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规民约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作用研究

【目的】以实证调研为基础,探索村规民约在危机情境下的韧性治理功能。【方法】通过田野调查法透析调研地区现行村规民约治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建议。【结果】当前调研地区还存在村民对村规民约认识不到位、村规民约缺乏科学性与规范性,程序被简化、运行主体单一,内容待完善、缺少应对危机情境的措施等问题。【结论】需要不断激发村民主体意识、提升村规民约科学性和规范性,进一步规范村规民约运行程序、引入多元主体协同互动,及时更新村规民约内容、增加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具体措施,着力提升村规民约在危机情境中的韧性治理,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与平安乡村建设。

国家力量的双重进入与村规民约的重塑——基于215份优秀村规民约的文本分析

国家权力主要通过国家的“村规民约化”和村规民约的“国家化”两种方式进入到乡土社会中。国家力量与地方非正式规范的遭遇中,嵌入地方知识的同时将其纳入到国家的规则体系之下规范化地运行。当代村规民约在承担更多的国家政策的转译与国家规范化要求的同时也面临着治理资源不足的困境,因此当代村规民约需要以治理有效为目标引入多元复合的治理手段,以交错配置的方式来完成其治理内容。村规民约的性质也从传统时期的非正式制度转向“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制度载体。

村规民约实施中村民参与的逻辑嬗变——基于A市F村的实证案例

村规民约的普及推广,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意图下沉与自下而上的主体对接形成的治理耦合。村民参与作为村域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形式上和实质上赋予了村民自我表达的机会,确保村民获得影响其自身生产生活质量的权利,更是保障了国家治理植入基层的合法性基础。在村规民约实施过程中,村民参与的成效受权威要素与动力要素的影响,立足“组织内嵌”和“自主动员”两个维度的强弱,可区分为弥散性参与、控制性参与、从属性参与和合作性参与等差异性类型,并借以识别村民参与从单向到互动、从利益到权利、从象征到实质、从被动到惯习的逻辑嬗变。

村庄价值观的共同基调与地方风俗--基于万级村庄村规民约文本的大数据分析

村规民约在中国乡村治理中扮演着成风化俗的角色,是推进农村现代化尤其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是日用的共同价值理念的文本呈现。现有研究受限于小样本和传统分析方法,难以全面揭示其内在的多样性。利用计算社会科学倡导的无监督的文本聚类模型和有监督的文本分类模型,对某数字治理平台上覆盖全国范围内将近1.5万个村庄的村规民约文本进行深入分析,挖掘其中的治理主题、内容分布及其地方性特征。研究为理解村规民约在中国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国家与地方治理规范的互动提供了新的理解。

村规民约、村干部信任与农户可再生资源利用行为——以秸秆资源化利用为例

农业可再生资源利用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以秸秆资源化利用为例,基于湖南省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分析了村规民约、村干部信任对农户可再生资源利用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规范性村规民约和引导性村规民约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行为,并且后者对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行为的促进效应要大于前者;第二,村干部品行信任和组织信任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行为,村干部能力信任对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行为的影响不显著;第三,村规民约与村干部信任对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行为存在一定的交互影响,村干部信任在村规民约与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行为中起到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这主要来源于村干部组织信任的影响。据此,应进一步完善村规民约、加强村干部队伍建设、建立健全村庄环保监督组织和监督机制、加大宣介环保教育政策力度,从而切实提高农业秸秆等可再生资源利用率。

村规民约备案审查机制完善研究

村规民约备案审查是中国特色备案审查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考察实践场域中村规民约备案审查的机制运行,探查村规民约的质性与类型并解析村规民约备案审查过程与构成要素。村规民约备案审查机制在主体层面、程序层面、标准层面存在着建构性困境,集中体现为权能受限下的主体失格、制度留白下的程序失范、规范张力下的标准失当。基于村规民约的规范特性,需要在主体层面形成以乡镇政府为主导的多元主体协作审查格局,在程序层面细化村规民约的报备与受理程序、完善村规民约审查与审查报告出具程序、强化审查未通过的村规民约责令改正程序,在标准层面构设村规民约备案审查所应依循的合法性、合理性、规范性标准体系,从而系统完善村规民约备案审查机制。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村规民约的功能偏差与调适路径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不仅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要求,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任务。村规民约作为非正式规范,蕴含民主自治、活法与软法等内容,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作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和环境纠纷处理的重要依据,是传统文化与当代价值观念的显象载体。通过对F省X县93份村规民约调查分析发现,村规民约存在制定过程异化、文本形式同质化、环境规范支撑不足导致约束力弱化等问题。结合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村规民约的机理分析,村规民约的功能纠偏需加强自治、强化约束力。应结合“三治融合”实行规则优化,自治层面完善村规民约制定程序,法治层面软法与硬法有机结合,德治层面融合当地传统文化与当代价值观念;并通过内部优化村规民约环境规范内容,外部建立相关配套措施,健全村规民约实施体系。

