空间相适配的治理尺度,从而成为区域协同必然的路径选择。并且,协同是基于时间矢量上不断发展变换的过程,地方政府应当通过牢牢把握不同阶段中区域协同“动机—路径—目的”三核心元素以寻求合理的区域协同合作。

新质生产力驱动机关事务治理形态演进: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新质生产力与机关事务管理的结合,有助于促进机关事务治理形态跃升与效益提高,也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机关事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新质生产力蕴含的新理念、新技术、新模式构成了驱动机关事务治理形态演进的动力来源,数聚算力促进机关事务治理质态提升,数字底座赋能机关事务治理数智化转型,协同互联推动机关事务治理价值创造,数实空间融合塑造机关事务治理生态圈。新质生产力驱动机关事务高质量发展应以数字化为突破打造机关事务治理新载体,以标准化为支撑推动机关事务治理的制度再生产,以能力转化为核心实现机关事务治理由“量”到“质”的发展跃迁,从而提升政府运行保障效能。

机关事务“两化融合”的理论基础、现实困境与创新路径

推进机关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时代机关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的任务,而“两化融合”是实现机关事务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之举。然而实践中主体地位不明、部门利益分割,地方标准不完善、不切实,数字理念不强、合作参与力度不够等困境阻碍了“两化融合”的纵深发展。通过对温州机关事务“两化融合”地方实践的观察发现,以标准化引领信息化,建设面向信息化的标准体系,以信息化助力标准化,建设面向标准化的信息体系,建立多方协同、联动配合的保障机制,是破除机关事务“两化融合”困境的创新路径。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机关事务干部数字素养:框架、挑战与提升

数字素养是数字政府建设视域下机关事务干部的必备素养。从技术到人才是机关事务数字化建设的内在逻辑,从外包到内培是机关事务数字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数字政府建设视域下,机关事务干部数字素养框架模型以数字感知力、数字执行力、数字决策力、数字创造力和数字发展力为基本面向,形成“一体五翼”的运行逻辑。当前机关事务干部数字素养提升依旧存在理念失准、能力失位、保障失序、供需失衡、结构失调等问题。提升机关事务干部数字素养,要推动数字理念更新,强化机关事务干部数字感知力;完善数字技能培训,提升机关事务干部数字执行力;推动数字基建升级,夯实机关事务干部数字决策力;畅通数字互动渠道,激发机关事务干部数字创造力;优化数字人才结构,强化机关事务干部数字发展力。

机关事务标准化区域协同发展现状研究——以川渝区域机关事务为例

本文对机关事务标准化区域协同发展现状进行了研究,简要介绍了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机关事务标准化区域协同发展建设现状,详细介绍了川渝区域机关事务标准化区域协同发展的做法与实践,并提出了机关事务标准化区域协同发展的方向和建议,以期为全国其他地区开展机关事务标准化区域协同工作提供参考。

区块链赋能机关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基于“动力、过程、结果”三维框架的阐释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时期机关事务工作的目标方向,而机关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包括动力的持续创新、过程的服务性与协调性和发展结果的有序性、有效性以及持续性。区块链技术为推动机关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赋能支持。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和自下而上的困境倒逼是区块链嵌入机关事务工作的两重动因,区块链技术在动力、过程、结果三个维度上与机关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存在耦合。但由于技术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机关文化、制度惯性、路径依赖等原因,区块链赋能机关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也存在诸多制约因素。需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夯实技术基础、理顺管理职能,从而实现区块链赋能机关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优化。

数智化机关事务治理:逻辑转换与应用对策

一、机关事务管理:现代化政府运行保障的实践核心。机关事务管理与政府运行保障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可视为体系与功能的辩证统一,前者作为一套完备的行政管理体系,确保政府机关日常运行的基础性工作顺利进行,后者则是在此基础上延伸出的系统化概念,不仅涵盖机关事务管理的基本职能,还包括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更高层面的责任。机关事务管理的基础性质决定了其在保障政府日常运作中的根本地位,目前机关事务管理仍然是政府运行保障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

