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李约瑟与非欧洲中心视角下的中国生态文明起源论

福斯特通过比较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在东西方文化中视角差异的分析,强调了中国“生态文明”理念的非欧洲中心主义立场,继之突显了跨文化生态学的重要性。尽管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起源于西方,但却同样受到了东方国家的普遍欢迎。这种现象的源头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自然观。基于此,福斯特着重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中国“有机自然主义”的结合,并解释了这种结合对于中国的影响。同时,他还驳斥了一些错误观点,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生态文明”理念形成的重要贡献,进而得出结论:伴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中国的“生态文明”理念很可能会在全球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

李约瑟难题·半李约瑟难题·广义李约瑟难题

由于“李约瑟难题”的陈述本身存在问题,因此无法对之作出合理的解释。基于这一考虑,我们把“李约瑟难题”修改为“半李约瑟难题”和“广义李约瑟难题”,以便对之作出合乎逻辑的、统一的解释。这一解释表明,不同国家在科技、教育、政治、经济、学术等方面的差异盖由文化传统或文化基因的不同所导致。

李约瑟难题的意义和解答

李约瑟难题同时叩问了东西方文明 ,它没有标准答案 ,却有学术价值。中国现代化史产生了“超李约瑟问题” ,且蕴涵“未来李约瑟问题”。李约瑟难题的价值在于引起探索 ,引发提问。

李约瑟笔下的王铃

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是誉满全球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简称SCC,又译为《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作者。1954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当这部杰作引起世人的瞩目之时,该书唯一的合作者王铃也得到了学界关注。一王铃(1917—1994),字静宁,江苏南通人。1936年,他从南通中学毕业后考入中央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进入傅斯年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3年,经傅斯年介绍,王铃结识了正在四川李庄访问的李约瑟。王铃的博闻强识很快得到了李约瑟的赏识。

近代科学未发生于印度与中国之原因——关于李约瑟难题之一项思想史诠释

李约瑟于世界科学史之整体诠释,提出“难解之谜”,使之成为研究者探索之对象,其基本观点在于:人类文明之科学发展,虽系基于世界范围内种种交流与积累所构成,为一集体之成果,然以“科学史”之角度而言,如何诠释历史之进程中“科学”与“技术”推动之必要环节,并阐明其关键性,成为必须处理之核心问题;故就此项诠释而言,必然同时关联于“科学思想”所以能产生突破之“内因”与“外缘”。以是“科学史问题”之最终解答,必然须涉入世界范围内之“文明史”。李约瑟之分项叙述之“科学史”研究,最终导向不同“文明进程”之比较,且于最终提出一重要之疑问:何以自伽利略起始之“近代科学”之突飞猛进,与其后出现之“工业革命”,皆仅肇生于近代欧洲,而未出现于印度与中国?尤其中国于14、15世纪之前,科学技术长期领先于西方,却不能有此突破,为一可异之事。此一属于现实之结果,虽已为史家所接受,视为乃西方文明发展中特殊因素所造成,无足称奇,然对于“科学史”之研究者而言,则仍应予以重视,不宜轻看。李约瑟“科学史之问”是否持续值得关注,从而有所谓“李约瑟难题”?端视质问者对于此一既属“科学史”,亦牵涉“文明史”之问题之理解深度。其中可能存在之探索角度,重要之方面大致有五:一属哲学史,一属专业之科学史,一属社会史,一属经济史,另一则属思想史。本文撰述之角度,即属上述五方面中,与“思想史”相关之部分,其内容包括“间接因素”与“直接因素”。

破解“李约瑟之问”:新型举国体制助力科技自立自强

新型举国体制是新时代中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创新密码”,是中国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一大法宝。新型举国体制不仅是回应李约瑟难题,破解中国近代科学“断代”之谜的关键,也是破解科技创新政府与市场难题的关键,更是新时代破解科技创新急与缓的问题的关键。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发展阶段,持续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是在国际竞争中掌握创新发展主动权、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然要求,充分发挥这一体制优势,才能从容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效保障国家长治久安。

李约瑟的在华学术活动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编撰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奠基性著作,他的在华经历对该书的撰述起到了关键作用。首先,在华学术经历激发了他从事中国科技史研究兴趣,通过实地考察深化了他对中国古代科技的认识。其次,李约瑟在华期间结识了不少中国人,他们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与重要的建议,还有部分学者成为他的合作伙伴。最后,李约瑟在华学术活动中深入了解了中国传统科技文明内蕴的思想文化因素,积极探寻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与科学思维的关联,使得所撰《中国科学技术史》展现出了东西方跨文化对比的特色。

“李约瑟之谜”研究述评

对于李约瑟提出的“为什么近代科学不在中国文明 (或印度文明 )中间产生 ,而只在欧洲发达起来” ,众多学者试图做出解答 ,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 :“官僚体制”说、文化影响论、“高水平均衡陷阱”说、“人口规模 +科举制”说、整体研究论等。在对这些解释进行简要评价的基础上指出 ,对“李约瑟之谜”的全面回答实际上超出了科技史范围 。

泛李约瑟问题:无穷穷举——驳“李约瑟问题”终结论

提出"李约瑟问题",乃是以西方的科学技术为典范,考察东方和中国的科学技术。我们以分析、解决一个"泛李约瑟问题"为基本线索。这个问题不仅是对于中(东)西科学技术的比较研究,而且是对于中(东)西科学技术、人文社会等方面的比较研究。由此,"李约瑟问题"形成了一个开放的问题的结构和模式。也就是说,"李约瑟问题"不仅在答案上是具有无限可能性的,而且问题本身也具有无限可能性。这是一个无穷穷举过程。从中(东)西科学技术的比较研究到中(东)西人文社会等等的比较研究,乃是转换和扩展"李约瑟问题"。只要存在中西科技、人文、社会比较,或者任意两个以上的文化和社会比较,"李约瑟问题"就有其意义和价值。只有社会和文化的全球化真正达到一体化程度,"李约瑟问题"才会真正宣告"终结"。

