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村民自治: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实践研究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石。村民自治作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产物,是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创新。村民的广泛参与要求、乡村社会结构矛盾转变以及国家与基层协同推动构成了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创新的基本逻辑。在实践过程中,乡村自治存在功能悬浮化、实施形式化、发展非均衡化、“微”腐败凸显化、嵌入待融合化等现实张力,使得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面临着挑战。今后需要从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体系,协调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发展,加强正式制度与乡规民约耦合,优化乡村社会的人文环境等方面完善村民自治,以促进乡村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

融入式自治:力量整合视角下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的路径选择

强劲的治理合力是驱动新时代村民自治高效运转的根本动力,是村民自治场域对各种治理力量的吸纳和融合。然而在治理现代化转型进程中,村民自治面临党建融入难、“乡政”与“村治”双向回应缺失、多元主体掣肘耗散自治力量等困境。融入式自治重塑了村民自治的自主性、群众性、协商性力量表征,为村民自治持续有效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融入式自治基于“融入性”“互动耦合”“融合共生”的自治策略,实现了党建与自治互融、行政与自治互动、多元主体与自治互生的协调共融格局,最大限度提升了村民自治的有效性。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民自治的困境与突破路径研究——以淮安市H区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在于充分激发乡村基层组织治理能力。以江苏省淮安市H区乡村为研究对象,探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村民自治的现状、面临的困境及突破路径。研究发现,村民自治在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民主决策、协商民主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然面临一定困境,包括村干部队伍老龄化、村集体经济薄弱、村民与集体联系弱化、村民自治行政化,以及相关制度不健全等。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加强村支两委建设、搭建村民自治平台、发展集体经济、明确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关系定位等突破路径。

村民自治赋能乡村振兴的几点思考

村民自治是农村民主政治的具体体现,在乡村治理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是振兴乡村的有力保障。村民自治赋能乡村振兴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五个方面都彰显出不容忽视的价值追求。然而在现实中,村民自治赋能乡村振兴仍面临自治主体效能不足、自治环境有待优化、自治形式创新不够的境遇。因此,要从强化赋能主体、优化赋能环境、创新赋能方式等方面入手,有效实现村民自治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

重塑乡村公共性:党建引领激活村民自治的内生路径——以湖南省沙洲村为例

村民自治是实现乡村振兴、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制度基石。因此,如何激活村民自治、让村民自治有效运转起来,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需要重点关注的议题。湖南省沙洲村通过整合公共利益、强化公共参与、形塑公共规则以及培育公共精神,重塑了乡村公共性进而全面激活村民自治,使重塑乡村公共性成为党建引领激活村民自治的内生路径。沙洲村案例表明:党建引领中内含的利益整合逻辑、组织化参与逻辑、秩序建构逻辑以及公共精神再造逻辑共同促进了乡村公共性重塑,进而激活了村民自治的内生动力。通过党建引领重塑乡村公共性来激活村民自治,一方面回应了党建引领激活村民自治何以可能的问题,另一方面形塑了农村基层党建与村民自治良性互动互构的基层治理格局。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沙洲村探索的党建引领激活村民自治创新实践,不仅通过回答党建引领何以激活村民自治而丰富了村民自治的理论内涵,而且为推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发展、推进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以及实现基层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路径。沙洲村党建引领激活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离不开多层级系统联动和农村社会力量的成长,也是这一机制推广所需要的基本制度条件。

村民自治: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层民主

“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解体以后，村民自治组织在农村获得广泛而深入的发展，几乎所有的中国农民开始在这种崭新的社会组织中劳动和生活。农民自己创造的这一组织形式也给学术界提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课题，譬如，如何看待村民自治组织的“自治”性质？如何定位官和国家政权组织以及党的农村基层组织的关系？村民自治组织对国家的民主政治进程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等等。本刊所编发的这一组稿件，从不同方面对以上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理论工作者关注并积极参与改革实践，创造出真正具有时代精神的、富有生命力的理论来。

二十年来村民自治实践中的制度创新——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行动

本文在对二十年来村民自治实践总体考察的基础上 ,概括了村民自治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 ,进而指出这是在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共同行动 )过程中的制度创新。同时列举了村民自治中存在的问题 ,并试图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出发 。

