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斌与欧阳予倩抗战戏剧活动之比较

在全面抗战期间,梁斌和欧阳予倩以戏剧家的身份从事抗战文艺活动,在不同的抗战环境中呈现出发展的多样性。在组织活动方面,梁斌在极端条件下组织戏剧游击战,积极贡献于抗战事业,而欧阳予倩则在相对平稳的环境中倾向于上演高水准的多幕剧,强调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在创作方向上,抗战初期,两位戏剧家都投身于抗战宣传,但在后期,梁斌偏向为政治政策服务,而欧阳予倩则转向以人物为创作重点。民族化思潮之下,梁斌重视语言的大众化,而欧阳予倩更注重从戏曲传统中汲取资源。比较研究结果突显了两位戏剧家的独特艺术取向,同时反映了抗战时期戏剧发展的多样形态,为我们更深入理解抗战文化史提供了重要启示。

绝望的主妇:论欧阳予倩话剧《潘金莲》的情欲叙事与戏剧美学

本文以欧阳予倩的剧本《潘金莲》及其舞台演出为研究对象,从跨文化戏剧的角度分析欧阳予倩的戏剧思想。欧阳予倩在为潘金莲翻案的过程中,借由她对于浪漫爱情的向往,表达了追求个性解放和男女平等的五四伦理价值观。他将潘金莲从“历史的耻辱柱”上解救下来,淡化其色欲熏天和心狠手辣的一面,强调她作为女性受害者对于男权社会的身不由己、决绝与反抗。此外,本文也考证了欧阳予倩在日留学史及其深受日本演剧影响的美学观念。

浅谈欧阳予倩导演观

欧阳予倩在戏剧导演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在戏剧理论和实践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我们应当通过对欧阳予倩导演作品的研究解析,深入了解、挖掘和解读他的戏剧导演观,以期在当代导演艺术研究领域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

欧阳予倩的《潘金莲》新论——兼谈经典文本阐释的时代性

欧阳予倩的话剧《潘金莲》带有“五四”文学的鲜明特征。欧阳予倩选择了人们非常熟悉的《水浒传》中的潘金莲,用话剧的形式进行新的阐释,把小说中的潘金莲进行了重新的塑造,使她由一个害人者变成了受害者,由“淫妇”变为一个觉醒了的女性,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走向堕落和毁灭。话剧所揭示的潘金莲作为一个无助的弱者走向毁灭的历程,正是旧时代女性悲剧的真实写照。欧阳予倩对经典的重新阐释,实际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反映出新一代读者的思想进步。

中西方戏剧碰撞与交流的美学通融——论欧阳予倩整理、编创桂剧的艺术特征

欧阳予倩整理、编创的桂剧翻开了桂剧史上崭新的一页。增加人物对白、打破传统戏曲话语模式,塑造人物、注重人物的性格意志,活泼简洁的戏剧结构方式是欧阳予倩整理、编创桂剧的艺术特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欧阳予倩的桂剧改革不仅是中国地方戏曲某个剧种的改革,而且是以桂剧为代表的中国戏曲和以西方戏剧为代表的话剧之间吸收与借鉴的典范,体现了中西方戏剧碰撞与交流下的美学通融。

中国传统戏曲现代化的尝试——以欧阳予倩桂剧改革为例

抗战期间,欧阳予倩将他一系列桂剧改革的理论与主张融合于具体的实践中,这种尝试实际上贯彻了"改戏"、"改人"、"改制"三并举的方针,这种对旧剧全方位的改革经验为后来新中国戏剧改革所运用。可以说,欧阳予倩的桂剧改革为中国传统戏曲的现代化提供了可借鉴的途径。

欧阳予倩与西洋歌剧

西洋歌剧之于欧阳予倩,就如同他所热爱的京剧一样,都与他有着不解之缘。欧阳予倩一生的理想就是致力于用西洋歌剧的方法来改造中国的京剧,而这贯穿于他一生的改革,以其在南通伶工学社时期最为激进。本文在参阅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梳理分析了欧阳予倩在伶工学社三年期间借鉴西洋歌剧的方法在京剧改革中的具体实践,以期重新认识和评价他对于中国戏曲改造之功。