“三治结合”背景下村规民约的治理功能重构探析

村规民约作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基础性制度载体,是基层民主协商的制度化成果,能承载农民多元利益诉求表达;是衔接国家法律的治理性规范,能为预防调处化解矛盾纠纷提供制度支撑;是培育文明乡风的公共性契约,能有效规范乡村居民行为。在“三治结合”的基层治理实践中,村规民约的治理效能仍存在一些问题,承载村民自治的效能有待提升,衔接国家法治的力度仍需加大,助推乡村德治的空间尚需拓展。因此,要尊重基层群众的主体地位,提升村规民约的自治效能;突出公序良俗的联结价值,激活村规民约的法治功能;强化社会舆论的道德赏罚,拓展村规民约的德治空间,进一步提升村规民约的整体治理效能。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村规民约在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中的积极作用

一、“枫桥经验”与新时代“枫桥经验”“枫桥经验”是在乡村治理的实践中形成的。1963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共浙江省委选择诸暨、萧山、上虞等县作为“社教”试点。浙江省诸暨县(现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经集体讨论,决定采取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式对“四类分子”进行改造,取得了良好效果。10月,公安部领导到浙江视察,发现了枫桥区“没有捕人”的经验,就立即向正在杭州视察的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

以村规民约推动乡村治理法治化的路径研究

村规民约作为村民处理乡村事务的自我管理机制,具有地域性、协商性、传承性和法治性等特点。目前,村规民约推动乡村治理法治化,面临着村规民约的制定和内容不够规范,执行滞后,法律效力模糊等问题。以村规民约推动乡村治理法治化,需发挥党的组织领导作用,强化村规民约的法治资源供给,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村规民约中的法治功能,完善公众参与的基层协商机制,更好地促进村规民约适应新时代乡村治理需求。

基层社会治理中村规民约的现实价值与建设策略

乡村自发组织和实施的村规民约是作为乡村治理基础的“自治”中的重要因素,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面临着制定不规范、实施主体不确定、内容不合法、实施范围不可控、惩戒措施不健全等诸多困境,要通过广泛吸纳民意、规范制定程序、强化执行与监督、广泛开展宣传实现“合心”“合法”“和谐”达到“和声”,从而发挥其最佳效能,为乡村社会治理及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群众基础。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路径——基于村规民约改革的分析

新质生产力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竞争力,技术进步为坚实基础,实效评估为检验标准,其发展要求为乡村治理改革指明了新方向,促使乡村治理非正式制度更加注重形式显性化、过程可参与以及结果有效性。作为乡村治理的一种非正式制度,村规民约生动体现了乡村治理有效的内在逻辑。在新质生产力赋能下,广大乡村应以村规民约革新实践为契机,关联传统礼俗与日常生活释放礼治的形塑力量,利用传统管理方式与现代技术激发共治的整合动力,沟通地方知识和国家制度增强法治的规训功能,以期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从冲突到融合:村规民约的法治化重构

文本化的村规民约是国家法治框架下的地方性治理规则,是国家法律进入乡村社会的实施载体,是具有法律属性的乡村社会公共契约,是法律规则之内培育的乡村公序良俗,既遵循国家法律政策,又有深厚的民意基础,具有“民间法”的典型特征。村规民约与国家法的冲突主要表现为村规民约的个别内容逾越法律边界,制定和审议程序不规范,实施公信力不足,诉讼难以获得司法支持。法治视域下村规民约的发展有两种预期,一种预期是随着国家法治全面推进,村规民约最终失去作用空间,退出乡村治理舞台;另一种预期是村规民约接纳和吸收法治内容,重构为国家法律的乡土化版本,与国家法的长期共生。实现从冲突到融合的蝶变必须以国家法律政策为圭臬,致力于激活乡村治理内生动力,健全乡村治理内生机制,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规则。应在坚持国家法普适性的前提下认可村规民约的治理功能,在维护国家法权威的基础上推进村规民约的制定和实施,在与国家法的良性互动中推进村规民约的法治化重构。

