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契会、时代适变与文化本体特征——论桐城派存续演变的机理

每一个文学流派都是在一定的文化传统中发展起来的。文化传统既有时间性,呈现出历史深度;也有空间性,表现出地域广度。桐城派从清代早期至清末民初历时之长,自成传统,但探测其历史深度与广度,则需要置于民族文化的大传统中。由此可以发现桐城派历史契会与时代适变的文学智慧与思想智慧,同时从文化哲学层面理解桐城派是如何在不同条件下被承认,如何在观念纷争中被接受的。天下学者多归向桐城派,并更嬗递引至两个世纪,成为极为突出的文学现象,今天仍然需要深入思考。

桐城派晚期诗歌选本编纂与唐诗观建构——以曾国藩《十八家诗钞》为中心

桐城派晚期代表人物曾国藩所编选的《十八家诗钞》,是其诗学思想和审美标准的重要显化。此书十分重视诗歌与气韵之关系,同时善于以文论诗、以史释诗。从《十八家诗钞》的审美倾向及编选目的来看,曾国藩论诗时继承了桐城学人诗文一理、以气论诗的诗学主张,将文论引入诗论之中,同时极为推崇杜甫、韩愈这种“合乎文法”的诗歌风格,其选本所选取的诗歌也常呈现出“气盛言宜”的审美特点,这些编选特点亦能体现出曾国藩对桐城派早期及中期代表人物姚鼐、方东树等人唐诗观的继承与发展。

“杜公遗响”与“义山轻薄”:桐城派李商隐诗歌批评的两面性

桐城派对李商隐诗歌的评价,既有肯定的一面,也有批评的一面。桐城派诗人称李诗为杜诗“嗣响”,指其句法、章法效法杜诗,神韵亦能与之媲美。李诗诸体中,桐城派诗人最推崇其中的七律。因为李商隐在杜甫、王维之后另开一派,融合杜之阳刚与王之阴柔,达到刚柔相济的美学境界。桐城派受程朱理学的影响,诗文追求朴实无华的本色之美,而李诗用藻饰之词写男女艳情,故而批评者较多,唯曾国藩追求“怡悦”之审美效果而欣赏李诗。李诗涉及男女之情,因此托旨遥深,桐城派不满其迂晦深隐、浓艳轻利、浮泛支离。桐城派对李商隐诗歌的评价,折射出挽救其时诗坛之弊的用心。

古典主义最后的辉煌:桐城派与徽商的互动共成

农耕文明之下,桐城派作家与徽商之间的交往堪称儒商互济的典范。桐城派作家多擅作古文,又多充教职,桐城文章对于徽商的褒扬,有助于徽商赢得贾名儒行的声誉;桐城派作家执教江南等地书院,有益于徽商子弟的培养,部分徽商子弟取得功名,走上仕途,由四民之末的商升为四民之首的士。出于酬答与回馈,徽商一方面通过束脩与润笔等为桐城派作家提供治生之资,另一方面则助益桐城派作家著作的刊刻与传播。徽商不仅有助于桐城派的发展,更是对于以江永及其弟子为代表的新安经学的兴盛起到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桐城派作家与已成为新安经学代表的徽商子弟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共同推进清代安徽文学与经学的繁盛。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中,桐城派与徽商之间的互动,成就了中国古典主义最后的辉煌。

社会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桐城派传记文书写

传记文在桐城派的古文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从社会关系角度看,晚清桐城派的传记文书写体现了特殊的社会身份和与文化权力的关联。以桐城派作家为中心编写的晚清传记文的传主身份集中于官吏及学者文人,这两类传主都体现了文化权力可作为资源的属性。传记文总集的编纂更集中反映其功业、才学、道德教化的选择倾向。桐城派的撰传者一方面是被刻意选择的,另一方面又以撰者的身份地位对构建传主形象地位起巩固作用。传主声誉与传文之多寡、撰者身份之尊卑并非简单对应。正因为传主与撰者的关系密切,使得桐城派传记文“传其贤否”的目标更加被强化,传主的孝义、才学、笃行等道德书写成为套路。通过其他史料可发现,晚清桐城派传记文的道德评价真实性堪忧。

