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贽对苏轼文学思想的辩证接受

在阳明心学影响下,明代儒学思潮发生转向,以天理为本体的程朱理学开始退潮,而以情感为本体的苏氏蜀学受到空前关注。在此背景之下,李贽对苏轼的接受尤其值得重视。作为心学传人,李贽的“童心说”与王阳明的良知之说相去较远,而与苏轼的“情本论”比较接近。以此为基础,李贽对苏轼的文学思想进行了深入体认,并分别从本体论、目的论、风格论和发展论等角度对其进行了继承和发展。由于情理关系方面的差异,李贽在对苏轼文学思想的接受中又有所批评,形成了一种激进重情、影响深远的接受模式。

李贽民族观的四维向度探赜

李贽出任姚安知府时,力排边疆民族地区治理难题,以民计民生为念,通过多方面施政举措推动姚安政清民安。李贽为姚安留下治绩,同时也为历史留下李贽民族观这一文化遗产。“至人之治”是李贽民族观的主要内涵,“华夷无间”是李贽民族观形成的重要逻辑。李贽民族观体现“和合共生”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基因,具有丰富的当代价值。当下要从形成时代背景、主要内涵、逻辑意蕴、当代价值等4个维度把握李贽民族观,古为今用,守正创新,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李贽平等宽容思想探赜

李贽平等思想传世的几百年间,因其超越时代的开阔与锋芒而常常被学人论及。而他的宽容理念特别是“恒顺于民”则或困于时代所限,或由于“异端”过甚,或源于世人认知不足,未能得到应有的阐扬。从承续、整合与创新三个视角历史地、系统地考察李贽平等宽容的理念和思想,把握李贽“疑”与“胆”的思想武器,进而还原其先进与新锐所在,有益于领悟李贽敢于怀疑批判的抗争精神与思想解放的启蒙品质,并能更为真切地定位其在思想史中的历史坐标。

李贽《四书评》真伪新考——以《四书眼》为线索

前人对李贽《四书评》的真伪争议颇多,但尚无定论。将其与梁知(即叶昼)的《四书眼》对比,发现有多达60余处雷同,而且《四书评》往往暗用《四书眼》引文而抹去姓名,这说明《四书评》抄袭了《四书眼》,由此可断定其作者绝不可能是李贽,从而使这一公案得以定谳。两书都引用了较多杨起元、周汝登、顾宪成的观点,而此三人正是梁知所尊为师者,由此推测二书很可能都是梁知所作。梁知可能先作《四书眼》,然后取其精要又作《四书评》,但《四书评》先出,而《四书眼》后出。《四书评》虽是一部伪书,但它首次把四书作为文学评点的对象,丰富了四书学的内涵,也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僧话不嫌参吏牍 俸钱常喜赎民劳——李贽与姚安

李贽(1527年-1602年),回族,福建泉州晋江人。初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名贽,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等。著有《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史纲评要》和评点过的《水浒传》《西厢记》《浣纱记》《拜月亭》等。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中国历史最具影响的思想家之一。明世宗嘉靖六年农历十月廿六日(1527年11月23日),李贽出生于福建泉州府晋江南门外的一个小工商业者家庭。

晚明士人李贽的英雄观

“英雄”一词在李贽的著述中多次出现,“豪杰”“侠”“好汉”等描写英雄人物的词语也被频繁使用,彰显了李贽浓厚的英雄情怀。作为晚明著名思想家,李贽赋予英雄观念以识、才、胆、忠、义、真等多种优秀文化内涵,认为英雄应该重见识而兼才胆、重忠义而为他者、重真心而不矫作、重个性而不从众。在他看来,只有做到向死而生、真心学道、践义履道,方可成为真正的英雄。其本人也以此为目标,不断践行着英雄的精神,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一面旗帜,在晚明思想文化史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辉。李贽的英雄观对当今我们学习英雄、树立正确的英雄观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不再是异端的李贽——论美国汉学界李贽研究的新趋势

