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背景下校外培训机构的法治化监管

自“双减”政策出台以来,我国在义务教育阶段文化课校外培训机构监管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此类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仍存在各种问题,主要表现在对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立法上存在欠缺、执法上监管合力不强等方面。为实现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的法治化,对构建校外培训机构监管长效机制进行了研究。通过分析我国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的现状,从促进监管部门有效承担监管职责、鼓励学校提升教学效果、引导家长塑造正确教育理念等方面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文化教育类校外培训机构传染病防控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目的:构建文化教育类校外培训机构传染病防控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为相关部门提升传染病防控能力和开展管理工作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在日常防控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既往文献研究和参考幼托机构、中小学校相关传染病管理要求,通过小组讨论和深入个人访谈等方法形成评价指标体系初步框架,通过两轮德尔菲法专家咨询对指标的重要性和可操作性进行判定。结果:邀请19名传染病防控领域专家开展两轮专家咨询,专家积极系数分别为1.00和0.95,专家权威系数为0.87,指标变异系数均<25%;第二轮专家咨询三级指标重要性协调系数为0.22,可操作性协调系数为0.27。从文化教育类校外培训机构基本情况、保障体系、日常防控措施、异常情况应对和防病检查指导5个维度,将机构资质、选址与规模、人员配备、设施设备、制度建设、物资配备、清洁与消毒、健康管理、缺课追踪、现场处置、登记与报告、复课管理和防病检查指导等各方面指标纳入评价指标体系,构建5个一级指标、14个二级指标、44个三级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结论:构建的指标体系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可应用于文化教育类校外培训机构传染病防控能力的评价。

日本政府与校外培训机构合作:路径、成效及思考

21世纪以来,为推动教育改革并促进区域振兴,日本地方政府与校外培训机构之间的合作愈发深入、模式多元且成效显著。通过分析日本地方政府与校外培训机构合作的三个典型案例,可以看出政府与培训机构之间的合作提升了课后教育服务质量,促进了学校教师的专业发展,推动了新型公共教育模式的生成,并深化了家校社协同。“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是日本政府寻求与培训机构合作的理论基础,在开展合作的过程中日本政府尤其注重妥善处理政府与培训机构、政府与学校、学校教师与机构讲师等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合作也在促使日本校外培训业走向更加可持续的发展之路,并进一步为日本教育乃至日本社会的发展向前贡献力量。

“双减”背景下我国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何以遭遇执行阻滞——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的分析

探讨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的执行过程和实效,对于促进校外教育回归公益性和重塑校外教育生态,实现“双减”目标意义重大。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分析“双减”背景下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的执行情况,发现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政策本身局限、执行机构能力欠缺、目标群体认知偏差、政策环境支持不足等四方面的制约因素。为突破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瓶颈,须做到重视政策本身设计,增强政策执行效果;提升执行机构能力,健全政策执行机制;调整目标群体认知,降低政策执行阻力;改善政策执行环境,夯实政策执行基础。

校外培训机构的法律地位及其规范意义

基于民办教育立法的沿革,校外培训机构被定位为《民办教育促进法》中的民办学校。然而,作为校外教育的一种,校外培训在国民教育体系中是对学校教育的补充,其目的是促进人的个性化发展。将校外培训机构定位为民办学校,因未能观照校外培训的特殊性而消解了其补充作用。校外培训机构不同于民办学校。在此基础上,校外培训机构的法律地位既包括在民事关系中的法人地位,也包括在行政关系中的法律地位。关于前者,不能简单地认为,校外培训机构是公司法人;关于后者,校外培训机构应被定位为《教育法》中的其他教育机构。校外培训机构的其他教育机构身份是教育立法对其予以特别规范的正当性基础。以上法律地位的明确,其规范意义主要有两点:一是应将校外培训机构从《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调整范围中剥离出来,由其他立法特别规范之。其他立法在理论上可以是校外教育立法或者社会教育立法,但于我国而言,终身教育立法是更为现实的选择。二是其他立法对校外培训机构的规范应不同于对商事主体、民办学校的规范,前者所受之规范强度应介于后二者所受规范强度之间。至于具体规范强度的选择,则取决于校外培训教育公益性之确保与补充作用之最大限度发挥。

