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时代案件报道的探索和思考——以葫芦岛日报社案件报道为例

案件报道着重于普及法律知识、促进法治建设、弘扬道德风尚、传播法治精神。本文以葫芦岛日报社的案件报道为例,探析全媒体时代案件报道的基本原则、发展路径和注意事项。

案件报道的选择与把握

近年来,案件报道越来越受到媒体的青睐.众多法制类报刊、媒体法制栏目,都将案件报道作为"重头戏",使用频率颇高.由于案件报道的内容与现行法律法规紧密相关,涉及公、检、法、司等部门的实际工作,关联到有关人的权利与名誉,并可能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因此,与其他新闻题材相比,案件报道应当更为慎重,在选材和写作时,有一些问题需要特别注意.

新媒体条件下刑事案件报道规制的改革——以邓玉娇案为例

长期以来，无论是党政机关的政策规定，还是行业协会的道德准则，都对刑事案件的报道和评论作出严格规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这些政策规定和道德准则对规范司法和媒体的关系、防止媒体对司法的不正当干预起到了正面作用。观察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对邓玉娇案的报道和评论，我们可以发现，时至今日，在新媒体条件下，一些刑事案件无法避免公共讨论和媒体报道评论，有关刑事案件报道评论的规制需要得到及时改革。

从四个维度反思“江歌遇害案”——兼谈隐私权、名誉权、公正审判、案件报道规则

江歌为了室友刘鑫见义勇为被刘鑫前男友陈世峰杀害。江歌妈妈多次联系刘鑫未果,私自将刘鑫及家人的核心隐私信息披露到互联网上,引发网民对刘鑫见死不救的网络舆论暴力的谴责,甚至蔓延到现实社会。在陈世峰接受审判前,央视等媒体采访报道了受害人亲属江歌妈妈江秋莲和本案犯罪现场的重要证人刘鑫。该事件中公众和江歌妈妈的知情权、刘鑫及家人的隐私权、媒体的舆论监督权等都要践行法治原则。

民国广州报纸婚姻案件报道中的法律词语——从法律变革的视角看

清末修律启动了中国法律文本的重大变革历程，直到南京国民政府颁行《民法》五编并两次修订颁行刑法典而基本定型。在此法律激变的背景下，1927—1937年间广州商办报纸婚姻案件报道中常见的指代婚姻法律关系的词语，呈现了复杂图景，显示出报纸法律意识的不确定性。

刑事案件报道的编辑控制

法制类节目直接关注社会矛盾，直观反映现实生活冲突，受到了受众超乎寻常的期待和欢迎。在众多法制类节目中，刑事案件的报道受关注度最高，所占比重最大，引起的争议也最多。

坚持法制案件报道的高品位——《警方》案例报道评析

如果说拥挤在地摊报刊中的形形色色案例报道,在斑驳陆离的包装里裹挟着凶杀色情等不健康内容,已成为一种令人忧虑的文化现象,那么,《警方》

论国外英语媒体案件报道用语与意识形态的紧密性

运用批评性语篇分析方法,从分类系统、转换系统和情态系统等方面考察美国有线新闻网(CNN)、英国广播公司(BBC)、路透通讯社(Reuters)、《卫报》(Guardian)和《中国日报》(China Daily)中同一主题的案件报道,透过英文报道中词汇选择、名物化、引语来源和情态副词的分析,发现英文外媒隐藏的意识形态。

案件报道质量要提高

在江苏省十届二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古斌代表在发言中提出：当前要强化对民主法制的正面宣传，减少对恶性案件过多过滥的报道：这个建议提的很有针对性，笔者认为不少媒体不仅要认识到对恶性案件报道前一段时间存在过多过滥的问题，还要通过总结找出这类报道中存在的需要改进之处。要提高案件报道质量，首先要强化媒体的责任意识，记者、通讯员和编辑要认真研究如何改进和提高案件报道质量其次，对恶性案件报道不仅媒体上数量要减少，而且篇幅要压缩．一般不要过细报道侦破案件的全过程．不需要搞有闻必录式的报道，不允许以欣赏态度报道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法一再次要选择有代表性的恶性案件，写出精品报道稿，配发必要的言论稿，力争报道一次恶性案件能收到开展一次法制教育的效果，不断引导和帮助受众提高法制意识和识别能力，产生震慑坏人的威力。

电视警事案件报道的第三者效果

警事案件报道是电视节目在案件报道中经常出现的內容,从某些层面讲,警事案件报道具有消极和负面的影响。由于社会心理机制、行为模式以及媒介环境等诸多因素的作用,第三者效果经常在警事案件报道中显现出来,把警事案件报道引到合理、规范的道路上,对减少第三者效果以及对其产生的负面效果都大有帮助。

案件报道中的法律视角与舆论引导——以胡斌案与孙伟铭案比较为例

今年夏天，两起交通肇事引发的刑事犯罪案件判决结果极大地吸引了国人的眼球。

浅析如何加强和规范案件报道

案件报道是个老话题也是个热点难点问题,需要媒体严格把握。它既关系到人民群众对案件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也关系到媒体自身的规范和媒体报道的新闻伦理问题,关系到媒体自身的公信力、影响力、传播力。本文通过对近年来一些刑事案件报道进行例举分析,明确刑事案件报道的原则和规范,进而提出加强和改进刑事案件报道的意见和建议。

凶杀案件报道中的问题

凶杀案件报道，属于犯罪报道中的一类，指的是与犯罪事件相关的报道。我国早期的凶杀案件报道，由于受到宣传政策的影响，数量少且文体单一、报道模式化。在这些报道中，对象呈现简单对立的角色。一方面，凶手残忍冷血无情；另一方面，警方机智英勇正义，基本上没有逃脱“小心翼翼地揭露一司法部门充满正义地表态一犯罪分子被‘从严从重从快’地判决”的固定模式。

浅析案件报道如何以深度取胜

在信息高度透明,信息发布渠道多元化的语境下,独家新闻十分难得。面对公开审理的案件报道,要使其独有更为不易。本文从深化案件报道的三个方面,结合新闻实践,探讨如何在同题同质化的普遍现象下,使同一案件报道做得独特,有深度。

正确处理好案件报道中的“八大关系”

作为法制节目重头戏的案件报道,以其揭露案情真相,打击犯罪嚣张气焰,震慑犯罪分子,警示教育后人等特点,备受青睐.但是,也应看到当前的案件报道虽然量多面广,成绩不小,却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程式化、简单化、幼稚化、片面化倾向,存在着法制节目包括案件报道不讲"法"的现象,若不加以克服与改正,案件报道之路将越走越窄.在回顾案件报道的风雨历程,反思案件报道的诸多问题之后,笔者以为要在充分尊重新闻规律的基础上,认真处理好以下"八大关系":

案件报道如何呼唤公平正义

案件报道绝不能成为任何一方的“代言人”，记者更不能因为当事人的痛苦表述而为其背书。

政法报道中的司法独立与舆论监督——从温州“11·11”案件报道谈起

1993年11月11日,在104国道温州瓯海慈湖段发生的客车抢劫爆炸案,使人们极为震惊。这是温州地区从未发生过的一起恶性暴力案件。这天上午7时30分许,在温州开往瑞安的一辆19座面包车上,3名案犯实施抢劫以后,制造了一起当场炸死7人、炸伤8人的爆炸惨案,致使该路段交通一时陷入瘫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