村规民约视角下的宅基地管理制度:文本解读

解读不同地区村规民约中宅基地管理制度的主要内容,发现村规民约视角下的宅基地管理制度既有与法律政策相互融合的一面,也有与法律政策不协调的一面,不协调导致了村庄社会的许多冲突与矛盾。如何让村规民约等地方性自治条例更加完善,作为法律政策在村庄内部的细化而不是用来规避法律政策的手段。使其不再是介于自治与法治之间的一种教化型契约,而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载体,从根本上促进基层民主自治与法律政策相融合的实现。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村规民约:识别、困境与出路——以温州市瓯海区部分乡镇为样本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高效合理的乡村治理体系提供支撑,而乡村振兴背景下高效乡村治理体系的建构则需要持续优化和创新村规民约。文章以温州市瓯海区部分乡镇实地调研走访获取的相关数据为分析样本,展开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乡村治理体系中村规民约实施现状的审视反思,发现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方面存在着权威不足、内容趋同、执行不畅等诸多困境。究其原因在于规则之弊及运行之需等多方影响因素的制约,建议从完善村规民约的内容体系,提高村规民约的权威性与执行性等方面入手,就当下村规民约存在的困境予以纾解。

乡村治理背景下村规民约建设研究

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具有重要价值,体现在为村民自治提供依据,推动乡村治理实现“依法治村”,潜移默化中渗透教化力量等方面。但由于制定主体、制定程序、文本内容、实施执行、监督审查等方面存在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村规民约作用的充分发挥。对此,可通过落实村民主体地位、规范制定程序、完善文本内容、优化执行措施、加大监督力度等策略,促进村规民约为乡村治理提供有力支持。

从嵌入到融入:村规民约的实效性转化机制——以广东省H市D区村规民约为范本

当代村规民约存在表面嵌入乡土社会而实际脱嵌的现象,须从形式嵌入向实质融入转变。D区29个行政村中的村规民约实施情况表明,村规民约的实效性转化经历了规范调适、资源吸纳与权威重塑三个阶段。村规民约兼具问题性、本土性、具象性,能有效吸收团体、党政、市场等内外资源,在程序和结果两个方面具有权威性。同时,实效性转化的进路受到制度建构机制、关系整合机制与认知引导机制三重逻辑的驱动,村规民约由此从文本上的规则转变为融入日常行动的规范,在乡村治理中发挥实效性作用,实现了国家和社会的深度互嵌,提升了乡村治理效能。

嵌入式吸纳:村规民约制度重构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动员逻辑

对国家动员多元行动者协同参与基层治理提升治理效能的解释,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命题的中层理论拓展。通过个案追踪,重新发现村庄微观基础的传统“制度”要素,建构“嵌入式吸纳”的动员分析框架,解释项目下乡重构村规民约为美丽约定、开展动员提升治理效能的运作逻辑。从结构维度来看,区分于投票选举单向度依赖自治的特性,地方政府依托主动行政化动员特性推动传统制度重构,把行政任务嵌入制度文本、制度遵从嵌入考核指标体系、组织与党员双重嵌入来保障制度治理效能。从过程维度来看,地方政府采取过程性吸纳的动员策略,包括精准、激励、在地化三种方式,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动员路径吸纳多元行动者参与制度重构激活基层治理效能。“嵌入式吸纳”实践策略内含双重动员的内在逻辑,地方政府依托项目化创建执行社会治理任务的结构动员逻辑与项目吸纳多元行动者协同参与的积分展示动员逻辑。

制度要素视角下村规民约对平安乡村建设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江西、浙江两省的抽样调查

平安乡村建设是持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而平安乡村建设绩效提升需要充分发挥乡村社会内生性制度的作用。基于制度要素理论视角,依据江西、浙江两省的村干部问卷调查数据,考察村规民约对平安乡村建设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村规民约有效改善了乡村平安状况,主要体现为村规民约中的规制性要素、文化认知性要素和规范性要素对平安乡村建设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在更换回归方法后结果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发现,村集体经济状况会影响村规民约对平安乡村建设绩效的作用,在无集体经济的情况下规范性要素作用突出。调节效应检验表明,村民参与村规民约制定在村规民约与平安乡村建设绩效之间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研究为利用村规民约推动平安乡村建设的绩效水平提供测度和衡量的科学依据,为乡村提升安全治理能力提供目标与指导。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角下村规民约的完善路径

村规民约凭借其内生性、灵活性等天然优势,应当在乡村治理中发挥重要功用。然而,通过对X市J区辖区内37个村居走访调研发现,现阶段村规民约存在规范性、内生性、针对性和适用性不足等诸多问题,加之当前乡村仍未向村民自治和规则化治理的趋势进行充分转化,导致村规民约无法发挥应有的效用价值。基于乡村规则化治理的需求,应当优化落实村规民约效用发挥的乡村治理环境;同时,应当从生成路径、规范表达、实践内涵和规范面向等4个方面对村规民约进行改造,推动村规民约的司法裁判功能重塑,注重村规民约对乡村治理特点的回应,充分发挥村规民约的乡村治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