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功能视角下城市近郊区村庄发展适宜性评价与分类——以江西抚州临川区为例

城市近郊区是城乡融合的关键地带,识别该地区村庄类型有助于统筹城乡发展格局。本研究以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为研究对象,基于“三生”功能视角构建临川区村庄发展适宜性评价体系,利用空间自相关揭示其空间集聚特征,采用村庄类型识别系统划定339个行政村的村庄类型,进而提出村庄发展策略。结果表明:临川区村庄发展适宜度指数总体较高,生产功能、生活功能和生态功能指数平均值分别为0.592、0.585和0.466,前二者在空间上呈现“北强南弱”的分布格局;临川区村庄发展适宜度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具体表现为生产功能和生活功能指数的“北热南冷”以及生态功能指数的“中间冷边缘热”;临川区村庄类型分为4类2型,城郊融合类与集聚提升类中的集聚发展型村庄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发展对象。根据村庄类型识别结果提出以地类管控为基础的村庄差异化发展策略,可以明确村域国土空间的优化布局,推动城乡深度融合。

中国西南山地城市县域村庄分类引导模式研究——以贵州省贵定县为例

中国西南地区在传统行政区划概念下,包括贵州、四川、云南、重庆和西藏5个地区,地形以山地、高原为主,地理环境独特、人文荟萃,但同时又生态敏感、地质灾害频发、人地矛盾突出。在这样的背景下,村庄分类是区分不同地域特点、最大化利用村庄特色、引导村庄有序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本文为了更好地研究西南山地县域行政村庄建设和产业的分类发展,在分析其村庄特点的基础上,从“势”和“态”二维视角明确不同类型村庄的区别,从而确定村庄分类的各评价条件和因子,整体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分等级赋分,并以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黔南州”)贵定县为例开展村庄分类研究,并依据划分的村庄类型提出针对性的村庄建设要求和产业发展指引,为西南山地城市县域村庄提供发展引导,更好地指导落实实用性村庄规划。

乡村是如何争取政策资源的——一个“发展型村庄”的解释框架

政策下乡是推动中国乡村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在这一背景下,处于相同宏观制度环境的村庄,虽然具有相似的自然地理条件、资源禀赋特征,但在资源争取的结果和效率上却相去甚远,有的村庄甚至实现了从“缺资源”到资源“多”且“优”的转变。因此,观察村干部究竟是如何有效争取更多政策资源的,具有特殊意义。以河南省兰考县Z村为个案,尝试挖掘村庄争取政策资源的经验事实背后的“隐秘”维度,提炼出“发展型村庄”的解释框架,即以村治为主、以政绩为辅,确保争取政策资源优势的可持续性。这是一种脱胎于国家干预主义、有助于激发村庄内生动能的制度性实践,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建构共识:在精英结构分化的村庄落实“一肩挑”——基于“S村”的经验研究

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制度对解决村庄“两委”矛盾,强化党组织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有重要意义。但是,在“两委”力量相互制衡、精英结构相对分化的村庄,“一肩挑”制度的推行并不顺利。2021年,A镇在所辖16个行政村推行“一肩挑”制度,其中15个村都顺利实现了村内组织“一肩挑”,唯独“S村”遭遇瓶颈。其主要原因是该村已形成比较稳定的村“两委”相互制衡的精英结构,仅靠村庄自治力量难以实现权力整合。在这种情况下,乡镇党委通过灵活运用党的工作方法分别在村庄精英内部以及村民内部建构共识,为强调权力整合的“一肩挑”制度创造条件。一方面,通过党内干部工作方法在原村干部内部打破隔阂,在村庄精英中凝聚候选人共识;另一方面,利用群众工作方法凝聚村庄民意,在村民中构建选举共识。在村庄自治力量存在分化的情况下,党的领导对整合村庄精英、建构村内共识起到了关键作用。