桐城派因时而变的史学思想

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兼修,在千余名桐城派作家群体中,有史著者380余人,各类史著近二千种。桐城派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的史学成就,与其因时而变的史学思想不无关系。桐城派史学思想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段、四种主流史学观念的演化,即清前期,从遗民史学到认同清廷统治的义理史学观;清中后期,因海疆危机而激发的边疆史地学意识;清末民初,经由西学传播而萌生的史学进化论思想。从遗民史学、义理史学、边疆史地学到进化史观,这种因时而变的史学思想使桐城派能够敏锐地捕捉到时代之变与时代之需,体现了有清一代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与趋向,彰显了中国传统史学因应时代之变的学术生命力。

吴闿生说杜与桐城派杜诗学在民国时期的传衍——以《古今诗范》为中心

吴闿生是清季民国时期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所编《古今诗范》选录精审,评点详赡,在桐城派诗歌选本系列中尤具典型性。是选选评杜诗细密周全,涉及五七言古律诸体,所评涵括杜诗性情论、笔法论、章法论、风格论诸多方面:推崇阐扬杜诗流露之至性至情,细致评析“生龙活虎”“凌空倒影”“穷神尽相”等杜诗用笔之法,揭橥杜甫七律连章体的体式特色,聚焦探析杜诗“沉”“雄”风格。吴氏杜诗学既继承了传统杜诗学思想的精髓,又赓续发扬了桐城派诗学的批评传统,堪为民国时期桐城派杜诗学的集成典范。

新视角、新史料与桐城派作家研究的拓展

视角的转换,往往能够带来桐城派研究空间的拓宽。当前,在近代桐城派研究领域,研究视角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文学视角,研究范式也逐渐突破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研究范式。与此同时,在史学界有关近代史现代化叙事的冲击与影响下,现代转型研究视角开始运用于桐城派研究领域,这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近代桐城派的认知与评价。以曾国藩、张裕钊、薛福成、吴汝纶、贺涛、徐世昌、严复、吴闿生等为代表的桐城派作家成为了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引领者、参与者,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不仅改变了自身命运,也改变了桐城派的命运。他们所作的古文,在时代浪潮的浸淫下,呈现出新的审美风尚和思想境界。

桐城派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提供有力理论支撑。”古代文论一直就体现出独特的中国特色,如刘勰《文心雕龙》论述三十多种文体,释名以章义、原始以表末、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逐一阐释古代文体的特征,为中国特色的文体学确立规范。

桐城派文学与哲学的汇通

桐城派作为散文流派,虽然尊崇唐宋八大家与归有光的文学观非常清晰,但致力文学评点与研究的对象却兼收并蓄,如《诗经》的文学性阐释,《楚辞》与杜甫诗歌的评点,都有优秀著述留存。评点萧统《文选》,更体现出桐城派文人骈散兼融的文学思想。如,姚范《援鹑堂笔记》卷三十七至三十九为评点《文选》条目,透露作者深厚的小学功夫与地理学功底,体现桐城学派对考据的高度重视,初显文章文学性阐释的苗头,日后逐渐发展为桐城派诗文评点的主流。

从选本编纂看桐城派对柳宗元文的接受情况

桐城派为清代重要的文学流派,其对柳宗元文的接受过程有一个由批评到赞誉的变化过程。方苞对柳文以批评为主;刘大櫆、姚鼐对柳文的评价比较客观,褒贬并存;曾国藩极力推荐柳文,其后桐城派逐渐肯定柳文。这种变化的出现与桐城派追求阳刚文风、对柳宗元政治遭遇的反思有关。

