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华人国家认同的演变——从开埠到李光耀政府时期

1819年是新加坡历史的转折点,英国人莱佛士登陆新加坡并将此开埠为自由贸易港。英殖民政府一开始就鼓励各方移民迁入新加坡,这吸引了大批来自中国华南地区劳工移民。独立建国之前的新加坡,华侨国家认同的偏好更加倾向于中国而非新加坡,移民以“侨居”心态居于此。20世纪50年代是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期,随着国内国际环境的激烈变化,动摇了新加坡华人认同的根基,产生了转向的迹象。李光耀带领下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致力于树立一个健全的国家意识,使全体国民都认同于新加坡,国民以作为新加坡人为荣,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

李光耀体育思想探析

采用文献综述法对李光耀参与的相关体育活动进行分析,总结其体育思想以及其思想给新加坡体育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主要结论:李光耀重视大众体育,他将终身体育,养生思想与群众体育相结合,将传统武术等民族传统体育的内容融入到大众体育中,通过专门的训练培养具有天赋的精英体育人才等思想促进了新加坡体育的发展;他还强调大众体育是根本,应在建立金字塔形大众体育的基础上发展竞技体育,二者并不是完全不相干的独立的个体,应该相互促进与推动。

政治家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治理——以新加坡李光耀为例

国家层面语言治理的规划者通常由政治家、语言学家和政策专家等人员构成,其中政治家往往是语言治理的核心人物。采用民族志方法以新加坡开国元首李光耀为例,发现政治家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治理之间存在密切互动关系。政治家的语言生活或语言实践是形成、加强或改变他们语言意识形态的基础,而政治家的语言意识形态是他们做出语言治理决定的根本。语言生活通过语言意识形态间接或无形地影响着政治家的语言治理,而语言治理又直接影响或引导着政治家的语言生活。

李光耀与新加坡的刑事政策

李光耀对新加坡法治的影响深远,在他的倡导下新加坡整个刑事政策的设置很重视刑罚的威慑作用,如废除陪审团制、保留鞭刑、强力反腐等等。要研究新加坡的政治法律制度,就离不开对李光耀的研究。

李光耀和朴正熙的治国思想比较

李光耀和朴正熙的治国思想都包括:重视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用国家的政策支持,促进经济发展;让人民分享发展成果;逐渐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把政治体制改革推迟到经济发展以后。而在具体做法上,由于新加坡和韩国的国情不同,二者有一些不同的政策。如新加坡的打开国门引进跨国公司和组屋制度,韩国的发展本国工业和推进新农村运动,等。李光耀和朴正熙的治国思想的成功,和他们所处的时代是分不开的:冷战时代的国家生存危机的压力,世界制造业繁荣时代的资本支持,儒家文化圈进入全球经济的第一代人的进取精神,当时的以电台、报纸、有线通信为主的媒体时代。但历史是不可重复的,今天的时代,有今天不同的要求和使命。唯有他们的理想主义、责任性和对民意的沟通和了解,在历史长河的冲刷中永存。

大久保利通、朴正熙、李光耀经济现代化思想比较研究

大久保、朴正熙、李光耀认为，在现代化各项工作中，经济现代化是压倒一切的任务，只有以民营企业为主体，以国营企业为辅佐，在政府的计划指导下，才能以最高的速度与效率，完成经济现代化的任务。他们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功。

独裁政体何以会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李光耀命题的理论论证与实践检验

根据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概括,李光耀命题断定:自由和民主权利阻碍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分析表明,李光耀命题是一个能够自圆其说和具有经济学依据的命题,并被新加坡的成功经验所证实。但对缅甸案例的分析表明,李光耀命题也是一个具有严格假定条件的命题。命题成立的条件性提醒我们追问:独裁政府在决定限制人们的自由和权利时是否有严格的制度,像新加坡那样,以保证其英明。

李光耀的文化认同与新加坡现代化的文化选择

董淮平先生的《李光耀在新加坡现代化初期的文化认同》一文,认为在新加坡现代化初期即60-70年代,贯穿于李光耀思想中的文化认同,与他近年在国际论坛上阐述的“亚洲价值观”的文化内涵是极为不同的,意即李光耀对新加坡现代化初期与后期的文化认同是不一样的。本文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并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李光耀的文化认同是一贯性而非断裂性。

大久保利通、朴正熙、李光耀政治现代化思想比较

大久保、朴正熙、李光耀认为政治民主化需要一定的文教水平与工业化的经济为基础，后进国家在现代化初期，贸然实施民主化，只会招致失败；只有集权政治，才能稳定政局，才能领导整个国家从事经济以及各方面的现代化的建设。在经济现代化成功之后，随着民众文教水平的提高以及社团与媒体等的成熟，就应该结束专制。