论欧阳予倩对《桃花扇》的改编

欧阳予倩三度把孔尚任名剧《桃花扇》改编成京剧、桂剧和话剧,并创作了电影剧本《新桃花扇》。他在改编时尊重和依托原著,并未将原著人物、情节、结构等完全推倒来另编故事,也不是为改编而改编,对原著照搬照抄,而是将戏剧改编和时代需要相结合,在改编中体现时代变化,表达时代诉求,以便当代观众的接受和欣赏。他通过截取故事的几个重要场景突出主要人物和矛盾冲突,在描写忠奸斗争之外着意表现民族气节、爱国情怀,并在表现李香君精神气质的同时强烈书写她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且努力提升“小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欧阳予倩的《桃花扇》改本为古典戏剧的现代改写树立了典范。

欧阳予倩剧作《回家以后》的人文主义意蕴

在《中国现代新人文文学书系》的总序中，孔范今将现代人文主义定义为：“特指在中国历史、文化现代转型即现代化过程中与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以及现代科技工商对生命与人性产生的异化力量抗衡的人文性文化倾向。”关于“人文主义”，目前国内外学界还没有一个规范性的定义。但其所内蕴的核心概念是“人文文化”，“所谓‘人文文化’，要而言之，可以作这样的表述：它是以生命、人性为基点所构成的生命意识、信念伦理及其以想象和通悟与世界（自然、社会）进行沟通与对话的独特能力和方式。”

欧阳予倩与20世纪中国戏曲改革

在20世纪中国戏曲改革史上,欧阳予倩占有突出的地位。他从新文化人的立场出发,以新歌剧的理论倡导与艺术实践,以新式的戏剧艺术教育活动,把中国戏曲重新带回了与社会大众和时代思潮相联系的轨道。他和田汉等人一道,开创了中国戏曲的现代化事业。

欧阳予倩:史论性批评的创立与现代戏剧的体认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是处在一个很关键的历史时刻的.一方面,旧的封建文化体系已经显示了向现代文化体系过渡的契机,另一方面,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的艺术形式尚未建立和崛起,在一种文化嬗变的阵痛中,中国的戏剧事业面临着是从烂熟到衰朽,还是从革新到更生的选择.

论谷崎润一郎与欧阳予倩的关系

谷崎润一郎和欧阳予倩之间的友谊断断续续维持了三十余年,这在中日现代文学交流史上也是较为少见。事实上,20世纪20、30年代的欧阳予倩的戏剧创作,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艺术手法上,也都曾受到谷崎润一郎的影响。与此同时,欧阳予倩戏剧创作所表现出来的唯美主义倾向与其现实主义的戏剧理论并非矛盾。因此,欧阳予倩在接受谷崎润一郎影响的同时,进行了创造性叛逆。其最为突出的地方就在于他善于借鉴谷崎的理论和创作技巧,此来传达作者反封建的时代精神和个性解放的时代主题。

欧阳予倩赴台演出史料勘误与相关佚文研究

欧阳予倩曾于1946年12月乘船与新中国剧社赴台演出,学术界关于欧阳予倩赴台演出时间的说法多有讹误。欧阳予倩在台湾时写有《关于<郑成功>的演出》与《台湾剧运的新阶段》,并在1947年2月第四届戏剧节纪念会上发表关于中国剧运的演说。《关于<郑成功>的演出》一文肯定了《郑成功》在台湾演出的意义,欧阳予倩关于"历史戏"的见解也颇有见地。在《台湾剧运的新阶段》一文中,欧阳予倩指出台湾的戏剧运动是中国戏剧运动的一环,他呼吁剧人竭力争取光明的前途。"二二八"事件之后,欧阳予倩回到大陆,写有《台游杂拾》,记录了光复后台湾社会状况及剧团在台湾的演出和台湾的戏剧状况,对"二二八"事件的起因、经过有比较详细的叙述和中肯的评价。这三篇文章及演说,欧阳予倩文集、全集都未收录,几种欧阳予倩年表、传记未曾记载,而它们不但是研究欧阳予倩的珍贵史料,而且是两岸戏剧交流的见证。