关于中国古代科技教育的几个问题——与程刚《中国科技教育史中的李约瑟情结》商榷

那种认为“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充分肯定和赞誉 ,在中国科技教育史的研究工作中产生了情绪化的影响 ,导致在中国古代科技教育的认识和评价方面出现片面夸大和‘拔高’现象”的观点 ,值得商榷。李约瑟“难题”的科学价值是多方面的 。

中国科技教育史中的李约瑟情结

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充分肯定和赞誉，在中国科技教育史的研究工作中产生了情绪化的影响，导致在中国古代科技教育的认识和评价方面出现片面夸大和“拔高”的现象。这种倾向对中国科技教育史学科自身的建设及其学术价值带来了某些负面效果。应该以理智的态度全面认识和总结中国历史上科技教育的得失利弊及其经验教训，那样才可能为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落实“科教兴国”战略提供有益的借鉴和理论资源。

汉学泰斗李约瑟和《中国科学技术史》

李约瑟博士３１岁时被选为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３７岁开始学习中文，并花费５０多年时间。呕心沥血撰写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宣传中国文化，架起了中西科技史交流的桥梁，让全世界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国文明。

李约瑟难题Ⅰ涉及的历史观问题及一个尝试性解释

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文章综述了对这个问题的几种著名的解释,并对金观涛、樊洪业和刘青峰的观点提出了疑问。进一步指出,李约瑟难题涉及到复杂的历史事件,而历史具有不可逆性;科学事业是一个社会性事业,甚至是全人类的事业。在这种情况下,要解释李约瑟难题Ⅰ,就要引入关于社会系统的分类学理论。文章引入文化人类学中基于常识和逻辑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以及波普尔关于自主的世界Ⅲ的思想,对李约瑟难题Ⅰ进行尝试性解释。基本结论是:我们将不得不承认一个"得天独厚的希腊"。

继往开来 薪火不尽——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古克礼博士访谈录

继李约瑟、何丙郁之后,古克礼于2003年就任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他有什么样的家庭和学术背景?什么原因引起他对中国科技史的兴趣?怎样能在天文、数学、医学这些不同的知识领域游弋同时承担繁重的行政工作?他同李约瑟的关系如何?他对李约瑟研究所的现状与未来有何看法?他怎样看待中国科技史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以及相关的国际合作问题?通过访谈,古克礼博士回答了这些问题.

李约瑟识小二题

年初在剑桥李约瑟研究所逗留一段时日,得以浏览该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丰富的庋藏.该馆的基础,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博士为编撰<中国科学技术史>收集的中文、西文、韩文等图书.其中最有特色的收藏,是他在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时直接利用过的图书、抽印本等各类资料.

在儒家思想中求解“李约瑟难题”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儒家思想长期占据着主流地位,它在维护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制度的同时,阻碍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本文从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占主流地位论证入手,分析了儒家思想中的伦理观、价值观和宇宙观等方面对近代科学的阻碍机理。

对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若干问题的消解

已故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对中国科学技术史进行了深入探讨 ,其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作出了实事求是的总结与概括 ,并提出了一些极有启发性的独创见解 ,对世界了解中国 ,消除误解与偏见作了极好的宣传。他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不存在“拔高”或“说好话”的倾向。他的《中国科学与文明》被译成《中国科学技术史》并无不妥。否定“李约瑟难题”缺乏理论根据。

李约瑟难题与明清社会——读《文明的滴定》

李约瑟所作《文明的滴定》提供了迄今对于"李约瑟难题"最具有系统性的解答,对于透视明清时代中国科技状态与发展潜质乃至理解整个中华文明历史研究,有重要参考意义。本文首先指出,理解李约瑟该书,首先需要把握他的方法论倾向,包括谨慎的历史进步论、反对欧洲中心主义、不承认五种社会形态依次递进说、结构论与文明史观。进而,文章将李约瑟对"李约瑟难题"的解答归纳为3项论说,即"亚细亚官僚制度"是中国难以在明清之际实现向现代科技飞跃的体制原因、现代科学与古代中世纪科学具有本质区别、中西自然法观念差异及有机论与机械论世界观差异构成中西科学道路差异的重要原因,并结合作者本人对明清历史的研究进行解读与评论。结论认为,李约瑟倾一生之力就"李约瑟难题"所做的回答是一份宝贵知识财富,其中包含一些推测、模糊,甚至可质疑成分,但确乎提供了关于明清中国没有兴起现代科学的迄今为止最为全面、深入的参考答案。

剑桥的“中国庙”──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现状考察记

该文是作者在李约瑟研究所访学中，根据实地考察及资料分析而综合写成。文中追溯了李约瑟研究所的发展渊源，展示了其现状，最后指出李约瑟研究所之诞生为李约瑟博士研究之必然体现。

数字符号的缺失是中国未产生近代科学的重要根源———“李约瑟问题”之我见

为什么中国古代数学会最终走向衰落并与西方数学拉开如此大的差距?为什么它没能形成高级的数学文明并为其它学科奠定基础?为什么时至近代数学传入我国它却难以消化吸收?通过大胆的思考和不断的考证,笔者得出———除了实用主义思想、儒家思想和社会环境对数学有着不利影响之外,中国古代数学的传载始终围困在汉字体系之内,几千年的传世著作中都未曾出现过科学系统的数学语言———这一点不容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