论张謇对桐城派的继承与超越

晚清状元张謇与桐城派关系颇深:青年张謇拜师海门训导赵彭渊改学桐城派古文,身陷囹圄时又受桐城孙云锦解救,江宁求学投身曾国藩弟子张裕钊门下,从风发荣于淮军吴长庆幕中。后起张謇仰慕中兴桐城派的曾国藩,尤“敬湘诸先哲之志业”,曾氏之学也奠定了张謇开拓务实的思想基础与“雄奇文风”,深刻影响了他在庆军军幕、帝后党争以及实业救国运动中的作为。鼎元后张謇接任江宁文正书院山长,承袭曾、张,囊括西学,掀起清末新学之肇端。作为曾国藩的再传弟子,张謇继承了清季桐城派的经世思想并力求“祈通中西”,开启了由传统封建士大夫向民族资产阶级的蜕变。Zhang Jian had a deep relationship with the Tongcheng School: Young Zhang Jian followed Zhao Pengyuan to study the ancient literature of the Tongcheng School. When he was in a difficult situation, he was rescued by Sun Yunjin. Zhang Jian also studied under Zhang Yuzhao, a disciple of Zeng Guofan, in Jiangning and grew up in the Wu Changqing Curtain of the Huai Army. Zhang Jian admired Zeng Guofan, who revived the Tongcheng School. The study of the Zeng also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Zhang Jian’s pioneering and pragmatic thinking and “magnificent literary style”, which deeply influenced his actions in the party struggle between the emperor and the empress, as well as in the industrial salvation movement. Later, Zhang Jian took over as the head of the Wenzheng Academy in Jiangning, sparking the beginning of new learni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s a descendant of Zeng Guofan, Zhang Jian inherited the Confucian ideology of the Tongcheng School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strived to “connect China and the West”, initiating a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feudal literati to the national bourgeoisie.

陈独秀与桐城派门人交往始末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桐城派是清代以来的文坛正统。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等人高举“白话”义旗全面讨伐旧文化、旧思想、旧传统,桐城派首当其冲。如今再回溯这段历史,不难发现:新文化运动与桐城派古文并不是有我无他的简单对立,陈独秀和桐城派门人也不是单纯的新旧之争。陈独秀早年的启蒙教育可以说出乎桐城文化,其后的革命事业也得到了桐城派门人的诸多襄助,并与很多人成为一生之交,晚年陈独秀重新专注研究传统文化,可谓回归了桐城义法。陈独秀其人,就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的生动案例。

桐城派与《史记·货殖列传》评论传统

《史记·货殖列传》作为阐述太史公经济思想的名篇,历代以来一直被文人群体广泛讨论,有着一个源远流长的评论传统。明清两代评论最为集中,内容主要为评价货殖及当世经济和“义利之辩”这两方面。在此传统上,方以智、戴名世的评论又开新路,桐城三祖与《货殖列传》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关系。直至后期,桐城派采取经世致用思想,借货殖来评论时局,则又是一变。总而言之,货殖评论反映了《史记》的古文传统,体现了桐城派的传承与变革,饱含着古文家关心时事的热忱。

桐城派学人的边疆史地学和世界史研究

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出现了边疆危机,桐城派学人走出书斋,倡导经世之学,对经学、史学、教育学和边疆史地学等诸多领域进行探索,并取得了显著成果。桐城派学人的世界史观由“天下”演变成“万国”,尤以姚莹的边疆史三部曲和王树楠的史学编纂为代表。桐城派学人关注时政,强调学以致用,力求为民安邦,通几质测,迁都建藩,皆有论撰,呼吁人民认清鸦片的危害,严禁鸦片贸易。桐城派学人的边疆史地学和世界史观主要有三个特征,一是因势而变的历史观;二是治史以致用的务实性;三是中西汇通的学术思想。桐城派学人对边疆史地研究和其进化的世界史观中富含生命活力的珍贵因素。