北京市地方标准《绿色村庄评价标准》解读

阐述了DB11/T1977-2022《绿色村庄评价标准》(以下简称《标准》)的编制背景、意义、编写思路、关键指标确定等情况。《标准》确定了北京市绿色村庄的定义,建立了绿色村庄的指标体系,包括4项一级指标以及1项提高与创新加分项。对绿地率、村庄规划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围护结构、被动式设计、清洁能源利用、水资源利用、固体废物处理、管理与保障机制等内容进行了规定。《标准》编制过程中对北京市10个区县、31个镇、109个村庄、253户展开实地调研,根据调研北京地区农房现状、经济情况、农民可承受程度,为绿色村庄提供了切实合理可行的评价指标体系。《标准》从绿色村庄的总体规划、建筑设计、基础设施、能源利用等多个方面,为北京市绿色村庄的创建及发展提供了支撑与引导,促进北京市村庄的社会、经济及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助力北京市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同时为其他地区绿色村庄建设提供参考,保证了绿色村庄创建工作有序进行。

新内生发展理论视域下体育特色村庄助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路径研究

运用文献资料调研、案例分析和逻辑推理等研究方法,在阐释体育特色村庄助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逻辑起点基础上,以新内生发展理论为指导,探讨新内生发展理论视域下体育特色村庄助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理论框架、实践案例与实施路径。首先,基于体育特色村庄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与外生动力脱嵌的客观情境,构建了包含内生动力(体育资源内生、体育价值认同和村庄体育主体动员)和外生动力(政府扶持和资本下乡)的内外联动的分析框架;其次,以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青山头村为例,验证了分析框架的行动逻辑;最后,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遵循强化内生-促进外生-注重内外联动的发展思路,提出了挖掘村庄体育资源、强化主体价值认同、动员村庄体育主体、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引导社会资本下乡、打造村庄内外联动治理共同体、促进城乡内外融合协同式发展的实施路径。

黄河流域特色保护类村庄种群分布动态与生境选择

基于种群生态学理论,将黄河流域971个国家级特色保护类村庄视作一个地理种群。综合GIS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方法,明晰这一种群的分布动态和生境选择特征,进而应用地理探测器对比揭示影响该种群分布的生态因子。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特色保护类村庄的分布密度随种群增长而大幅提高,分布模式随尺度变大由显著聚集转为不显著离散,分布格局随时间推移由多中心向单中心演化,但集聚中心一直位于河谷盆地;(2)黄河流域特色保护类村庄具有“聚中低山区、向阳坡斜坡、喜温暖湿润、近黄河干流”的偏好,趋向中等人口密度、经济欠发达地区分布,主要位于国道沿线30 km、省道沿线10 km、中心城市周边20~80 km、历史城镇周边60 km、旅游景区和文保单位周边20 km范围内;(3)影响特色保护类村庄种群分布的生态因子具有综合性、非等价性和限定性,在黄河流域以文保单位和海拔为主导。

以“三治融合”促进基层治理:基于村庄社会差异的分析

完善基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然而,近年来伴随着资源下乡和规范下乡,乡村治理却出现了一些效能低下和形式主义的问题。对此,应该充分重视乡村区域差异和村庄事务类型差异,厘清阻碍基层治理有效的现实因素;深入分析基层治理的历史演变过程,挖掘兼顾规范治理和简约治理的理论资源。基于上述分析,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融合”在理解乡村社会治理基础、兼顾规范治理和简约治理优势上具有重要意义。在三治之中,自治是建立村庄内生秩序并整合村庄内外资源的基本前提,法治是界定不同类型的村庄治理边界并优化相应问责容错机制的制度保障,德治是激发群众参与治理的主体性并有效运用各种治理手段的价值导向。三者的良性互动为优化资源下乡、完善基层治理、克服形式主义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路径,从而为在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乡村建设、人口结构与村庄变迁——兼论如何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任务,也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随着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不断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不断深化,农村人口结构以及村庄变迁是一种必然现象。推进乡村建设,需要适应农村人口结构变化趋势,理清村庄变迁的趋势特点,针对各地区乡村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科学确定乡村建设优先序,制定与农村人口结构及村庄布局相适应的发展策略。推进乡村建设,既要超前谋划,又要长短结合。“十四五”时期,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要遵循乡村建设规律,聚焦阶段性任务,针对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因地制宜加快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吸引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参与建设,形成符合实际、各具特色的乡村建设路径。

