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欧阳修诏令变革复古的四重维度

作为北宋仁宗朝引领文坛风尚的名臣硕儒,欧阳修以缙绅雅望的文学成就和尊崇清贵的政治地位,独步文坛,激扬士气,矫正文风,倡导并引领一代文学之变革;与之相应,其任“两制”词官期间的诏令文章也从古雅简重的典事、层进转合的章法、省净散化的语言和情理相参的议论四个维度有力回应其所倡导的复古及“以文体为四六”的变革主张。

论欧阳修词雅化的审美倾向

欧阳修的词风格多样,具有雅化特点,体现了士大夫的学识修养与情怀。欧阳修遵循花间词所具备的柔婉音乐旋律,摒弃了词过于俗艳的特点,在词中注入士大夫的雅正情怀,呈现出魏晋士人高逸闲雅的精神特质。欧阳修使用以理节情、以诗为词等艺术方法对词进行雅化,使得词的发展迈上新台阶。虽然欧阳修的词风格多样,但大多数文人更加倾向于接受欧阳修词“雅正”的审美倾向,这与欧阳修儒雅高洁的人格魅力密不可分,也与文人本身崇尚雅正风流的传统文化心理息息相关。

论宋型文化视域下欧阳修《采桑子》的闲适意趣

在宋型文化的影响下,宋词更加注重诗人内心情感的表达。欧阳修以个人的学识修养、审美品位与复杂的人生经历,借助词的抒情属性在《采桑子》组词中以颍州西湖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为观照对象,在词作中建构了深婉的词学意境,表达了闲适的生活意趣,寄寓了对颍州西湖秀丽山水风景的眷恋之情以及流连光景的闲适情怀,呈现出对传统意识的超越与人生意义的追寻等特点。同时,欧阳修词的创作又促进了宋型文化的发展,使宋型文化更加具有兼容并蓄、雅俗互通的文化特质,对宋代及后世文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歐陽脩與佛道關係新論

歐陽脩身後,關於他本人的最終信仰,後人往往各據所聞,大抵不歸於佛,則歸於道。這些長期流傳的佚聞傳説,與歐陽脩著作中一貫排抑佛老的態度形成鮮明對比。其中最具代表者,當屬葉夢得“臨終讀《華嚴》”“嵩山觀蘚文”及釋子“敬明教(契嵩)服圓通(居訥)”之説。然葉氏所記無非影響之談,而敬服之事,也全係後世僧徒添油加醋而成,皆真僞錯雜,難以徵信。此外尚有不少零碎傳聞,多漏洞百出,不足爲憑。至於歐陽脩手訂《居士集》中保存的那些爲僧道而作的詩文,其意或在因勢利導,勸人還俗;或在托物言志,思閑思歸;與其筆下作爲隱喻的仙翁、仙宫之語一樣,都不能視爲個人信仰的確證。逐一清理相關傳聞,可見普遍存在的叙述模式及其背後被有意無意誤讀的歷史依據。從現存史料,特别是代表歐陽脩晚年信仰立場的《居士集》與《集古録跋尾》等書來看,歐陽脩終其一生都未曾真正親近過佛道兩教,實爲一位頗具理性主義精神的儒者。

文学地理学视域下欧阳修茶诗创作研究

欧阳修既生活于茶文化发展的高峰期宋代,又是独步天下的文学泰斗。他既长于文学,又精于茶事,以其茶诗为研究对象,具有典型意义。从文学地理学视域下审视欧阳修茶诗创作,探究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文学创造空间对茶诗创作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梳理茶文学发展历史,为茶文化研究开辟新的视角。

宗师与兵学:社会圈层视野下的欧阳修与《孙子兵法》

三个社会圈层波及一代宗师欧阳修与《孙子兵法》之间的互动:一是他与梅尧臣密切交往的“朋友圈层”;二是他置身于史学、文学和军政事务的“术业圈层”;三是他介入了高丽与北宋关于孙子兵学问题交流的“外交圈层”。此三个圈层使欧阳修与《孙子兵法》发生了密切联系,产生了不同效应。“朋友圈层”使欧阳修学习《孙子兵法》增加了外在动力;“术业圈层”使他格外关注孙武的家世与注重应用孙子兵学于军政问题;“外交圈层”使他对孙子兵学的认知得到进一步提升。总之,欧阳修既是《孙子兵法》的喜好者,也是兵家孙武身世的关注者,还是孙子兵学奥义的探索者。欧阳修与《孙子兵法》发生互动的三个社会圈层,呈现出孙子兵学传播与应用的多姿多彩,诠释了欧阳修担任北宋高级武官的隐微之处。

