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情感:后现代消费中乡村民宿空间符号建构的双重逻辑及机制

后现代消费中民宿作为乡村旅游重要的消费场所和空间,其符号消费现象客观存在,探讨其消费空间的符号生产与建构有助于乡村民宿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基于符号消费和空间生产理论,提出后现代消费中乡村民宿空间符号建构分析框架,并以成都明月村为案例地的分析发现:后现代消费中乡村民宿空间符号的生产建构是一个涉及多主体、多要素、多层次的符号化运作和互动展演过程;符号消费的经济逻辑和文化体验的情感逻辑是乡村民宿空间符号建构的双重逻辑,二者彼此权衡又互为补充,共同促进乡村民宿空间符号的可持续生产和建构;后现代消费中乡村民宿空间符号建构机制包括双重逻辑、符号建构过程、符号建构主体、符号建构路径等内容。

场景理论视域下乡村民宿与民俗文化融合发展策略研究

振兴乡村民宿,既要保证居住品质,更要注重文化内涵。当前,我国乡村民宿在与民俗文化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民俗文化内涵挖掘不深入、地方性特色体现不足以及与市场需求结合度低等方面的问题。对此,可以借助场景理论,通过深入挖掘本地民俗文化内涵守住地方性、利用智能技术转型升级提升体验性、创设共融场景打造文化性等策略来实现两者的创新融合。

我国乡村民宿的发展、演化与高质量发展框架构建

乡村民宿作为乡村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措施,也是推进农村全方位振兴的重要抓手。文章通过对我国乡村民宿发展历程的梳理,从协同产业构成要素和创新产业驱动机制两方面构建乡村民宿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基础。从生态低碳、资源整合、人文内涵3个层面,提出乡村民宿高质量发展“六维一体”的实践路径及措施,对乡村民宿产业助力乡村旅游转型升级、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村民委员会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研究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展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问题也随之加剧。针对环境侵权救济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基于检察机关与环保组织两大原告主体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相比之下,面对农村环境污染严峻的现实情况,村民委员会作为环境公益诉讼主体有着敏感性、积极性优势,同时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因此,为了更好地发挥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司法救济作用,应当赋予村民委员会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并建立相应的机制保障这一制度的有效运行。

村民自治组织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新探——基于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思考

村民自治组织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交织关系,表现为理论和实践中对集体所有权行使主体的认知困惑。农民集体是村民自治和集体所有权的主体,村民自治组织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都是农民集体的执行机构,只是承担的职能不同。基于集体所有权主体分置的产权结构,立法通过确立主体代表化的权利行使机制,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确立为集体所有权的当然行使主体,纾解了集体所有权的主体虚化之困。在未设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地区,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依法代表农民集体行使集体所有权,参照适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决议规则,讨论并决定集体财产的经营、管理和收益分配。在村组分级的代行关系下,村民小组可以将代行职能上交村民委员会,但不得改变既有的集体所有权关系。

党建引领推动村民小组规范化建设研究——基于湛江市的实证分析

村民小组作为农村自治管理的最基本单元,是农村基层组织的基础,也是农村各项工作中的基层支撑力量,在乡村治理乃至整个国家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当前在推进村民小组规范化建设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对此,文章结合湛江市的实践,针对新形势新问题,提出要以党建引领为核心,重点从织密组织体系、强化法治建设、培养治理能力、健全选举制度、联动监督管理、发展集体经济六个方面探索规范村民小组运作,健全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下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为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民小组组长队伍建设的路径探寻——以陕西省山阳县为例

村民小组是村民委员会下设的村民自治组织,其由若干户村民组成。村民小组的负责人被称为村民小组组长,村民小组组长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最终能否在农村得到贯彻落实。大力加强村民小组组长队伍建设,对于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让“小组长”有“大作为”--对村民组长队伍建设的思考

村民小组是乡村治理体系中最基层的治理单元。村民组长既是村“两委”执行落实党和国家政策的“组织者”,又是村民集体利益诉求的“代言人”。在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大背景下,加强村民组长队伍建设是大势所趋,地方党委政府应该给予关注和重视。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第四章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第二十一条村民会议由本村十八周岁以上的村民组成。村民会议由村民委员会召集。有十分之一以上的村民或者三分之一以上的村民代表提议,应当召集村民会议。召集村民会议,应当提前十天通知村民。第二十二条召开村民会议,应当有本村十八周岁以上村民的过半数,或者本村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村民会议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通过。法律对召开村民会议及作出决定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草案)》的说明——1998年6月22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

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秘书长、各位委员的: 我受国务院委托,现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草案)》作如下说明: 按照宪法规定,在农村建立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农村基层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一个重要方面。1987年11月,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根据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授权决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以下简称试行法)。

村民资格问题研究

渐趋增多的征地款纠纷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案件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此类争讼的处理不当将直接增加新的不稳定因素,影响农村发展的大局,严重阻碍我国农村改革的现代化进程。解决这些问题的核心就是村民资格认定。但是,涉及乡村治理的村民自治等制度的不完善和相应法律法规的不相配套,导致在处理此类纠纷时的法律适用缺位。因此,探讨村民资格的取得丧失、明晰村民资格的认定标准、设定村民资格问题的处理原则及救济途径,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于1998年11月4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国家资源输入与村民自治——抑制还是促进?