李光耀的领导和治国理念评述

李光耀的领导和治国理念主要表现在精英主义、功绩制度、实用主义、亚洲式民主和严明法治五个方面。这些理念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中国人民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对各级领导干部开阔视野、提高领导能力具有启迪意义。

均势与和谐:新加坡的小国大外交——读《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外交研究》

新加坡自1959年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获得自治，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正式建国之后，不到30年时间，就从一个贫穷落后的殖民地军事前哨发展成为繁荣昌盛的现代化城市国家，创造了举世公认的“新加坡奇迹”。从内政来说，新加坡是世界上政治最清廉稳定、经济最繁荣进步、社会最和谐安定的国家之一。从外交来说，新加坡在国际上“享有一种与其微小幅员和有限人口极不相称的影响力”，

略论李光耀的民主人权观

在新加坡资政李光耀的思想中，民主人权观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为我们观察当今世界的民主人权之争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一李光耀的民主人权观主要包括以下几点。１西方的民主人权观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苏东巨变后，一些西方政治家把这看做是西方民主人权的胜利。克林顿...

从李光耀到吴作栋:具有新加坡特色的权力更替与代间转换——兼谈发展中国家权力更替与代间转换

1983年9月16日,李光耀在60岁生日时发表的演讲中表示,他将在10年后的这一天退休。1990年11月,李光耀将提前3年兑现诺言,把权力之棒交给他亲手培养的接班人——吴作栋。李光耀今年67岁(1923年出生),身体健康,自1959年新加坡自治以来一直担任总理,是新加坡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按照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惯例。

探析李光耀的儒家价值观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被认为是亚洲价值观的头号代言人.但是,2001年1月28日的美国<新闻周刊>网络版发表的一篇专稿爆出冷门,题目是:<李光耀放弃'亚洲价值观'>(以下简称<李>文).文章一出,石破天惊.各种传媒纷纷以最能引人注目的标题加以传播,例如,<李光耀语出惊人:儒家价值观已经过时>、<李光耀令人惊奇的转变:儒家价值观已经过时>等等.一时间,这成为反对亚洲价值观的人欢欣鼓舞的消息和关心亚洲价值观的人奔走相告的话题.

论李光耀的日本观

在当代世界著名政治家中,李光耀是对日本问题讲得最多的一位.李光耀谈论日本问题,其终极关怀并不是日本而是新加坡,也就是说,他关注日本,其目的是为了给新加坡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李光耀的日本观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日本,而且对我们深入探讨李光耀思想以及新加坡成功的原因也非常有意义.

李光耀与新加坡的双语教育

值李光耀逝世周年之际,以现代互联互通和现代服务经济为主题的第三个中新政府间合作项目落户重庆。2015年11月7日,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演讲中,习近平主席指出：＂在李光耀先生带领下,新加坡兼具东方价值观和国际视野,走出了一条符合新加坡国情的发展道路。＂亲手缔造新加坡的李光耀视多元为建立国家的基础,视一体为建设国家的目标,而双语教育维系多元与一体。对于深度融入全球的中国,新加坡的经验弥足珍贵。

李光耀 中国的诤友

"李光耀和新加坡是中国的一面镜子。"李光耀之于中国,既是诚实的支持者,也是最直率、最善意的批评者。有人说,李光耀既是新加坡资政,又是"中国资政"。或许,李光耀本人对中国的了解超过任何一位海外政治家。他从一个第三者的角度,把中国放在全世界的局势里来看,并能反过来从中国的角度看世界。李光耀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了直接和间接的作用。作为华人领袖,他一直有很强烈的意愿要和中国进行经济合作。苏州工业园区就是两国经济合作最重要的体现,也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新尝试。在中国,继邓小平之后,历代领导人也都把新加坡的很多方面作为参照物,中国的很多事情都被拿来与新加坡作比较。而对于新加坡来说,李光耀以战略的眼光确定新加坡的腹地在中国,他带头发起学华语的运动,实际上是给新加坡寻找出路。

论李光耀的美国观

李光耀的美国观是他的国际战略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它一直影响着新加坡的对美政策和新美关系的发展变化。

李光耀对新加坡的“威权”统治

李光耀统治时期的新加坡是实行“威权”政治最典型的东南亚国家之一。在国际国内形势的作用下,为了消除左派力量的影响并巩固自身的统治,李光耀在议会民主制的体制下,推行威权主义的统治方式,主要表现在:几十年不变的统治地位;新加坡式的民主;打击反对派的方式。同时,李光耀在经济发展上的巨大成就也是其“威权”政治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