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诗的“新”逻辑--闻一多新格律诗理论及意义重估

闻一多是中国现代新诗的一个醒目存在,学界对其新格律诗理论的认知却始终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回到历史现场,重新认识闻一多对新诗发展所做的努力,有不少新的发现。闻一多新格律诗理论回应了新诗对于白话诗“新”质的发展要求,在诗形和诗质两个方面展开了积极探索,将民族性与时代性、诗形与诗质、听觉美学与视觉美学糅合在一起,奠定了现代诗歌接受由听觉美学向视觉美学转换的理论基础,拓宽了新诗的审美空间。他扎根民族土壤思考新诗发展的努力,开启了中国现代诗歌思考中国经验的阀门。

英语格律诗翻译技巧与音乐性的融合

英语格律诗是一种多样化的诗歌形式,包括押韵诗、无韵诗、定型诗和自由诗,它们具有独特的音乐性和韵律结构。这些格律诗在翻译时面临语言差异的挑战,如音韵结构、语法规则和词汇特点的不同,可能导致音乐性的丧失。然而,在翻译格律诗时,译者可以采用一些关键原则和具体技巧来保持诗歌的音乐性和情感表达。通过遵循基本原则和灵活运用具体技巧,译者可以在不同语言和文化中传递英语格律诗的美妙之处,使诗歌继续触动读者的心灵。

论陶行知“类格律诗”的创作

陶行知是中国近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同时也是一位高产的诗人,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传统诗词向现代诗歌转型发展期间,陶行知创作了许多不仅借用了传统诗词的形式,又在平仄、用韵等方面不完全符合传统诗词格律的新诗,著者将此类介于传统诗词与现代自由体白话诗之间的新诗,统称为“类格律诗”。文章探讨了陶行知“类格律诗”创作的历史情境,及其在诗歌史上的独特地位和价值。

汉英格律诗对比与汉诗英译研究

节奏和音韵是诗歌音乐性的体现,是诗歌重要的外在表现形式。汉英格律诗在节奏和音韵上有各自的特色,本文比较二者的不同之处,总结不同译派汉语格律诗的英译诗体,分析汉语格律诗的节奏和音韵在英译中移植的可能性。译者应当认识到内容与形式的相互依存性,不仅要理解原诗的意境与内涵,也要注意格律的移植,拉近英语读者与原诗的距离,使其最大程度获得诗的审美体验。

浅谈格律诗写作教学评价

古诗词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多数古诗词课堂上,针对文本的讲解和鉴赏仍是主要教学方式。此外,还有古诗词吟诵教学与古诗词写作教学较为常见。在大多数古诗词课堂当中,古诗词写作教学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项。一方面是因为其对教师文学素养要求较高,另一方面是高考只考议论文写作的现实让师生忽视了古诗词写作。

二次创格:何其芳的格律诗学

创造新格律是20世纪中前期中国诗歌理论的重要一脉。何其芳是中国新诗理论第二次“创格”的主要代表,他的格律诗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创建新格律的动因,是基于中国新诗与中国优秀诗歌传统脱节;二是主张以“节奏的规律化”为核心,创建新格律。在那样的一个特殊年代里,何其芳的格律诗学只能是一个虚拟的诗学理想。

早期“新格律诗”运动比照下的1950年代新诗形式问题讨论

1950年代围绕诗歌形式及其相关议题展开的数次大规模讨论,虽然受制于当时的历史语境和诗歌风尚,却也在相当强势的同质化声浪中出现了一些异质声音。何其芳通过对"现代格律诗"这一概念进行诠释,提出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见解,其论述一方面提供了检视1950年代诗歌发展的别样视角,另一方面与1920年代新格律诗运动中闻一多等人的主张有着明显的差异。

论现代格律诗

文章是自由诗、自律诗和现代格律诗的现代三大诗体的研究之一。重点在回顾100年来现代格律诗艰难探索的基础上,提出建立现代格律诗在字数、句数、双音词为主和押韵等的"四项原则",并由此展望"以繁荣大中华诗歌创作为中心,而形成自由诗、自律诗和现代格律诗三足鼎立的格局"的前景。

林庚的格律诗论述评

新诗自诞生以米,除二十年代中期起有一段时期新格律诗是主流外,其余时期,自由诗都是新诗创作的主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建国后。不满于这种情况而有志于打破自由诗长期当主流局面的,建国后首推提倡新诗应有“典型的诗行”的诗人兼文学史教授林庚,其次是提倡“现代格律诗”的何其芳和立志创造“新格律诗”的卞之琳。从开国初期到一九五九年,林庚写过八。

评丁芒的新格律诗观

中国新格律诗,或称现代格律诗,从闻一多、徐志摩等人在《晨报诗刊》倡导以来,已有六十年的历史。其间,经历了不断探索的曲折历程,积累了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现在的诗坛,写作自由诗者多,尝试新格律诗者少。这种状况令人担忧:它使不少坚持摸索格律新路的诗人感到旅途的寂寞。它还使不顾诗史实际的人,草率地断言新格律诗绝无前途。不久前,我看到有一位评论者对新诗将来的预测。他以现今诗坛的若干材料为依据进行推断,肯定将来最没有前途的是新格律诗。且不说这种推断是违反逻辑的:如果说现在写的人少即可推断将来写的人也少。

