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TAM理论的档案机构对人工智能的接受意愿研究

接受意愿反映个体对新事物或新技术的心理接受程度和态度,与心理学紧密相关。基于TAM理论,探讨档案机构对人工智能的接受意愿。通过构建模型与实证调查发现:档案从业人员对人工智能的有用性和易用性感知越强烈,其使用态度越积极,进而增强使用意愿;个人背景因素是影响档案从业人员对人工智能接受意愿的重要变量;感知有用性对档案从业人员人工智能接受意愿的影响大于感知易用性。基于此,就促进档案机构人员接受人工智能提出对策建议。

组建国家数据局背景下档案机构的职能优化策略研究(摘编)

数据管理机构的职能建构现状:第一,对我国从国家到地区的数字转型予以规划与统筹,主要涉及推进数字中国与智慧社会建设,并具化至数字经济、数字政府等方面。第二,建构数据治理体系,实现各要素的完备配置。主要包括数据要素基础制度建设、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国家至地方的一体化数据资源建设、数据资源的共享利用、数据多元组织的构建、数据系统与平台的整体开发、人才队伍建设等。

机遇青睐 事在人为——评《档案机构微信服务质量优化研究》

档案机构微信平台作为新时代的信息传播与互动服务工具,不仅可以提供档案查询、在线展览、专题讲座、互动交流等服务,还可以根据包括学术研究者、政府工作人员、普通市民在内的不同群体的反馈和实际需求,不断优化服务内容和功能,提升用户体验,呈现出多样性和个性化特点,已经成为档案部门与社会沟通的重要渠道。

高校科室建制档案机构改革研究——以广西高校为例

档案管理是高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建设和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项长期性、基础性工作。档案机构设置科学合理是档案工作高效运转的重要保证。机构是职能的载体，档案机构的规模、级别、隶属关系必须与职能相匹配。随着高校的扩招规模扩大、事务增加，作为高校服务的机构，高校档案机构的设置也应做出相应的调整才能适应档案事业和学校各项工作发展的需要。

档案机构如何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以记录历史、传承文明为己任的档案机构,面对被边缘化的处境,如何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本文就此进行了探讨。

古代江西的档案机构

江西自宋以来,经历元、明、清各代,一直在各级官府普遍设置档案机构。中国古代唯一的一种档案分类编排方法——“千文架阁法”,创立于江西并在江西沿袭近九百年。这一系列历史延续不断的现象说明,江西自古就很重视档案工作。

社会突发事件中档案机构职责分析--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为例

[目的/意义]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各级各类档案机构的战"疫"实践引发了对于在社会突发事件中档案机构应履行职责的思考。[过程/方法]从社会突发事件特征入手,分别从面向档案行业内部的职责与面向社会公众的职责两个角度在宏观层面分析了社会突发事件中档案行政管理机构、各级综合档案馆与业务部门档案机构的职责。[结果/结论]通过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实践中档案机构所开展工作入手,分析了各类档案机构在社会突发事件中履行其职责的方式,即构建三级响应机制、及时跟进突发事件信息采集、搭建社会突发事件档案库与利用社交媒体开展线上档案服务。

档案机构在国家智库建设中的方向性选择

从胡佛研究所成功转型的启示到当前我国档案机构所面对的由内外因共同驱动的历史机遇,结合档案机构自身的优势,指出档案机构向智库转型,为公共决策提供智库服务已经具备基本条件。此外,档案机构向智库转型需找准切入点,扬长避短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高校档案机构岗位考核框架体系研究

针对高校档案机构岗位考核存在的问题,建议通过确定考核指标权重、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合、年度考核与聘期考核相结合的办法来实施岗位考核,并且研究构建了一个由通用指标、专有指标和奖励指标共同组成的考核框架体系。

档案馆文化教育功能的拓展——从美国档案机构教学合作谈起

关于综合档案馆"五位一体"的功能定位,学界对其文化教育功能发挥的相关探讨和研究一直热情很高,但实际上秉着打造文化休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宗旨的档案馆建设效果却往往差强人意。本文通过分析和研究美国总统图书馆、国家档案馆等相关档案机构对外提供的教学资源,对比中美在这些方面发挥的文化教育作用的差异,为拓展当前我国档案馆文化教育功能提出一些借鉴。

论高校档案机构文化教育职能及其实现路径

文化教育职能是新时期赋予高校档案机构的历史使命。分析高校档案机构承担文化教育职能的必要性以及制约文化教育职能发挥的主体、客体因素的基础上,从践行"档案文化教育观"、优化馆藏档案资源、拓展多元化教育方式、开拓网络教育平台等方面提出高校档案机构文化教育职能的实现路径。

