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简诗类文献与孔子删《诗》

孔子删《诗》与否一直是《诗》学史上的一大难题,结合楚简中越来越多的诗类文献,并从古本《诗》的编集流传、孔子时《诗》的形态、主张删《诗》者的论据等角度看,孔子可能并未删《诗》。首先,古本《诗》的编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乐官最初对诗歌进入《诗》文本进行了一定的整理甚至删削,清华简《耆夜》中的《蟋蟀》和《周公之琴舞》等都启示这一点。其次,《诗》传到孔子时,整体框架等与今本《诗》差别应该不是很大。最后,《史记·孔子世家》所言“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的说法有不合事实之处;“诗三百”不是专指孔子所删之《诗》而言,它与《诗》的含义不是对立的,而是大体一致的。总之,孔子并未删《诗》,只是进行了正乐、调整篇次等工作。

郭店楚简:改写中国思想史的神州第一书

郭店楚简是在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中出土的一批楚文字竹简,抄写成书时间大约在战国中期,不晚于公元前300年。楚简包含18篇文献,涵盖了儒、道2个主要派别,是中国最早的原装书,提供了一些传世古籍的最早版本和大量前所未见的佚书,其有关记载为学术史上一些久悬未决的争论提供了答案,被誉为“改写中国思想史的神州第一书”。

《大武》卒章论——以宋版《春秋经传集解》及王家嘴楚简为线索

《大武》乐章的篇数、篇目、篇序等问题,历来聚讼纷纭。如关于《武》在《大武》中的次序,大抵有首章说、次章说、卒章说三种观点。部分持首章说和次章说的学者认为今本《左传》所记楚子语“其卒章”有误,今本与宋版存在出入。然验之现存宋版《春秋经传集解》,朱熹刊定《诗集传》时,当时所流传的宋版《左传》所记楚子语确作“其卒章”。新出土的王家嘴楚简《诗经》亦进一步证明,《武》当是《大武》卒章。

楚简、秦简墨书比较及笔法溯源

简牌帛书是20世纪大发现之一,简墨迹为当今书法史研究及书法艺术创作提供了全新的上古一手资料。简牌帛按种类及时代可分为楚简、秦简、两汉简、三国吴简、晋简等;依文字系统来说可分为两大系统,即楚系文字、秦汉系文字,前者在秦代统一后消亡,后者是使用至今的文字系统。

由戰國楚簡看《説文解字》形義分合的類型

文章討論了戰國楚簡及古文字中“梪/■/樹、穜/種、御/馭”三組形義關係。由戰國楚簡等出土文獻知,“尌=■=樹”,許慎分“尌”爲動詞、“樹(■)”爲名詞;“穜、種”在出土文獻中爲異體,可同表“種子、種植”義,許慎分“穜”表種植、“種”表種子;“御/馭”在商周時是不同的兩個字,有“使馬”義的是“馭”而非“御”,至戰國二字因聲符相同而相混,致“御”有“使馬”義,許慎以“馭”爲“御”之古文而合二爲一。以上三組例子形成形義分合的三種類型:“尌、樹”屬一字分化型;“穜、種”屬異體分化型;“御、馭”屬音近混同型。文章有助於漢語字詞關係的探索。

王家咀楚简书法研究

21世纪以来,大量战国楚系简牍陆续出土面世,为我们从文化史的视角综合地分析简牍书法艺术盛行的若干关键因素提供了珍贵的材料,对建构当代“简牍书法学研究”具有重要作用。新见战国王家咀楚简书法具有独特的点画造型和用笔特点,本文试图将书法探讨与古文字研究加以勾连,以王家咀楚简的点画、笔势、笔力等作为切入点对其笔墨形态进行深入阐述。

楚诗学观念变迁的历史考察

《左传》《国语》等传世文献中所记载的楚人用诗的文化现象,实质上是当时北方史家诗学观念的体现与运用。相较而言,楚简及楚地传世文献能更真实地反映楚人用诗及楚诗学观念。楚简中有关楚诗学的内容,证明了楚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北方诗学观念影响,但仍然具有不同于北方的自身诗学发展脉络。从春秋时期楚人的功利用诗,至楚简中所反映的楚人自有的诗学体系,再到战国时期以屈原为中心的楚诗人群体引导诗歌回归艺术本体,体现了楚诗学观念的整体演进脉络。