传统美国汉学家将明末思想家李贽定位成“极端个人主义者”,认为他反对传统儒家思想,是当时异端。这一论断与中国学界对李贽的定位类似。近年来汉学家们从自传、书信等多种材料出发,指出李贽并未反儒,他重视社会人伦与公共事务,符合晚明风气与思潮。这不仅是对李贽的重新定位,也表明儒家思想在当时与时俱进。他们的研究对理解明清思想的发展提出了新思路,也为消除中国哲学和文学之间界限,为从文学性材料解读思想提供了借鉴。

论李贽对苏轼“诚同”人格的接受

李贽作为晚明苏轼接受的代表人物,不仅对苏轼的文艺创作、哲学思想颇有独到见解,更深入苏轼的人格层面加以品评和取法。苏轼与李贽的人格以“诚同”为共性,是无外在先验条件决定,不受任何功利因素影响的情感互通。人格存在境界上,苏轼达到了情理圆融之境,李贽则在情理冲突中无法解脱;但在求真厌伪的原则上,二人没有高下之分。

从焦竑对李贽的影响看其在晚明性灵文学中的地位

焦竑与李贽交往颇深,焦竑对李贽人格心态、学术思想与文学思想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运用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对焦竑与李贽撰写、编纂以及评点等文献材料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李贽在人格心态与学术思想方面发挥了焦竑注重自我的一面,形成了其狂者人格与三教合一的学术思想。焦竑在《焦氏类林》中呈现出的对人物真性情的欣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李贽的《初潭集》,使得“真”成为李贽的一种重要审美倾向。焦、李二人在尊苏问题上也有很大的共性,呈现出对苏轼小品文文体的重视与对挥洒自如的文学风貌的推崇。研究证明,焦竑与李贽的交往与影响使得焦竑成为晚明性灵文学思潮的重要开启者。深入考察焦竑对李贽的影响,可以进一步认识晚明性灵文学的发展过程,对进一步厘清晚明性灵文学思潮的发展脉络具有重要意义。

心心相印:李贽童心说在陈子庄文人画中的体现

明人李贽的童心说,在中国美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其思想核心有四个部分:童心是真心;古圣贤读书是为保护童心;赞童心之可贵;变异了的经典,不再是经典。他的童心说对后世的文艺创作有很大启发。陈子庄是现代画家,在思想上谈童心,谈“赤子之心”,在国画、书印、诗歌多个方面实践了李贽童心说的理论。陈子庄通过童心、童眼、童想、童趣等,构建了自己“童心派”绘画,并对后来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将李贽的童心说和陈子庄的文人画实践结合在一起,可构建成熟的童心派美学理论,从而丰厚中国绘画史。

李贽“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辨正

“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是李贽在《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中提出的重要观点。对此句的理解,若脱离具体语境,容易将其简化、曲解为“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找寻此观点的具体出处并梳理内涵,发掘其文本背景与现实面向,可窥见二者的巨大差别。此外,李贽思想体系的形成很大程度受王阳明影响,阳明晚年明确“致良知”说,针对孔子之是非的讨论可称为此说探索过程的体现,“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则是李贽对此的发扬。在此基础上,以“童心说”为中心考察可见李贽提讲“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实在于指出“以童心之是非为是非”,对孔子之是非的讨论仅为围绕此展开论述的虚说,并无特殊含义。

李贽“八股”时文观考论——兼论《说书》文本的真伪

李贽并非八股文大家,然而他有关八股文的观点对八股文及其与古文的关系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李贽的《说书》不是八股文作品,但具有八股文的文体特征,被认为是“以时义诠圣贤深旨”,李贽将其视为自己的代表作之一。然而《说书》文本内容至今仍存争议,李贽的“八股”时文也仅存残篇。因此,我们在辨析李贽《说书》文本真伪的基础上,根据李贽有关八股文的观点以及残缺的八股文作品,尝试论析李贽的“八股”时文观。