文件机构,还是档案机构——文件中心思考之一

针对我国档案学界关于文件中心是档案机构的认识,本文认为文件中心不是档案机构,而是文件机构。文件中心的名称应当与文件中心保管对象的名称相一致,我国类似文件中心的机构应当冠以档案名称,不宜称为文件中心。

组建国家数据局背景下档案机构的职能优化策略研究

在组建国家数据局背景下研究档案机构的职能优化策略,旨在从组织架构层面发现档案领域的数字转型方向,进一步推进档案管理数字转型理论与方法的建构。通过梳理总结数据管理机构的设置情况及其职能设计的内容层次,分析档案机构职能优化的主要脉络。由此,档案机构的职能优化可从如下方面展开探讨:一是围绕数据管理机构显示出的数字转型的线索,从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文化四方面识别档案机构职能扩充方向;二是在数据治理体系共建导向下,制定数据战略规划、优化数据组织架构、助力治理工具档案化可作为档案机构深度参与的内容;三是可在公共数据归档、保存、鉴定等管理环节建立档案机构在数据管理中的主导地位。

浅谈档案机构管理中的绩效考核

绩效考核是人力资源管理的一项重要职能,该文对目前档案机构绩效考核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有效利用绩效考核促进档案事业发展的措施。

档案机构的数字转型研究——基于NARA《战略计划2018-2022》的内容分析

本文以文本分析的方法对美国档案与文件署的《战略计划2018-2022》进行梳理与总结,从其政策内容中识别档案机构数字转型的要点。基于分析,本文提出我国档案机构的数字转型可从如下方面予以深入:基于信息深化档案资源建设、优化信息与通讯技术的应用、依托公众参与优化主体协同机制、将创新与学习理念融合于档案机构整体建设中。

明代档案机构设置及其管理探究

由于明初统治者的重视,上至中央下及各级地方政府都对档案收贮、保管工作十分重视。明朝中央设立了多处功能不同的档案机构,同时地方各级档案机构也普遍设立,并有严密的防护措施。各级档案机构在各级衙署建制中的建筑位置十分重要。明代的档案管理工作采取分层进行、逐级负责制,各机构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又具联系性,其隶属人员构成体系明晰。明代档案机构的设置与管理,说明明代的档案保管工作已普遍、系统地开展起来,并受到普遍重视。

基于价值共创理论的档案机构新产品开发模式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稳步、高质量发展,社会对档案产品的需求也正在从传统、基础的验证向决策、研究等领域拓展和深化,同时对档案机构的服务创新、档案信息资源的深度开发利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笔者将价值共创理论及其DART模型导入档案学领域,特别是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服务方面,试图从理论层面上促进档案学与管理学、应用经济学等学科领域的交叉融合与创新,在实践层面上为档案机构与利用者提供一个可利用又科学的档案产品开发模式,克服馆藏不足、证据链不完整等常见的困难,高效、可靠地增加档案产品供给,满足文化强国建设的宏观需求和不同利用者的个性需求。

高等学校档案机构行政职能的定位研究

《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的颁布为高等学校档案工作的发展提供了指导,但在贯彻实施过程中,一些高等学校过分强调高等学校档案机构的业务性质,弱化甚至否定其行政职能,对高等学校档案机构的科学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因此,必须明确并强化高等学校档案机构的行政职能,认真学习贯彻国家档案法律法规、将其行政职能保障制度化、加强档案行政执法检查,档案机构自身敢作敢为,从而更好地推动高等学校档案机构的科学发展.

高校档案机构参与高校信息公开探析

高校信息公开是依法治校的具体措施和必然要求。继《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后,教育部又公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这表明了国家推进高校信息公开的力度和决心。高校档案机构作为保管高校各类档案信息的集中地,理应参与高校信息公开。由此,分析了档案机构参与信息公开的基础条件,并提出参与的方式、载体及保障措施。

西夏档案机构及管理制度探索

本文利用西夏法律典籍和考古资料探讨了西夏的档案管理机构,证实西夏从中央到地方普遍设立了比较完善的档案工作机构“库中”;通过分析得出西夏主管档案的官员是“主簿、司吏”,兼有都案和案头等与文书相关的官吏;探讨了西夏的档案管理制度,并对其制度如确保档案完整与安全、专门档案的管理制度、查阅制度、立卷制度、副本制度等特别是立卷制度进行了详细阐述和分析,得出西夏档案立卷制度的内容非常丰富,因此才能为后人保留比较完整的档案资料,成为我们研究西夏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