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人对杜甫的诗意建构与文化接受——以“杜甫游春”题画诗为中心

“杜甫游春”是明代绘画的重要主题,画虽亡佚,但尚存诸多题诗。结合杜诗阅读和现场观画的审美体验,明人对这一艺术主题展开了诗意的想象与书写,塑造了杜甫忧时愁苦与逸乐闲适的二重形象。他们一方面极力捕捉杜甫的肢体动作,通过多组动作主题的演绎,勾连杜甫行走的地域空间,表现“游”之主题;另一方面借由对自然意象的描摹,构建“春”之场景,在揭示时间属性的同时,映射杜甫内在的情感世界。“杜甫游春”题画诗在一定程度上映示了明人对杜诗创作的普遍印象与典型认知。同时,它与杜甫戏曲的发展密切相关,生动反映出明代杜甫接受的趋俗面向。虽未有艺术上的突破,但这类程式化的书写客观上推进了杜甫形象的承袭与流播,并在无形的层累中不断巩固杜甫的地位,后人对于杜甫的精神认同与文化崇奉亦由此得以延续。

杜甫诗译入译出操作规范的对比分析:基于语料库的考察

本文基于自建杜甫诗汉英平行语料库,对比杜诗英译在译入和译出方向上呈现的差异,聚焦两类翻译文本的操作规范,并借助图里规范理论进行解释。研究发现:(1)矩阵规范上,译入与译出文本均趋向于遵循原诗诗行分布特征,呈现一致性;(2)篇章语言规范上,译入与译出文本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在意象方面,译出文本的显化、隐化策略明显高于译入文本;在格律方面,译入文本多采用不规则音步,没有再现原诗尾韵,译出文本则倾向于以五音步或六音步等再现原诗风格,以随韵或交韵再现原诗音韵美。本文认为,译入与译出文本在操作规范层面的差异,与译者的翻译理念和所采取的视角密切相关,也与译者所遵循的诗学规范有关。

杜甫对林寿图诗歌创作的影响

林寿图是晚清时期的政治家、文学家,也是少陵原杜甫祠堂重修的出资人。在林寿图学诗的过程中,杜甫一直是他诗歌中重要的取法对象,又由于他与杜甫拥有相似的经历,使之与杜甫产生了精神上的共鸣。杜甫对林寿图诗歌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题材与主题、语词和艺术手法三方面,林寿图还会在诗歌中直接使用杜甫的相关典故,以表达对杜甫的追思。

天府诗歌文化资源的文创转化与实践探究——以杜甫诗歌为例

目的:诗歌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索不同介质的文化资源转化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通过创新性的设计传递文化资源的内涵与价值,既可以展现文化资源的独特魅力,又可以赋予文创实践以文化内涵。将诗歌中的经典元素、意象、故事等以创新方式呈现,能够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方法:文章围绕天府诗歌文化资源,分析当代语境下发展天府诗歌文创的意义,基于文创开发现状,剖析诗歌文化资源的文创转化创新路径。以杜甫草堂的诗歌文创为例,开展以气氛照明类型的文创灯具为载体的设计实践,尝试对杜甫诗歌名句进行产品语义转化。结果:文章探索出了一条诗歌文创新路径,从意象、材质、价值、方案设计与制作等角度,打造彰显天府诗歌文化内涵的文创产品。多维度构建了以诗歌文化资源为主的创意转化策略,为文化资源的文创转化与实践指明了方向。结论:天府诗歌文化资源的文创转化与实践以文创产品设计为主要载体,赓续以诗歌为代表的中华文脉,对优秀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将其融入文创设计。融入文化元素的文创设计更具价值性与故事性,有利于传承和弘扬天府诗歌文化,增强人们对地域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增强人们的文化自信,促进诗歌文化传承与发展。