战国楚简与殷墟卜辞对读二题

战国楚简与殷墟卜辞对读可以互相发明。1.殷墟卜辞的“[册口]”,楚简中写作“册告”“册祝告”,传世文献中则写作“册祝”“策告”,书写形式和表述形式发生了变化,但“以简册报告”“称册祝告”的意思仍然沿用。而且,从清华简《金滕》(《尚书·金滕》亦然)可见古人的册告仪式和背景信息,而卜筮简则可见册告的较完整句型。2.楚简中的“习贞”,对应殷墟卜辞中的“习卜”,二者均有重复占卜的意思,均位于前辞的位置。3.殷墟甲骨无名组“习卜”的最高次数为“四”,表明重复占卜四次,共占卜五次,与目前所见成套甲骨为“五”的情形相合,但有一版“六卜”午组卜辞和一版含序数“七”的师组卜辞可能是特例。4.与“习卜”相关的“三卜制”耐人寻味,“三卜”现象的确存在于殷墟卜辞,但承担三卜的人物是否分属于王(元卜)、右卜和左卜还值得进一步讨论。5.论文还对殷墟卜辞的“习卜”辞进行了辨析,去除了一些误解。

上博楚简《民之父母》中的诗学思想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中有一篇《民之父母》,其内容与《礼记·孔子闲居》中的部分内容相近。这是一篇体现战国时期文论思想的重要文献。它揭示了孔子以善以德为标准的诗学思想,提出“五至”“三无”“五起”的要求,阐述了志、诗、礼、乐、哀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这是诗歌发生学中的重要理论。

楚简《君人者何必安哉》与儒墨音乐思想

楚简《君人者何必安哉》涉及战国时期的音乐思想和楚国礼乐文化,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该文为范戊答楚王所问,其间以白玉为譬喻、以音乐事例向楚王进谏。与传世文献进行比较研究可知,范戊主张维护传统礼乐等级制度,按个人身份地位享用相应的乐器配置或乐队构成,其音乐思想应属儒家学派。楚王并不尊奉传统礼乐规范,重鬼神而轻人事,其思想和主张应属墨家一系。既有楚地出土战国文献,所展露的音乐思想多属儒道,但《君人者何必安哉》说明战国时期墨家音乐思想在楚地也有流传,这为先秦时期诸子音乐思想在楚国得以交流发展的论断增添了新的例证。

郭店楚简引诗论及毛诗《都人士》的文本生成

湖北荆门郭店楚简《缁衣》第九章引《诗》,学者以为是《小雅·都人士》,但用字、用词、用韵、句数、结构、内容与《礼记》所引、《毛诗》迥然不同,也不见于汉代服虔所言逸诗。而《毛诗·都人士》首章与后四章在内容表达、主题思想、结构逻辑又难以统一。因而“三家则亡”,“毛氏有之”,不过是郑玄所见文本的一家之言。《礼记》引诗是对旧本的增益改换,后世《毛诗》学者将其中《缁衣》“子曰”文字写入诗序,也将诗句移入《毛诗》文本,成为《毛诗·都人士》首章。但有学者指出郭简为“节引”,“鲁、齐、韩三家诗没有《毛诗》的首章六句,当属脱漏”,也是值得再探讨的。

战国楚简所见楚人犬祭礼俗初论

包山、新蔡等战国楚简材料的陆续公布和研究,使研究者认识到在楚文化中存在着以犬为祭牲的礼俗。通过对楚简所见有关犬祭辞例的分析,并结合相关研究成果和考古发现,对楚文化犬祭礼俗的内涵与方式进行了解读。商代已有以犬牲祭路和祀门的现象,且背景、内涵和方式与楚文化中的犬祭有相通之处,楚简中有关犬祭的辞例在行文结构上也与甲骨卜辞极为接近,暗示着楚文化中的犬祭礼俗与商代以犬为祭牲的现象有着重要渊源。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新探——王家嘴楚简《孔子曰》的新线索

《论语》“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一语中“道”的含义,历来众说纷纭。王家嘴楚简《孔子曰》所见异文“三年无改于父之所”以及新见语录“君子不以其所,无孝”,为我们进一步明确“道”的含义提供了新的线索。通过《孔子曰》与《论语》等传世文献的对读可知,“道”当理解为正确、合理的行事方式。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审视以往诸家之说的得失,并进一步认识孔子及儒家的孝道思想。