欧阳修七古叙事诗的“情韵”生成——风物、时空与结构呈现

欧阳修的部分七古叙事诗,方东树《昭昧詹言》冠以“情韵”之评,在之前的欧诗接受史中并未出现类似表述。分析方氏所举范例,欧诗“情韵”的生成路径可分三类:第一,依托沉浸式的风物描写,塑造叙事幻境,以双向对峙结构来暗示情感重心,读者通过对相关文本的比勘阅读,收获打破叙事幻境的悠扬余味;第二,以具有象征性的风物为隐喻,取资唐代诗学资源与诗人现实经历,在叙事结构中融摄多层叙事时空,并在风格上形成唐韵和宋韵的碰撞;第三,以风物为叙事线索,形成前后勾连、反复跳跃的叙事时空,配合以嵌套的叙事结构。通过欧诗的演绎,宋诗“情韵”范畴在唐诗意蕴“深厚”之外,又添“深曲”之意。欧诗情韵的曲折幽远依托于有意义的结构,而意义的阐释亦即诗人“精神场域”的发掘,则依赖于诗人自洽性的文本场域,这是宋诗“情韵”生成的独特条件。

欧阳修《泷冈阡表》碑传说的流传演变与文化阐释

欧阳修《泷冈阡表》碑传说的故事重心自南宋以来经历了志异、褒文、旌孝三个阶段的流传演变,逐渐形成了欧阳修送碑、龙王借碑、鲁直檄龙、灵龟托碑、朱圈碑文等动人情节。情节呈现出不断传奇化、具体化、世俗化、伦理化的趋势和特点。碑石、碑文、作者以及孝的伦理价值观念共同构成了该传说的物质内核与精神内核。该传说主要流传于江西中部吉安市及江西北部鄱阳湖一带。其经久不绝、流传至今的主要原因是《泷冈阡表》文中“至孝”的观念警动人心,感天动地,贴合了民众的价值追求。《泷冈阡表》碑传说的传播在今天仍有一定的社会价值,由“亲亲”而“仁民”而“爱物”,这一“孝”的扩大过程对建设“和谐家庭”乃至“和谐社会”都有积极意义。

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穷而后工”意涵再探

“穷而后工”作为古典诗学中的重要命题,学界对其理论文脉、思想渊源、学理依据、关联命题、后世接受、域外影响、作家个案等方面皆不乏析论,然却未及细致梳理《梅圣俞诗集序》文本的历史语境和该命题的原初意涵。从语义分析和知人论世的角度重新观照此命题,可掘发出其中潜隐的丰富内蕴。“穷”不仅关涉物质境遇,更指向政治仕途,其语义指涉的变化与欧梅二人的政治身份密切相关;“工”不仅指诗歌的技艺之高、言辞之好,更指思想意旨的风雅之正。梅尧臣“穷且工”形象的建构,不仅与其自身的诗歌书写有关,亦有赖欧阳修的一再置评。

论欧阳修文艺美学“意”范畴的内涵

欧阳修是宋代“尚意”美学的先驱,其所尚之“意”是在与“文”“利”“法”“形”的对比之中凸显其美学内涵的。在文艺本体层面,“意”与“文”相对,指向儒家“载道”之“意”;在创作心态层面,“意”与“利”相对,以“自适”为审美指归;在创作技法层面,“率意”与“法”相对,以“得于自然”为高;在审美鉴赏层面,“意”与“形”相对,包含创作者之“意”和物象之“神”。“意”是欧阳修进行文艺创作和审美鉴赏的重要标准,也是其连接各门类文艺理论的钥匙。

欧阳修颍州诗词在白酒包装设计中的应用探索——以金种子酒包装为例

欧阳修颍州诗词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是阜阳地域文化的历史名片,此次研究为探析欧阳修颍州诗词文化在金种子白酒包装中的设计和创新应用。从金种子白酒包装的现状问题和欧阳修诗词文化价值入手,将欧阳修颍州诗词文化的情感色彩、意象符号和造型创新应用于白酒包装设计,打造一系列欧阳修颍州诗词文化白酒包装。欧阳修颍州诗词蕴含了丰富多样的颍州文化符号,通过诗词意象符号的运用,体现出地方性酒业包装的文化性,从而实现金种子品牌包装的创新突破,传播阜阳颍州的历史文化价值。

欧阳修散文的艺术风格与实践形式

就古代散文创作而言,欧阳修可谓开创了一代文风。探讨和研究欧阳修的散文创作理论和散文创作实践,有助于清晰地梳理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脉络,也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宋代诗文创新的理论动力。具体来看,欧阳修的散文创作主要体现为:关注时政,主张“致用”;注重审美,“六一风神”;革新理论,积极践行;等等。这些方面对中国古代散文造成了深刻而深远的影响。