格律诗的“自律”与“共律”

20世纪90年代，中国诗坛出现的情态异乎寻常：先锋诗渐渐走火入魔，远离群众，失去读者；传统诗词重新崛起。为了摆脱新诗的困境，为了改变新诗史上一腿长（自由诗）、一腿短（新格律诗）的畸形面貌，一大批有志于建设新格律诗的诗人、评论家、学者，终于集结在一起，在特区深圳成立了中国现代格律诗学会。1994年10月，学会在北京召开雅园诗会，中国新诗史上第二个格律诗派——雅园诗派正式建立。

英语格律诗汉译中“顿”的研究

顿在译诗诗行内的节奏包括“字—顿”、“顿—诗行”两个层次。顿的划分应同时考虑到语音与语义,以顿数代替原诗行音步数,也应灵活变通,着眼于整体意义的传达。在译诗行内与顿内,译者应注意半音阶字在节奏上的调节作用,扩大可选择的字组范围,以提炼现代汉语的精髓,形成舒促交错的节奏感和言简义丰的诗行,使译诗在节奏、语域与意义上自我统一,并尽可能地接近原诗。

新格律诗探索的历史轨迹与时代流向——从新月诗派到雅园诗派

中国新格律诗的探索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新格律诗近百年历史流变的丰富内涵可以概括为:一面旗帜(格律)、两个诗派(新月诗派、雅园诗派)、三次浪潮(新月诗派开创格风气在先,何其芳倡导现代格律诗在中,雅园诗派重振新格律雄风在后)、四种新格律的基本形态(整齐体、简明体、参差体、长短句体)和五个阶段(①1914—1933;②1934—1949;③1950—1977;④1978—1993;⑤1994—2005)。

从关联翻译理论看汉语格律诗英译中形式的趋同——以《春望》三个译本为例

关联翻译理论把翻译看成一个阐释源语的明示-推理活动,是语言交际的一种方式。而交际的成功取决于一方的意图被另一方识别。然而,谈到格律诗翻译,则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不可译性",其表现形式———韵式、平仄、对仗格律在译语中如何体现,成了所有译者应该思考的问题。本文以《春望》的英语译文为例,针对格律诗的表现形式,通过比较译文来分析格律诗形式在翻译中的重要性,同时借用关联翻译理论说明格律诗的形式并非不可译。译作只要达到对原作信度和效度的趋同,翻译就算成功。

传统格律诗在东北现代文学发生期的嬗变——以《盛京时报》为中心

《盛京时报》作为东北文学史的传媒见证,在东北现代文学发生阶段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文艺副刊《神皋杂俎》的"文苑"、"新诗"专栏刊登了大量的传统格律诗和新诗,并且在1923年引发了关于新诗的一系列争论,其中涉及了新诗押韵、对仗与否等传统格律诗范围内的问题,从中可以窥探出东北现代文学发生期传统格律诗的嬗变过程,同时还具有文艺理论探索的价值和意义。

论以格律体翻译英语格律诗的理论基础

应以现代汉语格律诗的形式如实翻译英语格律诗 ,即 :保留英诗的格律形式 ,并配以现代汉语的音韵、节奏。这样才能全面反映诗歌的根本特色和本质要求 ,圆满传达原作的独特风格和内在神韵 ,真正达到诗歌翻译上的“信、达、雅”标准 ,正确引导国内读者认识、了解和欣赏英美诗歌文化 ,提高译者群的整体自我要求及实际水平并加强对原作负责的翻译理论建设。

纵谈英语格律诗汉译的几个问题

自从朗费罗的名诗《人生颂》于一百四十多前破天荒最早译成汉诗以来 ,英语格律诗的汉译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作为英语格律诗的典型之作《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早已译成多个译本 ,其中三种主要译本代表了我国译家不同的翻译思路和译术。“以顿代步”作为英语格律诗汉译的重要方法之一 ,在翻译实践中不断完善 。

何其芳现代格律诗论的三个要点评析

何其芳的现代格律诗论包含三个主要观点。他的这些观点既有合理性又有局限性。其主要的局限在于:只讲究诗行的顿数规律,却忽略了诗行的顿歇规律。对于何氏的理论,我们应着重在这后一点上加以发展。

新人文主义与中国现代格律诗派的缘起

中国现代格律诗派关于新诗形式理论的构建 ,缘起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 ,隶属于新古典主义思潮 ,其间构成逻辑的因果关系。以闻一多、邓以蛰、梁实秋这一“三套马车”群体为主 ,在 192 6— 193 1年间掀起了一股新古典主义思潮。只有把现代格律诗派的理论建构纳入这一思潮中考察 ,才能探明缘发的起因 ,才能符合新诗发展的历史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