“诗之出位”与诗、画会通——论杜甫题画诗对“文人画”生成之影响

有唐一代,文学、艺术全面繁荣并互相影响,题画诗创作兴盛,爱好绘画艺术的诗人杜甫,被公认为唐代题画诗创作的“第一人”。从盛唐到中唐,政治与社会、文化都经历重大转折,绘画艺术精神也同步发生重大变革。杜甫身处这一时期,高度关注绘画,以“诗人之眼”赏画、论画,其题画诗体现诗、画会通的美学思想:以“神”“气”论画,追求“传神”,强调“立意”;以画“遣兴”,在题画诗中表达山水隐逸的趣味与立意。杜甫的绘画艺术理念,体现出诗歌思想的影响,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绘画实践变革的动向。杜甫题画诗及其绘画观念入宋以后深得推崇,不仅影响了唐代画史的建构,也对“文人画”理念的生成与绘画创作实践作出重大贡献。

源流、派别、正变:《杜诗镜铨》对“杜甫诗学”的建构

“杜甫诗学”是郭绍虞先生提出的一个概念,包括文学史和批评史两方面的含义。在古代杜甫诗集注本中,清代学者杨伦所著《杜诗镜铨》一书最能体现“杜甫诗学”思想。《杜诗镜铨》从文学史出发,通过对历代诗歌文本句法、章法、用典以及诗体风格的具体分析,细致地梳理出杜诗的“源流所出”和“派别所开”,全面彰显了杜诗“集大成”的文学史地位。从批评史出发,以传统诗论中的“正变”思想作为批评视角,以“变化而不失其正”的杜诗作为评判尺度,通过诠释“别裁伪体”和“清词丽句”,探索出以杜诗为核心的古代诗学史“正”与“变”的发展规律。研究“杜甫诗学”不仅可以进一步认清杜诗“集大成”的文学史意义,对于当前构建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体系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杜甫召补京兆功曹事新考——兼论《奉寄别马巴州》之作年

杜甫在《奉寄别马巴州》的诗注中称其在东川除京兆功曹,然诗中对功曹一职却表现出鄙弃的态度,学界遂误以为杜甫并未接受此职。实际上京兆功曹是杜甫官职序列中的重要节点,其品阶恰好位于华州司功参军与检校工部员外郎之间,是检校工部员外郎的前资官。《奉寄别马巴州》应作于广德元年(763)春,是年正月严武代刘晏为京兆尹,遂表奏杜甫为京兆功曹参军。黄鹤将此诗系于上元二年(761)乃是沿袭了新旧《唐书·杜甫传》之误,而仇兆鳌将此诗与《奉待严大夫》的作年进行联动,同系于广德二年(764)春,乃是出于对诗意的误解,其实杜甫召补京兆功曹与严武再次镇蜀并无密切的联系,故二诗的作年并没有联动之必要。

杜甫前后《出塞》的文学与政治

杜甫前后《出塞》作于乾元二年(759)寓居秦州之时,两组诗是有机的整体,每一组诗和其中的每一首诗都不能割裂作解。前后《出塞》皆以时间推移和主人公情感或思想的变化来展开叙述,前九首和后五首内部叙事关联性极强,两组相合又构成一个更完整且自足的组诗。联系安史之乱前后盛唐诗坛和社会政治现实,可以发现,杜甫前后《出塞》意在关怀普通民众身处时代盛衰之际的不幸遭遇,表达对玄宗及盛唐政治的深刻批判。在杜甫笔下,从帝王将相到文学之士,整个统治阶层都是安史之乱前后民众苦难的制造者。前后《出塞》组诗的初衷是反思盛唐的政治、士人精神和文学,其立足点则是深切的人文关怀。

杜甫诗歌善用“细”字的语言艺术

杜甫在炼字遣词方面对“细”字甚为钟情。诗中的“细”景建构起杜诗自然之维中独特的意象语言;同时,杜甫也擅长以“细”为标志语词缀织寻常事象,把羁旅生涯中的琐细情事与场景通过凸显细节的方式化入诗中,汇成了笔法细微而情意浓厚的艺术特征。杜诗因“细”而生的描写语言在诗性语言成熟的背景下呈现出个性魅力,深悉物情、体物活泼的笔法独具姿彩,而其宏微互映、大小兼涵的层叠意象结构也显示出更富表现张力及情感底蕴的诗体意境。

