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诗学主张与诗歌艺术特征探析

杨度是清末民初声名颇著的政治人物,遗憾的是其诗人身份、诗歌创作较少受学界关注。在湖湘地域文化的熏陶和其老师王闿运的影响下,杨度推崇盛唐诗歌,追求诗歌意境之美与音律和谐,推崇雄放、自然、明丽的诗风。杨度诗境阔大、诗格颇高;意象壮美、情感充沛;刺世疾邪、悲壮慷慨,这是他对其诗学主张的充分实践。杨度带有佛学之思的诗作也独具特色,其除了自度还欲救世,带有佛学的入世色彩。

从废约自办到官商合办:杨度与清末粤汉铁路

在粤汉铁路废约自办运动中,杨度以留学生总代表的身份奔走呼吁,为收回粤汉铁路起了重要作用。在废约自办之初,杨度倡导湘、鄂、粤三省合力商办,反对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但清政府并没有采纳其建议,而是采用了三省各筹各款、各修各路的修路方针。当清政府这种方案遇到困难后,杨度转而赞成借款修路和官商合办,主张按照"分而不分,合而不合"原则,商股由湘、鄂、粤三省商人筹集;官股则由政府想办法,将用人、路工和资本统一起来。这种"官商合办"方式既有利于早日完成铁路工程,又有利于解决当时存在的矛盾。杨度明确反对将铁路收归国有,劝说邮传部采用官商合办的方式,准许商民附股,俯恤商艰、体谅民情,与人民共享铁路之利,国家单独承担各种损害。但杨度的建议仍然未被采用。清政府顽固地坚持"铁路国有"政策,从而引起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并最终导致了覆灭。

杨度宪政主张的正途与歧变

杨度一生以救国为己任。在救国的名义下,他曾肯定"骚动"的进步意义,表露出某种激进色彩。然而他并不赞成共和革命,而是主张通过君主立宪,为实现所谓"金铁主义"即打造经济军事强国提供制度保障。辛亥革命之前,这种不乏爱国真诚的宪政主张大体属于正途。辛亥革命之后,鉴于时局变动,他一度拥赞共和。但因固守其原有立场,且受多种因素影响,他很快站到共和对立面,并以"君宪救国"为由,拥袁助袁,鼓吹帝制,从而导致其宪政主张与帝制主张趋同的歧变。

杨度的国家主义法律思想述论

用个人本位的国家主义法律改造以家族为本位的中国封建法律,是杨度从西方寻得的救国良药之一,也是在清末礼法之争中杨度作为法理派回击礼教派的有力武器,这种思想在冲击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斗争中,起了进步的作用。

论杨度铁路思想的理性特征

杨度作为清末那个激越时代的理性之人、清末君主立宪派的中坚,其铁路思想中具有鲜明的理性特征,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法理赎路。主要体现为依据合同,据理力争。二、节制式借债。他反对利权回收运动中的盲目拒债,因此而有性命之忧;同时,又反对盛宣怀的大借外债行为,主张将其革职;最后落脚到散借外债、注重社债的主张。三、官商合办。先是力主商办,而假以官力,后来明确了自己的官商合办主张。四、力斥省界。杨度对省界现象十分不满,他指出此中有"二弊一害"。由于清末乃非理性的时代,杨度作为理性之人,尽管提出了理性的主张,但结果只能在激越的声浪之中,付诸东流。

国之内外的“文野之辨”——以20世纪初期杨度的世界观念为中心(1902—1911年)

随着传统"天理"世界观的瓦解,晚清中国如何在一个列强环伺的世界格局当中寻求富强,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共同思考的重要议题。在以进化论为中心的"公理"世界观支配之下,杨度从"文野之辨"的角度,对国内外的政治进行观察,揭示出世界殖民体系乃是一种"对于内则皆文明,对于外则皆野蛮"的复杂关系。在杨度看来,面对文明与野蛮相互交织的世界格局,晚清中国的历史转型必须采取一种"兼及内外"的双重因应之道,即"世界的国家主义"。因此,一方面,他鼓励中国仿效日本、德国的历史经验,以强化经济、贸易和军事战备能力为轴心,进而走向全面促进国家政治结构和运作能力的变革。另一方面,杨度心目当中现代国家政治愿景与全球正义的最终实现,仍有赖于国民能力的文明展示,而非简单诉诸"去道德"的经济与军事力量。