中国村庄分类研究脉络与展望

建立乡村振兴战略导向的村庄分类体系是我国国土空间治理的重要内容,新形势下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村庄分类体系成为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从系统全面推进村庄治理的角度,深入剖析村庄分类的目的及意义,从概念内涵、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学科领域4个层次开展基本研究分析,并从村庄类型划分研究、分类方法研究、分类结果运用研究3个方面概述村庄分类研究的进展,由此提出应进一步加深理论研究、规范类型体系研究、探究划分方法技术、强化分类结果运用等展望,以为未来村庄分类研究提供理论参考和方向指引。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分类与发展策略研究——以河南省封丘县3个乡镇为例

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是编制村庄规划、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选取封丘县123个行政村,从村庄规模、产业基础、城乡区位、用地适宜性、特色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6个方面评价村庄发展潜力,结合POI数据进行核密度分析,利用村庄分类模型,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确定五类村庄的划分阈值。结果表明:(1)利用“先评价、后分类”的分类体系,分类结果相对合理,证明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的科学性和有效性。(2)研究区地处平原,自然环境条件差别极小,影响村庄类型的主要因素集中于村庄规模、产业基础和区位条件。(3)村庄类型的主体为整治改善类村庄,此类村庄的发展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

城郊融合类村庄规划编制思路与实践

城郊融合类村庄具有向城市转型的条件,但在我国进入城镇化中后期后,其转型时间、转型程度均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在现有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根据城镇开发边界划定在高度城乡一体化区域推进控制性详细规划和村庄规划两类详细规划编制已经难以应对空间发展的不确定性。通过分析城郊融合类村庄的特征、问题和发展趋势,阐述了村庄规划编制内涵的转变,提出了城郊融合类村庄规划编制的思路。以福建省惠安县崇武镇五峰村为例,结合其现状特征及发展问题,将村庄空间进一步细化为城镇功能区、城乡协调发展区、乡村功能区,探索不同用途管制下控制性详细规划、村庄规划联合编制的技术及成果表达形式,并提出该类地区详细规划一体化编制的路径,为优化城郊融合类村庄的规划编制技术、提升乡村空间治理能力提供参考和借鉴。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实用性村庄规划策略研究——以桐峪镇前山村为例

随着国家对空间规划改革和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日益提高,村庄规划作为空间规划体系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研究成果比较匮乏。如何扎实有序地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是目前各村庄规划面临的难题。文章立足于实际项目,选取前山村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前往前山村村庄进行现场调研,并运用GIS平台分析等方法,揭示了前山村现存的发展问题,对此进行分析、研究,以得到前山村可持续发展策略,助推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重构下村庄建设用地兼容性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围绕农村发展的迫切需求和制约发展的重点问题,聚焦村庄规划领域,探索村庄建设用地的兼容模式与兼容途径,为乡村振兴提供用地保障。梳理总结国内城市用地兼容的模式,构建村庄建设用地兼容利用研究的框架体系。结果表明:从土地利用兼容的“概念内涵—实践分析—组织形式—管控体系”这一研究框架进行分析,界定了土地利用兼容性的内涵,分析其在城市建设用地中的实践做法以及在乡村建设用地兼容的现实需求,以天津市为例,将村庄建设用地兼容组织形式划分为单一用地性质兼容、混合用地性质兼容两种,并从不同方面提出相应的管控措施。综上所述,乡村空间重构下村庄建设用地兼容是土地利用方式转型升级的理性之选,本研究既是对村庄建设用地兼容性研究内容的丰富,也是对土地利用兼容性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视角下的村庄规划提升路径思考

面向落实全域全要素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目标的村庄规划范式尚未确立,有关村庄规划思路亟待提升。研究运用文献研究法和文本语义分析法,从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与村庄规划的关系辨析入手,通过梳理1949年以来国家发布的相关政策文本,总结用途管制和村庄规划由分离走向统一的4个阶段发展历程,进而基于村庄规划落实国土空间用途管制面临的管制规则尚待明晰、管制内容缺乏弹性、管制重点难以突出等挑战,提出强化“三类空间”的管制规则、统筹“三线三区”的协调共生、重视村庄“灰空间”用途管制的村庄规划提升思路,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视角下的村庄规划优化提供方向和参考。