“双减”背景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教育督导的问题及对策

“双减”督导工作的政策,经历了系统部署、明确要求,聚焦校内、全面监督,突出重点、双管齐下三个阶段。目前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教育督导存在校内、校外教育督导工作失衡,区域实践层面重监督轻指导等问题。解决校外培训机构教育督导存在的问题,要遵循导向性原则、系统性原则、实践性原则、合作性原则。

“双减”政策背景下校外培训机构参与体育课后服务的难点与应对

“双减”政策下校外体育培训机构参与体育课后服务主要面临的问题有:学校开展课后体育服务是否需要校外培训机构;选择什么样的校外体育培训机构;如何处理校内体育教师与校外体育培训机构的关系;如何监管校外体育培训机构的服务过程;如何评估校外体育培训机构的服务质量。建议灵活判断开展课后体育服务是否需要校外培训机构;多方考量和选择校外体育培训机构;充分协调体育教师与校外体育培训机构的关系;综合监管校外体育培训机构的服务过程;多维度评估校外体育培训机构的服务质量。

“双减”背景下学校教育与校外培训机构协同发展研究

校外培训机构源于家长对于“量”与“质”的教育需求。“双减”政策的落地在治理学生“减负”问题上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依然存在学校教育责任被无限制放大、教师负担加重、校外培训管控效果不明显、重塑新的生存样态占领市场等问题。学校教育与校外培训机构在协同育人的目标上难以形成合力。为保证“双减”政策目标的有效落地以及促进学生全面、健康、个性化成长,本文提出以下建议:提升学校教育的服务质量,保证学校教育功能的多元化供给;推动校外培训监管常态化与加强自律行为,促进校外教育的健康发展;学校教育与校外培训机构双边合作,实现共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政策变迁的动力分析——基于多源流理论视角

多源流理论对分析政策变迁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相关研究证明该理论与我国教育政策环境相互适切。基于多源流理论视角,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政策变迁发现:校外培训参与及产生的家庭教育投入负担、校外培训机构侵权以及社会大众多渠道反馈催生问题源流;构建良好教育生态的公众诉求、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政策导向以及地方校外培训治理的有益经验凝聚政治源流;人大代表等提案建议、专家学者理论探索以及新闻报道形成政策源流。三流汇聚促成政策之窗开启,同时重构了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政策环境。研究建议基于中国政策背景开展本土化研究,把握“政策之窗”开放期,关注校外培训机构的规范运营,推进校外培训分类治理的实践探索。

“双减”背景下西安市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对策

“双减”背景下大量学科类培训机构向非学科类培训机构转型,其中科技类培训机构是近来年培训行业新兴起的一种类型,对于这类机构如何界定其性质、明确其特点,分析其存在问题并进行有效监管,成为各省市亟待解决的问题。现阶段,西安市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存在机构底数不清、机构运营中乱象频现、准入和管理缺乏规范性及呈现多头管理等问题。治理对策包括系统规划,摸清科技类培训机构底数;尽快出台文件,明确主管部门;建立联合长效监管机制;加强优质科技类教育资源的供给等。

基于双减政策的沧州市校外培训机构规范化管理路径分析

双减政策提出后,对于教育工作是一次重要的洗礼,也让校外培训机构的管理进行了重新“洗牌”。双减政策下,校外培训机构何去何从,如何实现生存发展,这些都要求对校外培训机构实施规范化管理。本文就双减政策进行介绍,说明其对于校外培训机构带来的影响,并以沧州市为例,探究基于双减政策下的沧州市校外培训机构规范化管理路径。

八部门联合发文——推动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课后服务”

省教育厅等八部门近日发布《关于印发河南省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推动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工作,不断丰富课后服务形式和内容,满足学生多元发展需要。

告全省校外培训机构书

全省各校外培训机构:自“双减”工作开展以来,我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双减”的重大部署,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双减”政策落地过程中,我省各类校外培训机构识大体、顾大局,体现了应有的社会责任和企业担当。寒假已至,为持续巩固我省“双减”工作成果,确保孩子们度过一个平安、祥和、快乐的假期,特向全省校外培训机构提出以下要求。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试行)》的通知(京文旅发[2024]21号)