欧阳予倩佚文系年

欧阳予倩(1889-1962),著名艺术家,戏剧教育家,中国话剧的开山祖师之一。目前,学界对欧阳予倩佚文的发掘已取得部分成果,但据笔者掌握的资料,欧阳予倩佚文的发掘还有很大空间。现有六卷本《欧阳予倩全集》失收文章至少还有266篇,这些佚文的发掘对欧阳予倩的研究将会有很大提升。本文综合已有研究成果,编订一份最新欧阳予倩佚文系年,以供学界参考。

抗战时期欧阳予倩在桂林的戏剧创作与导演艺术

为了动员民众、支持抗战,为了揭露战争中的自私、腐败、贪婪、愚蠢、残忍,为了鼓舞爱国志士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战,作为戏剧家,欧阳予倩曾写过话剧,还参与组织、指挥了盛况空前的"西南剧展"。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桂林文化城时期,他把主要精力用于桂剧改革,既身体力行地改编、整理、创作桂剧,又勤奋认真而卓有成效地改革桂剧体制,培养桂剧编、表、导演方面的人才。究其根源,或许也是跟旧剧在当时的现实影响力、旧剧的历史文化内涵以及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这一相对而言更艰巨更重要的任务有关。探讨欧阳予倩的业绩,分析他在桂林文化城时期的戏剧工作重心的转移,会给我们以新的领悟或启示。

抗战时期欧阳予倩在桂林的戏剧改革活动

抗战时期,欧阳予倩是桂林最为活跃的戏剧家,也是国统区戏剧救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他强调戏剧改革的重要性,积极培养戏剧人才,整理传统剧目,创编新剧,改进排练和表演方法,开创了桂林文化救亡的新局面。桂林的戏剧改革推动了抗战文化的发展,具有全国性意义,在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日本歌舞伎与欧阳予倩戏剧

本文作者通过对日本歌舞伎与欧阳予倩戏剧的比较分析,认为,歌舞伎的“间”、“隈取”、“点”、“歌舞分开”的特点与欧阳予倩戏剧有异曲同工之妙。欧阳予倩的戏剧现、戏剧创作、戏剧改革意识均与他观照歌舞伎相关,所以,学习欣赏欧阳予倩戏剧,应该掌握日本歌舞伎的特色。

欧阳予倩编创《桃花扇》演出与接受论析

欧阳予倩对《桃花扇》情有独钟,曾先后将其改编为京剧、桂剧和话剧,并成为二十世纪除原剧外影响最大的《桃花扇》故事文艺作品。京剧《桃花扇》首演于上海更新舞台,后又由北平艺术馆等多次上演。桂剧《桃花扇》是他开展的桂剧改革实践的成果和范式之一。话剧《桃花扇》首演于台湾,欧阳予倩后来又做了多次修改,而在情节上存在一些疏漏。

欧阳予倩对中国传统戏曲的认识历程探析

欧阳予倩是我国话剧艺术的先行者和传统戏曲改革的先驱之一,他在长期的戏剧探索中,形成了对中国传统戏曲的独到认识。这一认识经历了一个由否定到肯定的历史发展过程。1918年,欧阳予倩在《予之戏剧改良观》中以西方戏剧为参照系,完全否定中国戏曲。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戏剧实践的深入,欧阳予倩才将视野转向传统戏曲,并以肯定的态度来看待戏曲,逐渐形成科学的戏曲观。

旧剧革新的多重可能性——欧阳予倩话剧本《桃花扇》的前世今生

欧阳予倩在1946年改编话剧《桃花扇》之前,已经分别编导了1934年电影《新桃花扇》、1937年京剧《桃花扇》和1939年桂剧《桃花扇》,这些形式的改编都为话剧本创作奠定了基础,从情节的增删、场景的设置、人物角色的安排以及其他艺术技巧上为话剧本提供了借鉴和参照。而联系每个改编本的历史背景,又可反映欧阳予倩如何顺时而动地进行艺术工作,同时也可作为典例以证明旧剧革新的多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