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执法过程中的裁量正义

行政执法正义攸关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法治的信心。裁量权基准乃执法正义之基础,基准正义系裁量正义之前提。基于基准正义,行政执法裁量权基准应当衍生于法律、衍生于个案需要、衍生于实践经验的归纳与总结。裁量过程融惯于执法过程,过程正义乃裁量正义的呈现方式。所谓裁量正义不在别处,就在主体间性之中;正是在主体间性模式中,执法裁量过程成其为有效沟通、关怀输送、共识达成的过程。如果说主体间性是裁量正义的内生力量,那么基准规制和司法审查就是裁量正义的保障机制。而导向规制正义的基准规制内在地需要具备实践性、透明性、交互性之秉性;达成矫正正义的司法审查则须保持能动性、审慎性、适度性之品格。

基于环境正义的城市空间治理研究和实践进展

基于环境正义的城市空间治理研究与实践已成为国内外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关注热点话题。文章在界定环境正义与城市空间治理概念的前提下,构建基于环境正义的城市空间治理内涵和认知框架,并利用CiteSpace软件分析基于环境正义的城市治理研究的主题特征和变化情况。针对既有的城市环境不公正问题,文章构建了基于环境正义的城市空间治理内涵框架,从认知正义、程序正义与分布正义3个层面分析环境正义问题,并从治理目标和路径两个方面分别讨论城市空间治理如何迈向环境正义,以期为新时期我国开展以公平正义为目标的高水平城市空间治理提供借鉴。

分配·承认·能力:职业教育高考制度正义的多维审视

职业教育高考制度正义是揭示其作为一项“好制度”的根本所在,旨在彰显职业教育类型化变革和职业教育人才选拔的时代精神。职业教育高考制度正义指高等职业院校入学招生考试制度的正义属性,既包含职业教育高考制度中的正义追求,也包含职业教育高考制度内容的正义以及制度执行手段的正义,还包含职业教育高考制度所形成的高考文化、高考风俗、高考习惯以及高考心理、高考舆论等制度亚文化的正义性。职业教育高考制度正义还是多元化、层次化的复合正义,具体包含优质教育资源的分配正义、教育主体地位的承认正义、个体自由发展的能力正义。是故,职业教育高考制度在制定与执行中需要强调权利的平等、机会的公平、民主的平等,以教育考试制度的正义性变革实现人的自由发展。

正义范式的超越:从黑格尔到马克思

现代正义理论奠基于权利正义的框架之内,独立个体就是这种正义范式的理论预设。黑格尔从财产权批判的理论进路,指认个体正义范式不过是市民社会正义观念的自我表述,马克思破除了按要素分配原则的正义幻象,澄清了市民社会正义意识形态所遮蔽的产权私有本质。黑格尔认为国家正义范式能够“超越”市民社会的利益纠葛,而马克思强调,基于市民社会的“伦理共同体”依然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根本无法达成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真正“和解”。马克思依托“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形态,勾勒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正义图景,真正开启了一种能够促成个体互惠合作的共同体正义范式,从而为我国开启的共同富裕道路提供了学理支撑。

教学空间正义:概念、特征与表现形式

教学空间作为开展各项教学活动的主阵地,包含多元的正义诉求。教学空间正义是指学校教育中的课堂教学空间正义,即以正义为基本视角,按照民主、公平、公正的原则,保障师生在教学空间资源的生产与分配、尊严与价值获得承认和具身体验等方面的基本权益,使教学空间满足并服务于不同教学主体的需要,从而促进学生自由而充分的全面发展。其呈现出教育性、差异性和体验性等特征。将教学空间正义划分为教学空间分配正义、教学空间承认正义和教学空间体验正义三种表现形式。其中,教学空间分配正义是以合理优化教学资源配置为目标,以集中对教育善的物品的分配为主要内容;教学空间承认正义是以人的尊严的实现为目标,由爱、法权和团结构成其承认内容;教学空间体验正义是以走向积极的正义实践为目标,以情境创设和实践参与、情意内发与价值体认为主要内容。

