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硕特蒙古与明末清初甘青地区格鲁派寺院势力的扩张

17世纪和硕特蒙古进入青海,并以此作为根据地,通过武力征服,实现对青藏高原的统治。和硕特蒙古尊奉藏传佛教,支持格鲁派,其对青藏地区的统治,不仅确立了格鲁派在藏传佛教中的主导地位,也促成格鲁派寺院势力在甘青地区的急剧扩张,既大大改变了明末清初甘青地区藏传佛教发展的局面,也深刻影响了甘青地方社会。

青海藏传佛教格鲁派活佛转世族别、地域发微

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区别于其他区域性佛教流派的重要特征,它以其特有的神学理论和组织形式而自成体系。这一制度始于公元十三世纪初,迄今已有七、八百年的历史,公元1193年噶玛噶举派的创始人都松钦巴去世,1204年噶玛巴希降生,由于噶玛巴希幼年出家,刻苦研习佛法,精通噶举派教义,造诣颇深,深得信徒们的推崇和信赖,于是,他被推举为都松钦巴的转世继承人,成为噶玛噶举黑帽系的第二世活佛。从此,藏传佛教各派纷纷效仿,形成了活佛转世制度。这一制度的产生是与西藏历史发展的具体条件分不开的。

走出“佛苯之争”的迷思——论第二次金川战役前金川地区苯教与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关系

第二次金川战役后,清廷在金川地区实施了"废苯兴黄"的宗教政策,以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取代在金川地区居统治地位的苯教。或许是受到历史上"佛苯之争"以及清廷与藏传佛教格鲁派结盟传统的影响,研究者大都将黄、苯二者放在竞争与敌对的格局中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考察。事实上,战前格鲁派与金川地区苯教已有频繁的交流,两者间的对立可能并非想象中那么严重,甚而有相互影响乃至和谐融洽的一面。因而有必要就第二次金川战役前格鲁派与苯教的关系作进一步的考察。

藏传佛教格鲁派在蒙古地区的传播方式及其特点

文章结合相关文献,论述了藏传佛教格鲁派在蒙古地区的传播方式与特点。藏传佛教格鲁派在蒙古地区的传播首先从蒙古统治集团开始,以吸纳蒙古民众和输出藏区高僧等途径为主,并在当时中央政府的积极推动下,通过自上而下等方式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最终使格鲁派成为蒙古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宗教。

清代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在藏彝走廊北部地区的时空分布与特征

藏传佛教格鲁派自公元15世纪初传入藏彝走廊北部地区后,经过两百多年的不断发展,到了清代,得到快速发展,突出表现在寺院数量的增加以及在时空分布上所呈现的地域特色。而拉卜楞寺的创建和乾隆年间金川之役后"兴佛灭本"政策的实施,以及清廷的大力推崇,成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在藏彝走廊北部地区兴盛的主要原因。

藏传佛教格鲁派上师论与甘青藏区政教合一制

藏传佛教,特别是格鲁派,系统整理与吸收了印度佛教中渊源悠久的上师思想,从而形成了自身独具一格的上师论。格鲁派上师论不仅从宗教思想上强调上师信仰,更将之具体化为宗教修持之实践。因而,作为信仰对象与信众之媒介的上师逐渐灵格化,以佛法僧之总代表的面目出现,成为现实中信众的信仰对象,上师也就成为了信仰的中心。这一信仰中心的确立,依藏传佛教社会的建构能力,随之成为藏区社会整合的核心力量。由此,便以上师为中心,建立起各种类型的政教合一制。甘青藏区政教合一制的几种形态,充分反映了上师信仰作为统治人心的力量,在政教合一制确立中的作用。

格鲁派发展的三次困境及其突破

作为佛教西藏化过程中出现的最后一个影响深远的教派,格鲁派在创立半个多世纪内获得了迅速传播与发展,但也因此而在政教关系错综复杂的背景下逐步与其他教派势力及其支持者之间形成错杂的矛盾冲突,使其发展屡屡陷入困境。文章对格鲁派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三次困境及其突破方式进行了简要的概括与分析。

东科尔活佛系统与藏传佛教格鲁派北渐蒙古地区

青海河湟东科寺源于今四川甘孜县的东谷寺。该寺第二世东科尔活佛云丹嘉措于明万历年间来青海,成为第三世达赖喇嘛弟子。自此,历辈东科尔作为格鲁派代表传教于大漠南北和西蒙古,使藏传佛教文化与蒙古族传统文化相结合,逐步形成蒙古族普遍信仰格鲁派的局面。

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准噶尔汗国的传播和发展

15世纪初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卫拉特蒙古贵族的扶持下,成为蒙藏民族中占主导地位的教派。文章主要论证格鲁派在准噶尔汗国的传播和发展,进而探讨它对卫拉特蒙古历史和中国西北民族关系格局的影响。