“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论杜甫草堂诗生活与环境景物描写及其思想史意义

杜甫是一位极富创新精神的伟大诗人,草堂诗环境景物描写具有突出的创新性。草堂诗既客观记录了杜甫忧国忧民的社会关怀,也反映出他热爱世俗生活的思想特点;草堂诗的环境景物描写客观、细腻、生动,突破了情景结合的传统。草堂诗的生活与景物描写及其感情,虽受到道家思想影响,实借助道家思想发展了儒家思想观念,具体表现为“民胞物与”的情怀、“格物”见性的思想方式、“格物”自乐的心态、道通天地的境界。这些正是宋儒理学思想之滥觞,确证了杜甫思想于唐宋儒学复兴运动中“孤明先发”之地位。

杜甫之任侠尚义品格探究——以其与李白、房琯交往为中心

侠者,重诺尚信,重义轻生。唐代崇尚任侠精神,通过杜甫与李白、房琯的交往可知,杜甫重情重义,对二人的不幸遭遇深为同情,用诗文为他们鸣不平,通过多种方式上疏分辩,几陷不测,充分体现了其任侠尚义的品格,是“侠之大者”。探寻杜甫任侠尚义品格对于深入了解杜甫其人,理解其诗歌具有重要意义。

韩成武先生的杜甫研究述论

韩成武先生是国内著名杜甫研究专家,数十年来在杜甫研究领域辛勤耕耘,取得了极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他通过系列学术著作《杜甫诗全译》《少陵体诗选》《诗圣:忧患世界中的杜甫》《杜诗艺谭》《杜甫新论》《杜诗诗体学研究》,构建起了一个博大精深的杜甫研究体系。其洞幽烛微的杜诗艺术研究、雅俗共赏的杜甫传记、深入细致的杜诗诗体研究,对认识和理解杜甫的思想境界与艺术成就均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有力地推进了新时期杜甫研究的深入发展。韩先生的杜甫研究往往将扎实的文献考据与细致的艺术分析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不事空谈、严谨精审、浑厚细腻的研究特色,为当代杜诗学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值得进行深入总结。

“三维转换”视角下的杜甫诗歌两译本对比研究

选取许渊冲及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杜甫诗歌英译本为研究语料,采用自建语料库,结合量性与质性研究方法,根据生态翻译学中的“整合适应选择度”这一概念,从“三维转换”视角对比分析两译本,一方面展现了两位译者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所作的适应性选择的异同,另一方面映现出其译本背后的翻译思想。研究旨在通过两译本的对比分析为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策略的选择提供借鉴与参考,探索出一条适于中国诗歌对外传播的路径。

由组诗写作看魏燮均对杜甫的继承

清代辽东地区著名诗人魏燮均在诗歌创作上转益多师,杜甫是其师法对象之一。在感时伤乱主题的创作上,魏燮均有意效法杜甫,以组诗形式写作了大量诗歌,其中拟杜甫《秋兴》八首而作的《拟杜少陵秋兴八首即用原韵》最具代表性。拟作用原韵且做到了主旨与原作基本一致,虽然在艺术成就上与原作尚有差距,但也自成一体,颇见功力。由于具有诗史性质,魏燮均的组诗不仅有助于研究当时辽东地区的文学状况,也有助于了解清朝末年辽东的历史和百姓生活。