上海机关事务标准化信息化“两化融合”研究

本文分析上海机关事务标准化信息化“两化融合”现状,分别从标准化、信息化建设全过程探索融合点和融合方式,提出推动上海机关事务标准化信息化“两化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

机关事务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法治逻辑

机关事务治理直接关联政府效能的整体跃升,数字赋能累积了数据整合、公开、共享的宝贵经验,数字化改革被寄望于解决治理效率,破除机关事务碎片化治理困境。然而仅靠数字自身并不能化解治理标准不统一,数据孤岛,数据安全等问题,抑制信息茧房、算法黑箱及自我强化困境。法治嵌入将有力促进和保障机关事务治理数字化转型,验证“代码即规则”的法治新理念,通过数据协同治理,优化和重塑机关事务治理流程。厘清数字机关事务治理逻辑的基本公式:系统治理统领碎片治理,过程治理优先事后治理,能动治理矫正规则治理。生成智慧、高效、规范的机关事务治理新格局,实现公共利益最优化的治理效能。

川渝地区机关事务标准实施研究

本文基于川渝地区机关事务标准化建设实践研究,从机关事务标准实施的内涵、要素、方法等方面,分析并探索川渝地区跨省域标准化协调联动实施路径,为全国跨区域机关事务标准化及标准实施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内部审计在机关事务经济决策中的作用

本文首先阐述了内部审计和机关事务经济决策的基本概念,随后分析了内部审计在机关事务经济决策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风险,涉及信息失真,独立性受限,法规风险和内部控制这四个方面。随后探讨了内部审计在风险评估与预警,信息整合与透明,强化内部控制,合规性监督,效果评估与反馈还有资源优化与建议方面的作用。这篇文章全面审视了内部审计扮演的角色,阐述了相关的功能,目的是给机关事务部门提供有效的内部审计策略,促进经济决策的科学性和高效性。

机关事务管理大数据共享方法研究

为了提高机关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提出一种机关事务管理大数据共享方法。通过调整机关事务管理大数据的参数,给出数据采集总量的约束条件,将机关事务管理大数据的采集问题转化为优化数据传输最短路径问题,构建机关事务管理大数据采集的目标函数,采集机关事务管理大数据。利用大数据元素生成块标签,确定每一个机关事务管理大数据子块的哈希值,通过判断机关事务管理大数据共享的完整性,实现机关事务管理大数据的共享。实例分析结果表明,所提方法可以将提供端与接收端的大数据匹配度提高到0.9以上。

治理现代化视野下机关事务管理创新:从制度优势到治理效能

作为保障机关有序运行的重要制度设定,机关事务管理面多事杂任重,创新机关事务管理是实现从“制度优势”转向“治理实效”的重要一环。实现机关事务管理现代化,其本质是从“广度”到“深度”的深刻转变:新时代下的机关事务不再仅仅强调业务广度方面上的面面俱到,更期望其能在强化政府自身建设、优化政府职能等更深层面扮演积极角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推进机关事务领域改革,不仅仅是对其职能的不断调整,其本质在于对宏观行政体制变革的主动回应与渐进调试,是国家治理体系建构中的重要一环,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职能现代化、体制法治化、行为职业化、能力智慧化等制度优势。基于行政管理要素构成的分析视角,职能体系、职权范围、管理体制、人力资源都将是创新机关事务管理的必要路径。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党政机关事务的整合与协同

改革开放以来,党政机关事务管理体制优化,管理职能与服务职能初步分离,社会化改革成效显著,实现了从封闭向开放、从福利型向经营型的转变,基本上建立了与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服务运行机制。但当前机关事务还面临管理职能分散化、部门利益分割化、公私关系松散化、法制约束不足等碎片化困境。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视角,构建党政机关事务整体性治理框架,推动机关事务整体性治理,加强功能整合、部门协同、公私合作、法制约束,构建跨部门协同的机关事务治理体系,走大而强的道路,提高机关事务效能。