伏尔加河流域土尔扈特蒙古与西藏格鲁派上层联系述考

文章结合蒙、藏、汉、俄等文献资料,详细考述了西迁至伏尔加河流域土尔扈特蒙古的遣使进藏朝拜活动。认为历代土尔扈特蒙古汗王持续不断的遣使进藏活动,客观上成为了远离故土的土尔扈特蒙古与中国各地(中国西藏、蒙古以及内地)之间联系的一种有效途径。这种进藏使团活动,除宗教信仰的因素外,更是一种民族亲缘关系的继续,成为后来土尔扈特蒙古选择返回中国的一个重要因素。

两种传统下阐释的大乘学说——以宗喀巴(格鲁派)和摩诃衍(禅宗)为例的探讨

宗喀巴在《菩提道次第广论》中数次批驳了摩诃衍的“无分别”说。本文首先陈述了摩诃衍在“吐蕃僧诤”中所阐释的观点 ,接着陈述了宗喀巴对其批判的核心所在 。

试论15至18世纪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扩展——以寺院为中心

15—18世纪是格鲁派在康区发展最为重要的时期。本文以寺院为中心,阐述了这一时期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扩展。认为,15—17世纪中期之间,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扩展并不顺利,这一时期其只是在昌都、理塘等地建立了少数传法据点。而17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康区政教格局的演变,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得到了飞速发展,其通过巩固原有、改宗以及新建等主要途径,使得格鲁派寺院扩展到了康区绝大部分重要地区,直至18世纪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布局已经大体定型。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政治势力的支持与否决定了格鲁派在康区势力扩展的最终结果。

西藏格鲁派势力在乾隆朝瞻对事件及金川战役中的态度与立场

乾隆年间,在瞻对和金川两地先后发生了由夹坝事件和土司之间争夺地盘而引发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影响极为深远。在清政府调整其在西藏实施的政教分离政策并建立了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的大背景下,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格鲁派势力对两地发生的事件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和立场,清政府治藏政策的调整所带来的积极效应得到显现。

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判教

藏传佛教各宗派为了树立本派的正统和权威,对佛教经典从形式到内容给予安排和估价,用来确定本宗为佛的最完满说教。格鲁派基于"缘起自性空"的思想理论,对显密经典和教法进行分别,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宗派的判教思想。

格鲁派哲学思想述略

格鲁派是藏传佛教最有实力的一个教派。其哲学思想的基石是宗喀巴的“缘起性空”说。“缘起性空”说的最大特点是在强调客观世界“自性空”的同时，强调“缘起有”。这种空有结合的思想，反映到认识上，就是强调“世俗谛”与“胜义谛”并重。格鲁派“缘起性空”说对“有”的重视，完备了藏传佛教的思想体系。

简析藏传佛教格鲁派寺庙的分布发展

后弘期的藏传佛教具有更强烈的本土特色,教派诸多,在经历了多次的政权和教权的更迭后,自公元17世纪起,由宗喀巴大师创立的格鲁派成为了藏传佛教中最具影响力和实力的第一大教派。以时间为主线,从教派的历史渊源、教派发展的一般过程、宗教与政治的结合以及政治势力的均衡等四个方面对藏传佛教格鲁派发展过程进行阐述;对噶当派势力的继承、格鲁派宗教首领频繁的外交活动、中央政府赐予的政教合一的管理权利以及清政府对格鲁派不同势力集团的扶植等因素最终促成了格鲁派寺庙遍布藏区及清皇家核心宗教地区的分布特点。

克珠杰对格鲁派的贡献及其历史地位

克珠杰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心传弟子,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兴起时期的重要人物之一。作为宗喀巴的心传弟子,参与了格鲁派创建前后的一系列宗教和社会活动,他大力弘传宗喀巴的宗教思想,修建寺院,培养后学,并且亲自主持修建了白居寺,还担任了第三任甘丹赤巴。作为一代高僧,他积极传播格鲁派教法,巩固和发展了格鲁派的势力,为格鲁派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后世追封他为第一世班禅额尔德尼。

藏传佛教格鲁派在道孚的传播和影响

道孚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是康巴藏区的一个重镇,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厚。藏传佛教传入道孚地区以后,由于历代封建领主的支持,藏传佛教格鲁派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成为道孚地区社会生产和人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道孚地区宗教格局、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入道孚的社会历史背景、格鲁派寺院——灵雀寺在道孚的创建以及格鲁派对道孚社会的影响等诸多方面探讨了藏传佛教格鲁派在道孚地区的传播和影响。

藏传佛教格鲁派学经体系特点及现状分析

格鲁派的学经系统充分吸收了藏传佛教其他教派相关制度和方式方法,通过长期发展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具有自身特色严格规范、循序渐进的学经体系,在藏传佛教各教派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受到广大信教群众的推崇和尊敬。本文通过实地调研的方式,分析和总结了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学经体系运作及现状等。

17至18世纪清朝与格鲁派上层的互动研究

文章从政治互动的视野,对清代前期与格鲁派上层的政治互动进行多层面的研究,认为清朝对格鲁派的尊崇,显现了清朝统治者高超的政治洞见力、政策创制力和行政执行力。这为解决至今犹存的民族宗教问题,可提供诸多的历史启示与鉴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