差异性与时代性:欧阳修律赋的用韵及其他

欧阳修一直以古文大家的身份为人所知,他的律赋创作无形之中被遮蔽了。实际上,欧阳修早年曾以律赋擅名场屋。欧阳修现存律赋11篇,在宋代文人中,其律赋传世数量属于较多的。这11篇律赋中,有4篇试赋,7篇私试赋。通过分析欧阳修律赋的用韵状况,可发现其私试赋存在诸多声律问题,如“不押官韵”“初入韵用隔句对,第二句无韵”“仄韵第三句末用平声”等,而其试赋在声律方面却几近完美,无可挑剔。欧阳修试赋与私试赋的差异,反映了宋代士人在科场内外抱有不太一致的写作态度,他们在试赋写作中更为小心谨慎。

欧阳修诗歌“物趣”探析

中国古典诗歌从《诗经》起多状“物”。与“物”相关的诗歌类别包括山水诗、田园诗或文人诗、隐逸诗等,又随着文明发展演进,宋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成就为文学拓宽了很大广度,融入琴棋书画、金石器具等“物”文化的内容。欧阳修喜爱金石,以“以我观物”“以物观物”的不同视角,融情入“物”,欧诗带有宋时文人独特的物之趣味。

欧阳修“萧条淡泊”绘画美学思想研究

欧阳修没有系统的绘画理论方面的著作,但散落在他的散文诗词中对于画作的品评和对于绘画的见解,蕴藏着他独特的绘画美学思想。欧阳修的绘画美学思想可以用“萧条淡泊”来概括,包含着欧阳修对绘画题材、境界、品格等方面的独特思考。欧阳修的“萧条淡泊”绘画美学思想,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禅宗及老庄思想的深刻影响,与宋以前的文学思想密切相关。欧阳修“萧条淡泊”绘画美学思想在宋代及之后的文人画中皆有体现,倪瓒之逸、文征明之雅、徐渭之野,实际上都是对“萧条淡泊”进一步的演绎。以欧阳修“萧条淡泊”绘画美学思想来观照当下中国绘画艺术,可以窥见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也能对思考绘画艺术的发展方向提供启示。

论欧阳修《朋党论》的理论渊源与现实背景

“朋党”之说贯穿整个中国古代帝制时代,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大背景下,“朋党”之说总是与历朝历代的朝堂党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宋代朋党之争尤为盛行,欧阳修的《朋党论》就是在宋仁宗朝的朋党之争政治背景下产生的,本文通过对欧阳修《朋党论》的理论渊源及理论局限的研讨,以及对从景佑党争到庆历党争的现实背景的梳理,深入探析了以范仲淹、欧阳修等为代表的改革派政治集团在仁宗朝的党争行为。欧阳修的《朋党论》对于研究宋代党争和士大夫政治品格,以及中国古代儒学史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欧阳修客者形象的流变及其思想意蕴

欧阳修作为北宋文坛领袖,屡遭贬谪,颠沛流离间常以“客者”自喻。以欧阳修诗中的“客者”形象为切入点,联系诗人心境并结合身世经历,发掘欧阳修诗中不同阶段的形象特征,从时间维度、空间维度阐发欧阳修“孤客”“迁客”与“行客”三个自我形象的流变。进而解析欧阳修的三种客者形象所发挥的自我疏解作用,并探寻诗人由理想向现实折衷的心理发展过程。

庆历党争与欧阳修《朋党论》之关联探析

北宋庆历四年,范仲淹等士大夫对新政的持续推行触发了新旧两党的激烈党争。这次党争有着深刻的起源和鲜明的特征。在庆历党争的关键时刻,欧阳修通过对历史上数次党争的反思,写成《朋党论》一文并上奏宋仁宗,提出对朋党问题的理论认识。

欧阳修诗文中的美食

馒头角黍宋朝小麦跻身主要粮食之列,当时的面食店创制出许多花样面食。馒头虽起源于三国时代,但直到北宋初年,才成为人们的主食,馒头市场也从这时才活跃起来。《欧阳修集》一二九《笔说·世人作肥字说》:“世之人有喜作肥字者,正如厚皮馒头,食之未必不佳,而视其为状,已可知其俗物。”

欧阳修、梅尧臣、谢绛三人交谊考述

欧阳修、梅尧臣、谢绛三人的关系兼具亲戚、朋友、僚属三重意义。他们的交往可以分为以洛阳为核心的建交与巩固时期(1033年及以前)、以通信为主调的分离与流落时期(1034—1038年)和清风镇再会(1039年)三段。其中,洛阳时期最为他们所珍视和怀念。此后无论是分离还是重聚,洛阳回忆都是他们交往的重要主题。宝元二年(1039年)的清风镇再会是三人最后的共同回忆,也是对洛阳旧事的重演,寄托着他们始终如一(“交情宛如旧”)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