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委会担任遗产管理人的困境与法律对策研究

我国《民法典》规定在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权的情况下,由村委会担任遗产管理人,使之成为负有履行遗产分配和债务处置职责的主体之一。各地在执行这一新制度过程中也遇到一些难题,主要涉及立法内容与配套机制方面。解决问题的根本对策在于,不断总结经验,并通过相关程序,从立法层面或者司法解释层面明确村委会在遗产管理中的法律地位与权限,规范村委会担任遗产管理人的确认或者启动程序,构建履行遗产管理职能的配套机制,强化对遗产管理行为的监督,充分发挥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独特作用。

策略性均衡:新双轨政治下村委会协商民主行为的内在逻辑——基于A村人居环境整治案例的研究

村委会是乡村社会的政治中心,加强对村委会协商民主行为的研究对推进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构建新双轨政治下村委会协商民主行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通过A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案例对该分析框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受自上而下行政权力和自下而上民主权力的约束,村委会会对政府任务模糊性和村民利益冲突性进行调适,进而使得其协商行为在“行政主导式”“社会主导式”“双向调和式”以及“自由放任式”中游走;这种钟摆行为是村委会追求策略性均衡的结果,该结果建立在新双轨政治制度、村委会“经济人”属性和自由裁量空间之上,其对乡村治理有利有弊。未来,应发挥党密切联系群众和加强信息技术应用等方式来进一步规范村委会的协商民主行为,进而提高基层自治能力。

村委会推动“村改居”社区居民可持续生计的现实困境与提升路径——以郑州市Q社区为例

“村改居”社区居民获得可持续生计是我国城镇化目标的内涵之一,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以郑州市Q社区为例,通过构建村委会推动“村改居”社区居民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村委会工作中存在的识别脆弱性背景和厘清生计资本工作不足、引导生计策略与丰富生计成果效果甚微等现实困境进行剖析。研究表明,村委会对该工作内涵与重要性认识不足,降低其责任心与主动性,自上而下供给的固化思维、关键网络节点作用难以发挥降低了村委会工作成效。基于此,对村委会推动“村改居”社区居民可持续生计,提出加强该工作内涵与重要性认知、改变固有工作思维、建立上下对话机制、发展多主体合作与内外优势共同发力的可持续生计途径的路径建议。

交易费用视角下村委会行为对农地流转和契约选择的影响

农地规模化流转是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的前提。基于交易费用理论通过案例分析和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方法研究了村委会行为对农地流转中交易费用、风险性、契约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当村委会配合参与农地流转时,有助于降低交易费用、增强书面契约的使用率和执行力,同时减少违约风险,稳定交易双方总收益的最大化,有利于实现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和规模效益;当村委会不作为或过度参与时,会因利用职权谋求自身利益,造成交易费用和失地风险增加,导致书面契约执行困难,阻碍农地规模化流转和农业规模化经营。

乡村振兴视域下村委会功能定位与优化

村民委员会在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后,需要结合当下现实对村民委员会功能重新定位。村民委员会有四类功能:治理主体性功能、执行自治功能、辅助行政功能及发展经济功能。目前,村委会存在治理主体性欠缺、执行自治功能弱化、行政主导、发展经济要素不足等问题,具体优化路径为:加强治理主体性建设、完善执行自治功能、厘清辅助行政功能及适时实行“政经分离”。

村委会行为促进农地流转了吗?--基于湖南省湘潭县的调研

农地流转是实现土地规模经营的前提,但我国农地流转还存在着很多的制约因素,怎样打破制约,推动农地流转?文章基于湖南省湘潭县的调研,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探讨了村委会行为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村委会宣传引导行为促进农户农地转出,对农户农地转入影响不明显;村委会协调规范行为促进农户农地转出,抑制农户农地转入,且对农地转出的正向效应高于其对农地转入的负向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村委会宣传引导行为对低龄组农户农地转出决策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而协调规范行为对高龄组农户农地转出决策的促进作用、农地转入的抑制作用更明显。

司法信任影响村委会换届选举吗?——基于CGSS2017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CGSS2017调查数据,运用交叉表、ANOVA、Logistic回归等方法,研究了个人、家庭、政治、司法四个因素对参加村委会换届选举之间的作用。发现:个人因素中年龄、学历、政治面貌、户口性质、涉农工作经历、家庭因素中家庭经济水平、政治因素中政治参与态度与频度、司法因素中司法信任度对于参加村委会换届选举存在显著性影响,并且司法信任度越高,参加换届选举的概率就越大,但是个人因素中性别、家庭因素中父辈学历对参加换届选举没有显著性影响。为此,司法机关应做好换届选举的法律保障,落实检察开放日、乡间检察、送法入户等活动,提升司法公信力,吸引更多村民参加换届选举。

村委会不能以承包形式转让“采矿权”

【案情】山东省莒南县某村民委员会与某石子厂签订采石场承包合同。合同载明:发包方为某村民委员会(下称甲方),承包方为某石子厂(下称乙方)。甲方在该村集体山场内有石场一处,经村民委员会集体研究决定,将该石场承包给乙方,由乙方进行开采山石加工石子。经双方充分协商,达成承包合同,甲方提供20亩土地由乙方作为料场使用,每年每亩1200元,承包期3年,承包费为7.2万元。

景洪市曼累讷村委会打造新型乡村模版

曼累讷地处西双版纳注重扩绿增绿,根据因地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罕镇制宜、适地适树的原则,东北边,位于最美环坝路稳步推进造林绿化和森林旁,距勐罕镇人民政府所在地9干米,到镇道路为柏油路,交通方便。海拔525米,年均温22.7℃,年降水量1311毫米。

承包期满后拒绝返还土地,村委会该如何维权?