《菅家后集》所见杜甫逸诗真伪考——兼谈九世纪杜诗东瀛初渐时之传播形态

被日本古人尊为“天神”的平安时期大儒菅原道真《菅家后集》卷头收有一首《自咏》诗,此诗在江户时期就已被林罗山等人相继指出为杜甫逸诗。然而时至今日,日本古典文学、史学研究者仍将其视作菅原道真最重要作品之一,未对此诗之真伪予以必要的存疑与考辨。本文拟从贞享四年刊本《菅家后草》之《自咏》题下注入手,勾稽古文献,指出林罗山等人所说不谬。同时从菅原道真曾手书杜诗这一新史实出发,厘清杜诗初传东瀛之时间点,对唐抄杜诗在九世纪日本的传播形态作出一些新的考证。

细析杜甫《旅夜书怀》

唐代宗永泰元年(765),杜甫离开成都草堂,乘舟东下至渝、忠,途中作《旅夜书怀》。诗歌抒发了夜间独行的孤寂之感,用壮观之景寄寓了人生悲情,表达了漂泊无依的无奈,是杜甫一生颠沛流离、生活无依的一个缩影。杜甫一生困窘,却始终怀有淑世情怀,这是我们在新时期学习杜甫诗歌时尤其要自觉学习、继承并发扬的宝贵精神。

论杜甫参政实践及其文学影响

杜甫入仕之路坎坷,疏救房琯失败,表明其实际政治能力不足。儒家“学而优则仕”为杜甫参政提供了社会基础,“致君尧舜”的儒家政治理想促使杜甫一生积极参政,从而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杜甫参政的失败,与盛唐时期“吏治与文学之争”有关,而文学的浪漫与现实政治的冷峻功利的天然矛盾是杜甫参政失败的根本原因。杜甫的参政理想和政治理想代表着人类伟大而宝贵的良知。参政的经历乃至参政的失败,激发了杜甫文学创作的激情,并形成其独特的文学面貌。

杜甫主体诗风“沉郁顿挫”说商兑

袁行霈本《中国文学史》称杜诗的主要风格是“沉郁顿挫”,然而通过考察历代论者对杜诗风格的评价可以发现,以元稹、宋祁、苏轼、王安石、元好问等为代表的诗论家均以“集大成”“千汇万状”评价杜诗,这种评价在整个杜诗学史上一直是主流和大宗,这才是公认的杜诗风格;与之相应,以“沉郁顿挫”称杜甫诗风者不仅出现较晚,且一直是少数,并不占主流地位。将杜甫的诗风最终确定为“沉郁顿挫”,主要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史》教材的编写过程中,有明显的时代烙印。而袁行霈本《中国文学史》又将萧涤非的“最具有特征性风格”说,发展为“主要风格”说,并为当代学界广泛接受,然而这种说法却并不符合杜诗接受的历史事实,需要加以修订。

杜甫“江州妹”小考及其它

杜甫诗“长葛书难得,江州涕不禁”之“江州”乃指其妹,旧注以为这个“江州妹”即《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其四中提到的“韦氏妹”。然“韦氏妹”所嫁之地钟离(今安徽凤阳)距江州遥远,其《五盘》曰:“故乡有弟妹,流落随丘墟。”这个故乡的妹妹与“韦氏妹”显然并非一人,令杜甫“涕不禁”的“江州妹”应是另有其人。明确杜甫有个“江州妹”之后,便需要重新解读杜诗中的“九江”“庐山”“柴桑”等语词之涵义。杜诗旧注中此类失误不止一处。

杜甫以左拾遗参与朝会之始日及其相关问题——《至日遣兴奉寄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二首》探析

杜甫《至日遣兴奉寄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二首》不仅在艺术上有独到之处,而且对其生平研究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二诗,能了解杜甫以左拾遗身份始列朝会的经历及其表现。杜甫任左拾遗地点有两处,一在凤翔,一在长安,而参与朝会则是在至德二载冬至日的长安。杜甫与张镐关联度极高,张镐救杜甫,可以在张镐“赍符告谕”中找到因果关系。有学者认为第一首是伪作,这是没有认识到这首诗的写作背景及其意义。二诗互补,去年至日与今年至日形成对比,庄谐并存,富有戏剧性,别具风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