共同富裕视阈下经营性资产匮乏型村庄集体经济发展路径研究——以湖南标东垅村为例

经营性资产匮乏型村庄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点和难点,找准适宜有效的发展路径是推动该类型村庄集体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文章基于典型个案视角,对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标东垅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进行研究发现,推动资源经济价值释放与转化、推动资金向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转化、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共同体构建等成为该村不断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实践给其他同类型村庄带来的启示有:经营性资产匮乏型村庄集体经济发展需要以多元绿色适度规模经营为特征的产业支撑,需要政策与项目支持和社会资本的进入,需要共创共建共享的合作模式。

市县国土空间规划“双层级”村庄分类研究以山南市乃东区为例

科学合理、因地制宜地开展村庄“定型”,是实施分类指导的必要前提。在各地灵活丰富的村庄分类里,介入自然聚落尺度是近期兴起的创新来源。文章以西藏自治区山南市乃东区为例,将传统单纯围绕行政村展开的村庄分类流程,扩展为由自然聚落与行政村尺度共同构成的“双层级”村庄分类技术框架。研究认为,行政村内自然聚落间的强烈异质性及聚落发展的实心化,是应用“双层级”村庄分类理论模型的重要条件。研究提出,“双层级”村庄分类方法由“政策判定+潜力评估+镇村酝酿”的自然聚落分类方法、“占比测算+矩阵构建+系统聚类”的自然聚落→行政村类型转换方法、二次镇村酝酿基础上的行政村分类方案生成方法等共同组成,具体的分类流程需落实聚落定性、聚落测评、聚落分类、类型转换、行政村分类等5项主要环节。理论模型在山南市乃东区国土空间规划中得到了实际应用,识别出5类自然聚落,制定了主导式与并重式的两种行政村类型认定规则,提出了“融保聚改”的四类型行政村分类方案。分类过程及工作成果得到地方积极正面反馈,验证了“双层级”方法的有效性。该研究旨在丰富市县国土空间规划的村庄分类布局思路。

村庄社会结构视角下村域共富的实现路径

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意味着全国范围共同富裕的实现具有阶段性,即首先要实现城乡各自内部共富,特别是村域共富,最终实现城乡共富。村域共富是实现城乡共富的第一步,也是实现城乡共富的瓶颈。村域范围内实现共富是村庄内驱动力与外嵌助力综合作用的结果,由于村庄社会结构不同,实现共富的内驱动力也不同,在面对自上而下的共富政策支持以及资源输入时,产生的回应也不同,因此,需要将村庄社会结构变量纳入推进村域共富的解释模型。基于已有研究,将村庄社会结构划分为团结型、分散型和分裂型三种基本类型,进而根据不同类型村庄实现共富内驱动力与回应外嵌助力的差异,将村域共富实现路径归纳为高共富意愿—高共富能力的社会网络主导路径、低共富意愿—低共富能力的市场主导路径、较高共富意愿—较低共富能力的政府主导路径。从村庄社会结构角度理解村域共富的实现路径,对深化农村推进共同富裕的理论研究以及相关部门制定共富政策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村庄评价与分类研究--以白银市靖远县为例

对村庄进行分类不仅是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工作,也是乡村振兴战略中全域土地整治和村庄规划的基础条件。该文以白银市靖远县村庄分类实践过程为例,首先提出从基础功能、潜在功能、修正评价3个层面构建村庄识别指标体系,并结合靖远县现状特征,确定农业资源潜力等16个具体指标,通过对村庄系统功能的评价,结合自然禀赋、区位条件进行修正,再加入其他修正因素进行评判,根据不同的村庄系统功能优劣以及调整修正因素的作用,最终确定村庄的分类,以此为下一步合理规划村庄设施配置标准提供理论支撑。

集约用地视角下生态敏感区村庄用地更新研究——以北海大健康生态新区为例

在我国土地资源稀缺、大量空间需求矛盾及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村庄用地更新成为获取建设空间增量的有效手段,尤其是生态敏感区内的村庄,建设用地的合理布局对于区域生态系统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平衡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大健康生态新区的规划实践为例,探讨集约用地理念下的生态敏感区村庄用地更新方法,首先对现状生态环境和用地布局进行解译,归纳其生态基底特征、用地布局形式与实践难题;其次提出集约用地布局策略,包括确定建设用地及空间管制分区、制定生态保护与安全韧性策略、解译并延续现状肌理与用地模式、植入功能业态与风貌协调,以期为生态敏感区的村庄用地更新实践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