【案例】 2003年1月16日,张家村委会与王成利(不是张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约定张家村委会将2.93 hm2(44亩)村农用地发包给王成利种植葡萄等高效作物。承包年限从2003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共计20年。王成利每年的1月1日之前一次性交齐当年承包金1万元。合同第五条约定:承包到期后,甲方土地继续出包,王利成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承包。

基于村委会视角的政策性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路径探析

在我国当前“村民自治”的政治制度构架中,村委会作为连接政府与村民、政治国家与农村社会、治权与财权的枢纽,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农村基层组织。以村委会为切入点,结合农业政策性银行服务路径选择及信贷产品创新,探析金融资源配置到乡村振兴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路径和效能。

村委会统一安置村民就业是否属于劳动关系

某地村委会为统一安置本村剩余劳动力,制订了《安置村民就业协议书》,明确被安置人员必须无条件服从村委会的安排、管理、监督,不得以任何理由选择工种,否则视为自动放弃,村委会不再重新安排,但没有涉及期限、社会保险以及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等内容。朱某在该就业协议书上签了名,并被安排从事村内治安巡逻。朱某想知道,他与村委会是否属于劳动关系?

西北地区农村村委会选举中的几个问题

村委会选举是我国农民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方式，也是落实我国村委会组织法的关键环节。至2008年上半年，我国西北地区农村先后进行了新一轮村委会换届选举。尽管各地对新一轮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做了非常认真的安排部署，出台了许多指导性文献，制定了具体详细的选举办法，各省区在选举后的总结中也充分肯定了成绩，但是，通过调查研究可以发现，制约西北地区村委会选举和村民自治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依然存在。

论作为监察对象的村委会管理人员

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深化推进的背景下,2018年《监察法》第15条明确将村委会管理人员纳入监察范围。一方面,村委会管理人员行使的公权力分为两类,即国家公权力和部分社会公权力;另一方面,作为监察对象的村委会管理人员并非当然具有职务犯罪主体身份。通过对206份刑事判决书进行分析得知,有必要在保障基层自治的前提下,健全监督村委会管理人员行使公权力行为的规范方案:第一,凸显村委会管理人员作为公职人员的法律地位;第二,明确村委会管理人员在履行管理职责过程中行使公权力的主要内容;第三,丰富包括监察机关在内的多元监督主体的监督方式;第四,强化村委会管理人员不当用权的法律责任。由此,方能加强监察机关对村委会管理人员进行监督的工作质效,实现国家监察全面覆盖的改革目标,助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

疫情防控背景下首都村委会公共卫生委员会建设现状——以H区为例

以北京市H区为研究现场,通过多阶段分层抽样的方法,选取3个乡镇15个行政村,对村干部、村医和村民3类人员共64人进行个人深入访谈,发现公共卫生委员会中成员多由村书记和两委委员兼任,责任分工初步形成,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发挥了组织和协调作用,但在具体工作方面仍然与村委会的工作职责交叉重叠,运行过程中缺乏专项经费,与各部门之间联系不太紧密,内部尚无各项制度保障。提出了理顺公共卫生委员会的管理体制,并将其运行情况纳入基层政府对村委会的考核;通过配套专项经费,建立工作例会制度等举措来保障公共卫生委员会的有效运行等建议。

农村村委会促进乡村产业发展的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大力发展农村产业是振兴乡村的坚实支撑。在推动农村产业发展过程中,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农村村委会,对发展乡村产业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以宁夏灵武市东塔镇为例,分析了农村村委会在促进乡村产业发展中遇到的困境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路径和对策措施。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委会财务管理职责划分

根据党的十九大战略部署,全国各地普遍实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形成了政经分离的农村基层治理新格局,与之相对应的农村财务管理机制为正确划分集体经济组织与村委会财务管理职责提出了迫切要求。本文根据政经分离后两者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职能,从资金管理、资产管理、债权债务管理、财务收支及审批决策等五个方面对两者在集体财务管理中的职责和权限做出具体划分,为创新农村财务管理机制,顺应农村改革发展进行积极探索。

村委会单位犯罪主体问题研究——以非法占用耕地为例

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地方的村委会为谋取经济利益,非法占用耕地进行非农活动。村委会是否可以成立单位犯罪争议很大,各地判决结果也不统一,主要存在肯定说、否定说和折中说三种不同的裁判思路。村委会单位犯罪的司法认定不能完全否定村委会成立单位犯罪,还应当作实质意义上的判断,使用交叉视角,将刑法总则、分则以及刑法解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认定。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委会干部队伍结构的优化趋势及其成因——基于2021年安徽省30个村村委会换届选举的考察

村委会干部队伍结构及其能力水平直接影响乡村善治和全面振兴的实践成效与后续推进,需予以高度关注。通过对2021年安徽省30个村村委会换届选举观察发现,村委会干部队伍在党员比例、学历、年龄、男女比例上均取得了显著优化。在民主选举的推动下,村委会干部队伍结构确实得到一定优化,其深层原因在于党全面领导下的选贤任能、后备干部培养、定岗选举、晋升与薪酬保障机制的综合作用。由于多种机制在综合作用过程中仍存在一定优化空间,未来应着重从综合视角对以上机制进行创新与再深化融合。

基层政府在村委会选举中的角色——对江西省40个村委会换届选举的综合分析

本文通过分析 40个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县、乡政府的具体行为及其运作过程、实际功能 ,探讨了村委会民主选举中基层政府的角色与作用。作者认为 ,县、乡政府在推动村委会民主选举中承担了近于“全能”的多重角色 ,既是“立法者” ,又是“执法者” ,还是“监督者” ,其行为与其说是积极、主动的 ,不如说是被动、应付的。因此 ,要真正推进农村民主自治 ,不仅要有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 ,还需要有民间力量“自下而上”的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