论战国楚简中乐学文献的主要类型及其文学批评意蕴

出土楚简中有许多乐学文献,这些乐学文献类型多样,蕴含丰富的文学批评思想,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其一,对诗乐实践活动的记载。战国楚简中所记载的诗乐实践活动类型多样,包含对远古时代乐官诗乐活动的记载,对祭祀、丧葬中乐器使用的记载,对宴饗、军事活动中诗乐实践的记载等。其二,对诗乐范畴的阐释,其中涉及对“和”“德”“情性”等多个诗乐范畴的论述。其三,对诗乐功能的认识,包括对诗乐娱神、乐人化人、以乐辅政等多种诗乐功能的认识。战国楚简中的乐学文献,充分体现了先秦时期诗乐批评活动的丰富多样,展示了先秦文学批评思想发展的脉络。

試説楚簡文字字形與時代劃分問題——以新蔡葛陵簡爲例

目前有關戰國楚簡文字時代劃分的研究比較少見,但從公布的戰國楚簡來看,其時代跨度已經産生。新蔡葛陵楚簡大約處於戰國早中期之交,早於目前可見多處於戰國中晚期的楚簡,是研究楚簡文字字形與時代劃分問題很好的樣本。新蔡簡中一些具有早期特徵的字或偏旁,如“若”“異”“歸”“尋”“於”“肩”“就”“良”“無”“”“夜”“网”“首”“犬”“城”“阜”“夌”“癸”,可按照字形演變規律分爲早、晚兩類。包山簡及其他楚簡中的字形可佐證分類的可行性,爲相關問題的進一步討論提供幫助。楚簡文字字形與時代劃分問題或對楚文字演變、斷代,文字存古及古書流傳等相關研究有積極意義。

论笔势与体势的互动关系——基于楚简与汉简的比较视角

书法之“势”是具有哲学意义和美学内涵双重价值的重要概念,不仅在古代书论中多有阐述,而且当下学术研究对于书法笔势、体势的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基于楚简与汉简比较视角讨论笔势与体势的互动关系,从笔势、体势的辨析,笔势的生成与分类,体势的生成与分类,笔势与体势的互动关系四个方面展开,可以探索笔势与体势的内在关联及其在书体(字体)演变中的重要意义。

说楚简里的“鼅”与“鼄”

清华简《四告》简46“■”与战国文字“■”“■”“■”等字是一字异体,表示的是“鼅鼄”的“鼅”。简文“■”与同篇“光”的写法有别,应改释作“先”。“■先朕心”读作“齐洗朕心”,“齐”与“洗”均有洁净义,为同义连用。严仓楚简和彭家湾楚简里的“■”是“鼄”字异体,与甲骨文中表示鬼神之诛的“鼄”一脉相承,读作“诛”。

楚官文書簡中的“受”與西漢官文書簡中的“授”——秦、漢初律令“受”字用法特殊性補論

從出土及傳世先秦兩漢資料看,“受”字施受同辭,既可以表示給予,也能表示接受。但該認識衹適用於書籍類文本,在秦及漢初的律令、行政往來文書和賬簿中,“受”僅用作接受,約束嚴格,未見明確例外。藉此考察楚官文書簡,幾乎所有的授受之“受”亦皆指接受,與秦、漢官文書有相似性。這一現象應理解爲各自文書實踐積累起來的共識。到漢初,“授”字出現,率先用於典籍,賓語多屬抽象的、或帶有神聖性的事物。“授”在武帝時期逐步進入官文書,基本繼承了漢初典籍的用法,并未結構性改變自秦、漢初延續下來的施受用詞格局。

从郭店楚简看孔孟君子观的演变

“君子”在孔孟之间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孔子所言“君子”既指涉在位者,又涵摄有德者,“德”和“位”出现了分离。孟子在性善论基础上重新界说“君子”,使其具备了道德形而上学意义。“君子”从孔子社会政治学说与道德论混杂的内涵,衍变为理想人格学说观念,具有从绝对概念到相对概念、定义域扩大和外延窄化的转变特征。孔孟相距百年之久,其过渡阶段通过郭店楚简向我们展现:一方面,“君子”保留了孔子时代的社会政治秩序的职能;另一方面,“君子”从融入社会政治和道德学说转变为道德形而上学的目标。郭店楚简为我们研究孔孟君子观的演变提供了力证,绘就了一幅生动的君子观演变图。

郭店楚简虚词调查及相关词类比较

研究郭店楚简虚词及其在语法史中的发展阶段,可以更精确地解释文献内容。为此全面梳理郭店楚简词类,把虚词分为介词、连词、结构助词和语气词,描述其语法功能和语法意义,呈现郭店楚简虚词框架,为语法研究提供资料。从所处结构、意义等方面对介词与动词,单音连词与相关词类,结构助词与代词作共时的比较分析,说明双音连词的性质及成因,以厘清虚词用法,为考察词和词类的演变提供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