植根于中华文化的“中华民族”观念——以杨度《金铁主义说》为核心

“中华民族”观念是近代中华民族认同的核心环节。在梁启超论述“中华民族”的基础上,杨度从中国固有的文化民族观念出发,在《金铁主义说》中明确地将“中华民族”界定为文化民族。杨度的民族主张与持反满革命立场的章太炎、刘师培截然不同,但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与完善颇为有利。在今日全球化语境下,这一建立在中华文化认同基础上的中华民族观念,显示出了强劲的生命力。

文明论视野下的民族与国家(下)——章太炎、梁启超与杨度的争论

对于未来的民族国家的建立,以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改良派,围绕民族、国家体制以及文明观念等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他们展现出现代民族国家观念进入中国之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多民族国家建立的不同畅想,这些讨论也体现了当时人们对于现代国家的不同理解。

清末民初杨度“君宪救国”思想述论

长期以来 ,学术界对杨度持君宪救国思想主要存在两种观点 :一是完全否定 ,认为是逆民主潮流的反动政治思想 ,毫无进步可言。另一种分两个阶段来评价 ,认为 190 8年 4月在他进入宪政编查馆或辛亥革命之前 ,其君宪救国思想有一定进步性 ;而在辛亥后则站到了民主共和的对立面 ,起着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作用。我们认为 ,这是不客观的。实际上 ,从 190 2到 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之后 ,其君宪救国的政治理念是一以贯之的 ,只是前后政治倾向稍有侧重。辛亥前 ,他倾向于英国君主立宪模式 ,辛亥后民初社会的“典范危机”的失序混乱时势 ,他倾向于日本的立宪模式 ,希图以国家、君主之绝对权威来整合失序的混乱社会 。

杨度首倡清季国会请愿运动

作为清季立宪运动中的风云人物,杨度逐渐形成了以舆论监督政府、以开国会广造舆论,以国会推动立宪的思想,成为清季倡言以开国会实现宪政的第一人。自从杨度首倡国会请愿之后,以"速开国会"为号召的国会请愿运动就成为清季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活动,而且几乎所有关于请开国会的陈情和呼吁,都在延续着杨度所阐发的国会论述思路。杨度最早发起的国会请愿运动虽然未能达到速开国会的目标,但积极意义极大。请愿成为极有效的政治动员,扩大了宪政的政治基础。清政府虽然被迫缩短了预备立宪的年限,依靠政治强力压制了激进的请愿代表,但其合法性在这数次请愿运动中逐渐消耗殆尽。

杨度与清末资政院《新刑律》议案的争论

1902年开始的十年内,晚清政治高层围绕着刑律修订的不同意见而爆发了激烈的"礼法之争"。时逢资政院成立,杨度以宪政编查馆特派员身份将新刑律按程序提交资政院审议,并作了长篇发言,内容涉及新旧刑律的区别,以及改颁新律的意义,其发言暗含对礼教的批判,从而正式将礼法争论的场所转移到了资政院内进行。通过审视杨度在资政院的这一发言,可以对研究晚清礼法之争作一个侧面的补充,同时也对立法过程中传统的扬弃问题有一个更新的认识。

杨度对清末民族问题的认识

作为君主立宪派的中坚，杨度对清末民族问题有比较系统的认识，并曾以民族问题向革命派发难，宣传君主立宪。杨度对清末民族问题的认识包括三个要点：一、蒙、回、藏等族因国民程度低下而极易分裂，从而导致瓜分亡国；二、满汉矛盾起因于清朝统治政策的失误和满汉之间的双重误解；三、驳斥革命派的“亡国”论和“排满”论，进而得出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而不可行民主共和。本文对上述观点的得先进行了评议，提出了作者自己的看法。