迈向技术型自治:数字乡村中村民自治空间转向的失序及调适

有序是数字乡村中村民自治空间转向的价值追求,在实践中却出现了与之相抵牾的失序现象,这既不利于营造清朗的虚拟社区空间,也不利于形成良好的网络政治生态。在数字乡村中村民自治空间转向失序的现实表征为:村庄外部人员假冒身份进入虚拟社区开展活动,村庄内部人员在虚拟社区中随意处理私人事务、发布传播不当言论以及违背在线议事规则等。失序现象的形成蕴藏着“科层制治理失灵”“市场治理失灵”“自组织治理失灵”等三重逻辑,其中,政府缺位导致刚性制度对村民自治空间转向的规制有限,市场利益驱动导致虚拟社区成为售卖商品和诈骗活动的平台,村委会的治理局限导致村庄制度约束力不足和技术可选择空间小。依靠元治理调适村民自治空间转向失序现象,应突出强调政府在村民自治空间转向中的作用,通过制度供给及柔性治理等方式明确村民自治虚拟社区平台的政治属性,规范虚拟社区中行为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强化村委会的责任意识和能力建设,加大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排查和惩罚力度,统一建设村民自治空间转向的实现载体。

动态层叠中的统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村民自治制度变迁类型及其动力机制研究

村民自治是基层民主与基层治理的重要内容。既有研究忽视了历史脉络和结构性要素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村民自治制度变迁的型塑功能。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理论,从制度变迁类型学视角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村民自治制度变迁的过程、类型和动力机制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它总体上经历了以“民主选举”为重点、以“民主治理”为重心、民主选举与民主治理均衡发展的变迁轨迹,表现出鲜明的“动态层叠中的统合”的制度变迁特征,是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环境、行动者的观念与偏好、结构稳固与学习效应三重动力机制共同驱动的结果。这种制度传统以路径依赖的方式锁定新时代新征程党领导的村民自治制度的基本形态和演进方向,即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为核心机制,通过创新民主与治理的互联共促形式推动村民自治制度的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善治。这种制度变迁类型的发现和阐释有助于打破西方中心论的学术话语体系,进一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和创新。

国家资源输入与村民自治——抑制还是促进?

随着国家资源输入农村,其治理效果日益成为政学两界的争论焦点。基于2019年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村干部主动性和村民主体性两个维度考察了国家资源输入对村民自治效果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国家资源输入显著提升了村干部主动性,对村民主体性的影响不显著。第二,国家资源输入的治理效果随着不同类型项目资源进村而凸显其异质性,其中生产生活和社会保障类项目进村对国家资源输入治理效果起到正向促进作用,而文化娱乐和组织发展类项目进村未能显著促进村民自治效果。第三,国家资源输入的治理效果会随着资源输入力度的增加而增进,并且,在中部地区、村集体经济收入低于平均值和未实行“一肩挑”的村庄,国家资源输入的治理效果更为明显。第四,国家资源输入通过干群互动机制、正向激励机制和监督约束机制提升村干部主动性,从而提升村民自治效果。文章为坚定外生性资源输入向村庄内部有效治理转变的信心提供证据,为引导国家资源输入激活村民自治提供启示。

治理重心下沉与村民自治成长的平行渐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改革实践,伴随着治理重心下沉与村民自治成长两种步调的平行渐进,呈现出规制与赋权两种理念的竞合。从现实困境看,平行渐进逻辑的出场,源于农村治理中行政与自治之间的结构性紧张与运作之困,具体表现为行政泛化和自治缺位两类。平行渐进逻辑有其特定的证成依据: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礼法并重传统是历史依据,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核是理论依据,对不同层次治理需求的权变回应是实践依据。从实践层面看,平行渐进通过党建引领的整合统筹、管理权限的收放并举、管理手段的刚柔相济以及各方利益的协调兼容实现了有效的组合叠加,达成了一定的动态平衡。同时,研究还就平行渐进模式中存在的分利秩序风险和法治逸脱风险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基于SPSS的村民自治制度“四个民主”实施状况研究——以讷河市老莱镇为例

村民自治的有序实施促成了基层民主的始终发展和完善,民主法治进程明显加快。然而,对村民自治制度政治方面的调查侧重于选举方面的研究,对村民的研究也侧重于选举时期的表现,具有一定的非全局性。文章围绕“村民自治制度四个民主方面”这一中心,不仅仅局限于选举这一单一方面的研究,先期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详细信息,中期利用Excel进行数据汇总,后期运用SPSS建立频率分布图表以及交叉表技术进行数据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得出村民自治制度的政治方面必须要处理的问题,从而追求村民自治制度更好的发展与改进。