各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宣传文化部,各区教委,燕山教委、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现将《北京市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试行)》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校外培训机构法律监管的比例原则

自《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出台以来,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工作在党中央的指导下由各地政府及有关部门落实开展,并辅以一系列配套文件作为监管依据。在落实监管措施的过程中,政府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形成对立与统一的关系,如何既使政府公权力有效发挥作用,又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私权利成为难题。本文提出应适用行政法的比例原则,从目的正当性、适当性、必要性与均衡性四个角度审查法律监管措施的合比例性,找出既有的问题与不足,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建议。

北京市体育局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试行)》的通知(京体产业字〔2024〕11号)

各区体育局、各区教委,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燕山体育运动中心、燕山教委,各相关单位:现将《北京市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双减”政策下校外培训机构教师面临的困境与纾解

在教师队伍中,校外培训机构教师是一个特殊存在的群体。他们一直处在教育行业的边缘地带,其诉求和发展常常被忽略。当前,在“双减”政策下,校外培训机构教师面临着培训行业环境不稳定、工作任务繁杂、社会认同度降低与自身职业认同感缺乏等困境。其原因在于,“双减”等一系列政策对校外培训行业的全面规范、培训机构管理机制不尽合理、行业准入标准降低,以及校外培训机构教师自我身份建构出现偏差等。因此,政府部门、校外培训机构、校外培训机构教师三个主体应相互配合、群策群力,采取必要措施促进校外培训机构教师在专业上实现进一步发展,确保校外培训机构培训活动良性循环,推动“双减”政策的落实。

论校外培训机构对基础教育的侵越与干扰

部分校外培训机构对基础教育的侵越和干扰,从学校教学常规、教师队伍建设和招生评价等方面对学校教育产生了负面影响。原因是多方面的:类"公共牧场"蕴藏的暴利,成为侵越和干扰的最大诱因;监管体系的乏力,客观上纵容了侵越和干扰行为;家长、学校和校外培训机构"合谋",助推了侵越和干扰行为。系统治理校外培训机构侵越与干扰现象,需建立科学的监管组织体系,解决谁来管的问题;从系统立规和督促循规两个角度,消除侵越与干扰的利益"诱因",并督促校外培训机构恪守行业规范,解决如何管的问题;切断校外培训机构与学校的利益接口并建立新的对接模式,结合对校外培训机构、学校、家长的系统教育,推动校外培训机构与学校和谐互动,以解决如何科学发展的问题。

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的逻辑演进与现实挑战——兼146起教育培训纠纷司法案例的实证分析

伴随着“双减”政策的落地,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再次进入新阶段。梳理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的变迁可以发现,以问题为导向的政策目标不断演进,以规范为主要特征的政策措施逐渐完善,以政府为主体的政策执行体系渐趋形成。择选分析发生在全国范围内的146起教育培训纠纷司法案例可以发现,行政部门、培训机构、受教育者以及法院在教育培训纠纷的发生和解决中都会受到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断折射出校外培训机构发展和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的执行和发展还需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下的分类管理、探索完善培训机构退出的善后机制、建立培训机构的金融监管制度、构建线上培训的规范治理体系、推动治理机制向政府与行业双重治理转变、重视对学校及家庭等外围因素的考量,形成政府引导、行业自治、社会参与的常态化治理格局。

地级市政府推进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的文本分析

以70个地级市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分析法来研究治理政策文本的特征及其存在的问题。研究发现,从文本属性看,政策的响应速度迅速;政策主体多元,但协同治理水平不高;文本名称趋同性强,地方性不足;文本结构既有移植又有创新。从文本内容看,指导思想与中央统一;治理步骤与中央一致,呈现出运动式治理状态;治理措施更为细化,但可操作性不够强;重视政策执行的部门联动机制,轻视治理的长效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下建议:注重操作性强的政策文本的生成与调整使政策更贴近地方实际,注重政策文本的本地化创新以寻求政策的地方定制,融合常态化和运动式两种治理方式以推进系统化、整体化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