被低估的桐城派古文家方东树——基于《考槃集文录》及其所附自记、自评的讨论

目前关于方东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诗学理论和学术思想两个方面,而其古文创作特点及成就却长久被人们所忽视。事实上,方东树不仅长于说理、论事,而且还写下了一些不事藻采、感人肺腑的传记文,可补史传之不足;尤其是其家传,颇有归有光之遗风。方东树为文,整体上追求朴质、明白、准确、周详的风格,力图使文章具有经世考史的功能,至于写作的技巧则不刻意或过分讲求。他的作品中,不少都附有自记或自评之语,鲜明地体现了他的这一创作取向。方东树的古文对于“桐城家法”,既有继承,也有突破,堪称桐城派古文由古典向近代转型的先驱,在桐城文派史乃至整个中国古文创作史上,理应占有重要的一席。

桐城派“沉郁顿挫”论

桐城派极为重视“沉郁顿挫”之法,将其视为抵制诗文通俗化的有效手段。在桐城派看来,俚俗诗人崇尚性灵,反对闻见道理,故其诗“凡鄙浅近”;而“沉郁顿挫”之文法蕴含着高广的胸襟、渊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在表述上,俚俗诗风轻利快便,一往无余,失之佻巧;而“沉郁顿挫”则以顿、断之法形成高古厚重的语体。在风格上,俚俗诗风或失之软弱,或失之偾强,不得其中;而“沉郁顿挫”之法则兼容阳刚与阴柔,实现相济之美。在诗文通俗化倾向日益显著之际,桐城派为维护正统士人文言文化的统治地位,赋予“沉郁顿挫”以新的意蕴,雅俗之别被浓缩在这一文法之中。

论姚永朴《文苑列传》对桐城派史的书写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古文流派,而历时百年的清史《文苑传》纂修形成的多个过程稿,有对桐城派史的系统记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清国史馆和清史馆全宗中的姚永朴所撰《文苑列传》,此传展示了姚永朴对桐城派史的纂述之功。姚永朴增立了戴名世、吴汝纶等传,并重纂了方东树、梅曾亮和管同传,重写了桐城派史某些内容。姚永朴的《文苑列传》大部分未被采用,但不失为桐城派史的珍贵文献。除了刊行的《清史稿》等显明成果之外,《文苑列传》等史料进一步佐证了桐城派史的厚重。

桐城派之义法与佛教

桐城一邑的佛教氛围一直很浓厚,而桐城派的诸多学者都与佛教徒有很深的交往。明末吴应宾在邑内倡三教合一的思想,大开桐城的学术风气。自此之后,佛教思想便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桐城学术的各个领域,包括桐城文论。桐城派最著名的“因声求气”“声音证入”的理论,与佛教的梵呗唱诵之学不无关系。而禅宗的借径、阶梯与顿悟之说,也一一被桐城派利用以教导后学。然而桐城派文论对于禅宗思想的利用,有其自身的文化特点;其对于“顿悟”说的关注点尤其与众不同。桐城派的“义理”与“辞章”之学,本质上有着矛盾之处,而佛教思想正可以调和此种矛盾,从而使桐城派在学术宗尚与古文追求上能够相安相得。

桐城派与汉宋学术之争

桐城派是文派,也是学派,桐城派的发展与汉宋学术之争有着密切联系。清代朝廷重视程朱理学,而桐城一些世家的祖籍又源于徽州--徽州婺源是朱熹祖籍所在地,于是桐城之地逐渐形成了推崇“宋学”这一牢固的学术传统。桐城派文人进行的汉宋学术之争在方苞那里就已出现,后来姚鼐、方东树等人又将争辩愈演愈烈,其内容主要涉及儒家道统的承接、“汉学”与清代“汉学”的区分、为学动机的选择等方面。总体来看,桐城派文人在汉宋学术之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但其争辩还是有着积极意义:他们矫正清代“汉学”学者反对“宋学”之枉,有利于促进学术的正常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学术在正反力量的猛烈拉拽中所形成的相互之间的张力作用;他们推崇非功利性的“宋学”,有利于维护“宋学”的本真,为后来的“宋学”复兴奠定了基础。由于在女子守贞节的问题上深受程颐“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影响,桐城派文人推崇“宋学”也给自身思想打上了鲜明而又不良的时代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