论政策对村民自治的指导

村民自治是党领导亿万农民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总结 ,也是党的农村基层政策广泛实践的结晶 ,党的政策为村民自治的立法提供了根据和指导。本文通过论述村民自治政策的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和价值基础 ,阐明村民自治政策的指导功能和意义主要在四个方面 ,引导村民自治方向 ,为制定村民自治法律奠定基础 ,协调村民自治关系 。

单元合作:迈向共同体的村民自治基本单元改革——基于对全国24个村民小组自治试点案例的比较分析

近年来,村民自治的基本单元改革形成了“单元下沉”和“微自治”两种不同的路径,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村民自治的过度行政化和悬浮化问题,但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基于对2016年以来全国24个村民小组自治试点案例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单元合作”模式在应对重建农村基层社会共同体的现实挑战方面,展现出更强的政策适应性和时代适应性。通过在村组之间增设新的层级,这种模式一方面调整了治理单元的规模,缓解了治理范围过大的问题;另一方面,明确了治理单元和经济单元的界限,减少了村组之间权责不清的现象。实践表明,构建多类型、多层次、多形式的复合单元体系,对于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和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重要意义,可以成为未来村民自治基本单元改革的重要方向。农村社区具有单元合作的制度基础,农村社区网格融合了自治和管理功能,因而具有广阔潜力。

村民自治单元设置的法律规制与法治优化

村民自治单元的合法合理设置是实现乡村基层有效治理的前提。当前我国在村民自治单元设置方面,存在“分”与“合”两种趋势和做法:“分”指的是以村民小组或者自然村为基本单元设置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理事会,下移自治的重心;“合”指的是合并现有的村民委员会,扩大自治单元的规模。无论是“分”还是“合”,村民自治单元的设置需要坚持法治原则,运用法治方式,遵循法定程序。《宪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及全国各地有关实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地方性法规是村民自治单元设置的主要法律规范依据。村民自治单元的设置,应有利于发展和促进农村基层民主,推动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群众自治研究--基于安徽省C村党建引领村民自治实践分析

党建引领群众自治是新时代基层治理的重要方式。当前安徽省C村积极创设自治架构、理顺自治机制、拓展自治能力,构建了党建引领村民自治的全新实践模式。然而现阶段仍然面临着基层党建虚化弱化、政治引领力羸弱、自治单元适配性不足、治理效能低下等问题。因此,应该完善基层党建机制,增强村民自治效能,健全协同治理制度,打造共商、共建、共享自治格局。

村民自治赋能乡村振兴的生成逻辑、价值旨归和实践进路

村民自治作为党在农村工作的神经末梢和实践场域,既是乡村振兴的坚实基础和经验支撑,更是激发乡村内生发展动力的最好选择。文章遵循“为什么能够赋能”“赋什么样的能”以及“如何赋能”的思考逻辑。首先,从自治传统培育文化土壤、成功案例提供实践经验、国家政策强化制度保障、治理体系回应时代需求四个方面廓清了村民自治赋能乡村振兴的生成逻辑;其次,基于宗旨、目标、使命阐释了村民自治赋能乡村振兴的价值旨归;最后,从村级组织、产业自治、“三治融合”、干事创业、人居环境五个方面提出了村民自治赋能乡村组织、产业、文化、人才、生态振兴的实践进路。

国家与社会互动下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践创新——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村民自治的历史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村民自治政策的实施开启了中国乡村治理实践新的历史阶段。伴随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村民自治政策历经多次变迁,在实践探索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将村民自治置于广东区域内并沿着“选举—治理”的历史脉络进行深入考察,发现村民自治发展呈现以下特征或规律:其民主模式从选举民主向协商民主过渡,治理体系由乡政村治向三治融合转型,治理单元由上收向下沉更替,治理主体由政府主导向多元协同发展。上述表明,伴随改革开放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社会力量在不断增长,农村基层治理主体呈现多元化特征。

党建引领村民自治单元下移的生成逻辑与实践路径——基于广西G市L屯“一组两会”的考察

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把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到基层,已经成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举措。但面对不断下沉的资源,乡村治理主体空心化及政策执行不力等问题依然存在。广西G市L屯村民自治单元下移的“一组两会”模式,以“党小组引领、户主会决策、理事会执行”为治理架构,通过党小组引领乡村治理主体重构、户主会实行村民民主决策、理事会实现乡村精英执行,实现屯级村民自治有效运转。“一组两会”不仅承接了基层党建与自治单元的双下移,弥补了当前乡村社会治理主体的缺位,还及时有效地推动了资源和服务的下沉,是乡村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有益探索与实践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