李贽人本主义思想的三重表现

从李贽的思想中可以看出他敢于创新、敢于批判的精神,更重要的是他对人本身的尊重,对个人的自由和平等的强调,对个体情感的重视,即他思想中深切的人本主义色彩。他思想中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表现在人人平等的价值取向上,追求政治、教育平等和个性解放;二是表现在“人必有私”的人性论上,他强调了私欲对人的动力作用;三是表现在文艺创作上,他宣扬“真心”,反对“假心”,强调真情实感的艺术表达。

情性自然:论李贽的小说评点思想

“情”是文学活动中的重要因素,对文学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作为明代“第一思想犯”的李贽,更是将“情”推崇到了极高的位置。在他看来,“情”不仅是自然的人伦物理,更是文学创作以及文学批评的基本出发点。“情”可以说是一切艺术活动的原动力。李贽对传统的情性论进行了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童心说”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形成了极具主观性色彩的小说评点思想,在主情的历史潮流中发出了时代之最强音。

《初潭集》与李贽出家小议

《初潭集》是李贽初落发龙潭芝佛院时，读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和焦竑的《焦氏类林》后，根据二书材料重新分类、编辑，并批点、评论、阐发自己思想的一部著作。它与李贽的落发有直接联系，将二者结合起来加以探讨，对加深对李贽思想的了解有一定帮助。李贽《初潭集序...

道统维护与思想启蒙的悖结——论李贽“童心说”的双重使命及内在困境

在明末名教桎梏和市民社会的催逼下,李贽为恢复儒学的真精神和探究性命下落,借用佛教"真空"观取代传统儒学的"道器"论,将性善论的"赤子之心"置换为自然之性的"童心",通过"童心说"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确立了"真"的本体论地位,在心学范式下艰难维护儒学道统的同时开启了前近代的思想启蒙运动。然而,由于在农业文明时代道统维护与思想启蒙的悖结,李贽不仅因其"童心说"而成为儒学"异端",还被由其催生的明清启蒙思潮所扬弃。

李贽经学思想发微

李贽的经学思想大抵归于自得,呈现出其独有的特征。他一方面主张"经史相为表里"、"六经皆史",力求还原儒家经典和孔子的本来面目,重新解读经典本义和领悟圣人本意;另一方面又重视《易经》和"四书";融合三教,以儒为宗,援引佛老以注儒经;主张"不求甚解"、"六经注我"的注经方式,借圣人经典以阐发己意。李贽的经学思想是一个对汉宋经学思想既有批判又有继承与发展的复杂思想体系。

简论李贽对晚明皖南戏曲家的影响

研究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对晚明皖南戏曲家的影响 ,探讨李贽对梅鼎祚、潘之恒、汪廷讷的戏曲创作和戏曲观的影响 ,他们得风气之先 ,在戏曲创作或评论中表现出追步文化新潮的意识 ,开拓戏曲创作主题 ,扩展戏曲欣赏趣味。

李贽、耿氏兄弟和公安三袁

我们认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选题,应尽量避免重复、撞车,宜打开视野,潜心发掘新的材料,探索历史上各断代、各地域一些尚未深入研究的思潮、流派、人物、著作。我国哲学史上还有很多未被开垦的处女地,学者宜下功夫去开垦。因此,我们不主张在主要人物上扎堆。有鉴于此,我们就明代(含明末清初)湖北的儒学思想家的研究,组织了一组文章。明代湖北儒学颇为复杂,王阳明及其后学、陈白沙与湛甘泉学俱兴,会通三教成为趋势,这在李承箕两兄弟、李贽、耿定向三兄弟和公安三袁身上都有体现。明后期陈士元、郝敬、瞿九思、胡承诺等重视经学诠释,主张"回到孔孟",强调修身实践。开放性、对话性与务实性,是其时代与地域的特性。以上人物,我们今人已相当陌生,但在明清两代,这些人物在湖北乃至全国,却有着相当大的影响。组织、发表这五篇文章,旨在倡导哲学史研究课题、方法、内容的多元与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