随着国家资源输入农村,其治理效果日益成为政学两界的争论焦点。基于2019年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村干部主动性和村民主体性两个维度考察了国家资源输入对村民自治效果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国家资源输入显著提升了村干部主动性,对村民主体性的影响不显著。第二,国家资源输入的治理效果随着不同类型项目资源进村而凸显其异质性,其中生产生活和社会保障类项目进村对国家资源输入治理效果起到正向促进作用,而文化娱乐和组织发展类项目进村未能显著促进村民自治效果。第三,国家资源输入的治理效果会随着资源输入力度的增加而增进,并且,在中部地区、村集体经济收入低于平均值和未实行“一肩挑”的村庄,国家资源输入的治理效果更为明显。第四,国家资源输入通过干群互动机制、正向激励机制和监督约束机制提升村干部主动性,从而提升村民自治效果。文章为坚定外生性资源输入向村庄内部有效治理转变的信心提供证据,为引导国家资源输入激活村民自治提供启示。

数字技术促进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基于技术执行框架的案例研究

乡村数字治理实践中,技术应用对村民参与的促进机制有待深入探索。借鉴技术执行框架,通过一个乡村数字治理的典型案例研究发现,在数字平台建设中,乡镇政府融合了包括场景映射、技术容纳和便利互动的技术应用创新,以及利益兑现、治理整合和角色归位的制度创新。技术应用与制度创新共同面向参与的动力、行动与有效性,构成了按参与“分配”、功能集成,以及权能塑造的村民参与促进机制。作为启示,对乡村数字治理的研究和实践,应当关注数字技术执行阶段,注重技术应用与制度创新的协同作用。

中国农村的基层民主发展与农民的民主权利保障——村民自治的历史、现实与未来

中国改革开放２０年来的成就之一，就是在农村形成了广泛的村民自治和直接民主制度。它不仅扩大和保障了亿万农民的民主权利，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人权事业发展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而且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积极评价。本文作者对村民自治的历史、现实作了详尽调查，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分析归纳。

乡村数字治理的村民参与行为研究——基于湖南省36个村务微信群688名村民的实证分析

结合社会认知理论和PEST理论模型,基于湖南省36个村务微信群688名村民调查数据,实证研究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行为。研究发现,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受邀性行为明显多于创造性行为,政治、经济、社会、技术外部环境以及村民自我效能感与结果效能感正向显著影响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受邀性行为和创造性行为,且村民自我效能感和结果效能感在外部环境与村民参与行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建议进一步优化乡村数字治理的外部环境、增强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效能感,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创造性行为,以此促进乡村数字治理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治理现代化。

村治的“私”化:激发村民主体性的基础逻辑——基于水城区积分制实践的社会学阐释

当前乡村社会面临内生性治理力量式微的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内生治理主体缺位、村民主体性缺失,由此阻碍治理有效乃至乡村振兴目标的推进。水城区的“诚信积分制”从村民主体视角出发,以清晰化逻辑将村级“公务”具象化为个体层面的“私务”,基于村民“私”的行动逻辑与家本位观念,人为构造出个人行为与自身、家庭成员及全村利益关联的行为责任连带机制,由此驱动村民的公共参与行为。同时,在物质利益和面子心理的关联下,村民的行动单位逐渐由家户之“小私”朝着乡村社会之“大私”演进,制度建构的连带公共治理义务被内化为村民的自发参与行为,现代村落共同体日渐生成,村庄有效治理目标逐步达成。

“新村民”赋能乡村振兴的机理与路径研究——基于浙江省青山村的个案考察

农业农村人才是强农兴农、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所在。“新村民”是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新群体,是城市精英向乡村流动的一种新现象,是一支具有新技能和新思想的人才队伍,对实现乡村人才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浙江省青山村通过“新村民”赋能乡村建设,成为浙江省乃至全国乡村振兴的典型。基于浙江省青山村的个案考察,阐释“新村民”何以兴起,探索“新村民”的群体定位,研究“新村民”赋能乡村建设的作用机理与实现路径,从而破解当前乡村人才“引不来”“留不住”的困境,使“新村民”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强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