新中国70年机关事务治理的制度变迁：一项历史制度主义的考察

机关事务治理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有机融汇于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历史叙事之中。如何理解我国机关事务治理制度的历史变迁,是影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命题。我国的机关事务治理从以"后勤服务"为主要表现形态的传统机关事务管理向以"运行保障"为主要表现形态的现代机关事务治理转型,经历了雏形渐成、改革发展、深化改革三次重大的制度变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机关事务治理制度变迁过程中制度背景、政治变量、路径依赖和关键节点的"混合体"模式深刻影响着机关事务治理制度的变迁历程,国家治理范式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因素则是制度变迁的动力所在。展望未来,机关事务治理现代化要正视新时代赋予的新要求,加强制度创新消解路径依赖逆向张力,推进机关事务治理职能法定化,完善多元协同的机关事务治理模式,从而推进新时代机关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

我国机关事务集中统一管理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机关事务管理变革工作经历了初步探索、全面改革和深化改革三个时期。我国机关事务管理经不断改革已经取得很大进步,但仍面临管理职能分散化、部门利益分割化等碎片化困境,因此我们应树立机关事务整体性治理理念,构建跨部门协同的集中统一治理体系。调研湖北省、山西省、江西省等地机关事务集中统一管理实践发现,集中统一管理具有优势也面临诸多挑战。未来机关事务管理应增强保障与服务职能,打造服务型组织;提高管理与运营能力,打造高效型组织;健全监督与问责机制,打造责任型组织。

机关事务标准化:理论逻辑、实践困境与路径选择

机关事务标准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高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机关事务标准化蕴涵着秩序、体系、科学和效益的逻辑。然而,在推进机关事务管理的实践中,也面临诸如职能定位模糊,标准化体系尚未健全,标准化实施难以落地等困境。基于此,需加快机关事务管理的法治化进程,通过信息化和精细化水平的提升来推进标准化的建设。同时,做好国家标准与地方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的衔接机制建设,厘清不同标准的边界。加快标准化的分类体系建设,做好强制性标准与推荐性标准的发布与实施。

从“去行政化”到“再行政化”:机关事务管理体制变迁研究(1983至今)

本文试图回顾机关事务管理体制在改革开放后近四十年的变迁历程,对这一体制变革的阶段性特征进行探讨。将这一体制变迁梳理为“去行政化”和“再行政化”两个阶段:“去行政化”指改变行政机制在机关事务管理,尤其是在后勤服务供给和保障中的各个方面都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旧格局;“再行政化”指将分散的管理权限集中起来,将涉及机关事务的职能纳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对机关事务进行全链条、全环节的自上而下的管理。从1983—1997年,是机关事务管理“去行政化”阶段,体制上表现为生产服务职能的剥离和机构的精简与调整;从1998年至今,机关事务管理体制进入以“再行政化”时期,表现为管理职能的强化。

机关事务管理标准化建设基本路径论析

机关事务管理标准化是创新社会管理模式的一项重要举措。本文从机关事务管理标准化建设的现状出发,分析了机关事务工作的特点和标准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围绕综合标准化的理论思路提出了推动机关事务管理标准化建设的基本路径。

机关事务保障的理论建构与治理现代化

机关事务为国家行政机关正常运行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支持和物质环境保障,是行政权力运行的内在规定,且体现了国家机关内部的分配行政与分工协作的一项重要职能。新时期,立足更好地发挥国家机关事务对政府运行的保障职能,从历史、本体和法律三个维度准确把握机关事务保障的内涵和外延,审视整体性治理视角下机关事务的保障实践与现实困境,以系统性整合与整体性协调为治理核心,重塑公共价值理念,凝聚多元主体共识合作;革新组织机构,加快机关运行保障功能整合;重构沟通协调机制,提升机关行政保障效能;转变公共服务方式,实现运行保障标准化信息化等改革创新,是国家机关应对管理的“碎片化”困境,加快机关事务保障制度顶层设计落地实施,推进机关事务保障治理现代化的有益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