杨度宪政思想略论

杨度以进化论、工具主义、权威主义体认解读西方宪政文化,进而构建起其宪政理论的基本框架,参与了近代中国宪政文化品质的塑造。

评杨度民国初年的君主立宪主张

杨度是民国初年政坛上引人注目的人物,他力倡君主立宪政体,组织筹安会,效劳于袁世凯的洪宪帝制活动,一直为学术界所诟病。通过重新考察杨度提出君主立宪主张的动机,我们认为:虽然杨度提出并企图推行的是救不了国的救国方案——“君主立宪”政体,但他从研究中国国俗民情出发,探索何种资产阶级政体符合中国实际,这是科学的态度,我们不应该因其救不了国的主张而一笔抹杀他的救国之志。

杨度第一次思想嬗变的原因探析

杨度在近代历史上以思想转变剧烈而著称。1900年以前,杨度主要受王闿运"帝王学"思维方法的影响,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思维体系。杨度对中外关系和形势的认知都不脱其"帝王学"的思维体系。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纷杂苦恼的个人生活使杨度的思想发生巨大转变。他依据原有的"帝王学"的思想方法对战争形势、发展的判断与实际情况具有强烈反差。这从根本上动摇了其旧有的"帝王学"体系,促使杨度寻求新的知识体系和诠释方法以完善其原有的"帝王学"体系。这些因素共同促使杨度完成其第一次思想嬗变。

杨度的佛学思想与晚期的思想转变

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有些政治家、思想家是在弥漫着禅意佛理的宗教氛围中,各自呈现出他们千姿百态的政治面貌。有的军阀、官僚、政客在失势之后,隐居禅林,企图再举。有的人士以佛教与政治风云相结合,借助于端坐莲花台宝座的机缘沉思探索,从而铸造出自己济世救人,积极入世的政治理论体系。在中国近代佛教史序列中,杨度可以说是一位往往被人忽视的佛学改造者。他从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一变而为参禅论佛的居士。

杨度晚年的立宪思想探析——以《杨氏史例》为主要分析范本

杨度晚年的立宪思想内容丰富,但囿于史料文献的不足,学界尚未对此展开系统深入的探究。评析杨度晚年的立宪思想,不能单纯以其政治上的进步或倒退为标准,还必须回归到其晚年的相关论著中进行解读。以其史学专论《杨氏史例》为分析范本可知:及至晚年,杨度依然没有否弃立宪之于社会发展、国家构建以及权利保障的现实意义,尽管具体主张有所改变,其内心深处甚至没有全然放下君主立宪的理念。在他看来,一方面,宪法在起源上是由家礼进化而成的伦理,在本质上是国人意愿的总表达;另一方面,中国在春秋战国之世已经基本具备了立宪的条件,其迟迟未能进行主要原因是商品经济的不发达。

杨度:袁世凯身边的白面书生

杨度是近代中国富有传奇色彩的风云人物。他才华横溢，雄辩滔滔，深得袁世凯赏识；他为立宪运动鼓吹奔走，为速开国会呼吁呐喊，受到了时人的尊敬和称赞。但他将做“帝师”及实现“君宪”的希望寄托于袁世凯，发起成立筹安会，受到时人的指责和痛骂。作为袁世凯的高级智囊，杨度与袁世凯有着怎样的交情？他为什么将自己的“君宪”理论寄托于袁世凯？为什么袁世凯临终前大叫：“杨度误我!”

袁世凯与杨度的恩怨

杨度既是政治家,又是企业家、文学家。他曾主张君宪救国论,张勋复辟之后,认识到君宪救国行不通,进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再进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一生,也堪称"多彩"了。袁世凯与杨度的恩怨,只可算是他的前半生,其后半生则更加辉煌!

杨度长期坚持君主立宪思想的原因探微

杨度是清末民初君主立宪派的中坚,他长期坚持君主立宪思想是有一定根源的。客观上,当时国民素质低下、小农经济仍然占主导地位、各民族状况复杂,这些因素为杨度君主立宪思想的萌生提供了较为适合的土壤。主观上,杨度深受其师王闿运"帝王之学"的影响,加之留学日本的经历、急于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以及爱国主义责任感等的驱使,使他认为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而不可行民主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