马克思的劳动正义观探赜——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本解读

马克思在批判资本正义的基础上,确立了劳动正义,实现了正义理论的变革。马克思劳动正义观的“靶心”是劳动异化,劳动异化使得劳动由一种自由自觉的内在活动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和手段,劳动者失去尊严。批判劳动异化是为了实现劳动解放,而消除劳动异化的根本途径是共产主义运动。通过共产主义运动进行劳动解放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让人成为“总体的人”。马克思劳动正义观的时代启示是:必须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必须坚持勤劳致富的价值导向,积极推进大中小学劳动教育,必须坚持绿色发展。

仁爱正义论:情感正义论的儒家版本——儒家情感伦理学再讨论

中西方都有正义论的传统,而且其中都有作为情感伦理学的情感正义论的传统,但两者存在着重大的区别。作为“生活儒学”的次级理论,儒家的基础伦理学——“中国正义论”本质上也是一种情感正义论,但其核心并非泛泛的“情感”,而是特定的“仁爱”情感,因此可以称之为“仁爱正义论”,这就是情感正义论的儒家版本。该理论以“仁爱”情感来阐明所有社会正义问题,其要领是区分“仁爱”情感的两个维度,即“差等之爱”与“一体之仁”(“博爱”):作为正义问题的触发点的利益冲突,正是仁爱之中的差等之爱的结果;而解决利益冲突问题的情感路径,则正是仁爱之中的超越差等之爱的博爱情感。从差等之爱向一体之仁的情感跃迁,其情感机制是推己及人的情感“推扩”:首先是在“情理之思”中形成“良知”即作为道德情感的正义感(“知”“是非之心”)。然后是由正义感的理性化而形成作为情感理性的正义原则(“义”),即源于博爱“情感”的正当性原则和源于生活“情实”的适宜性原则。最终形成“礼乐”文化,即根据正义原则,运用工具理性(“智”)来建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礼”);同时以艺术形式(“乐”)来消除制度规范的人际角色“别异”所造成的情感疏离,形成社会群体的情感“和同”即社会和谐。

比较视野下的正义观念

正义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观念。合作、应得、需求和平等是当代正义观念的一些关键元素。而儒家的正义观念强调的仁、义和礼围绕民本的政府构建了独特的正义理论。当代正义观念的研究面临着价值的一元论、多元论和相对主义的争锋。同时,一种合理的正义观念需要识别出正义感的时代性和经验性。而建立在正义感基础之上的这种正义观念并不是相对主义的,而是多元主义的。与这个时代的正义感相冲突的价值不应该被纳入相应的价值序列中。在多元论的语境中,当代正义感要求承诺平等与权利等核心的价值。因为当代正义感的时代性和经验性,所以儒家正义论中的仁爱、义和优良政府等观念需要兼容这些核心的价值。

新质生产力的劳动正义审视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经典生产力概念的时代发展,将其置于劳动正义视域下阐释能够挖掘出完整的理论结构和丰富内涵。视域本身的内容是对客体的阐释前提,劳动正义在同自然、工具、主体与资本的四重关系下审视表现为生态正义规约之下的需要正义、技术正义、分配正义与“资本正义”。新质生产力之“新”在劳动正义视域下表现为如下四个方面:新质生产力之“新”在于生态之新,保护“自然生产力”以需要正义进行生态规约;在于科技之新,它是“死的生产力”对“活的生产力”禁锢的纾解;在于主体之新,“主体的生产力”在不同的经济形态中呈现劳动正义的两阶样态;在于运筹之新,“集体力”在扬弃了“资本正义”后获得新的运筹方式。在劳动正义的视角下,要求新质生产力要遵循生态正义、恪守科技伦理,它不仅召唤新质分配标准,并且必须在新发展阶段上继续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要驾驭资本,防止其无序扩张。

从建构正义到自然正义:老子的致治之道

“正义”可以从“恰当的”社会秩序角度予以理解。老子批判了建构性的社会正义观念,对世俗建构的正义原则及其缘由充满忧患意识。老子看到文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冲突和矛盾,认为人们在追求化多样性为一致性、化自然为人为的过程中,使得社会秩序从和谐陷入混乱。老子思想中体现了以自然正义替代建构正义的主张,他呼吁统治者尊重民众自发创造的生活秩序,相信民众的自化、自正,倡导在非建构的自然协调下实现“至治之极”。老子提出,只有统治者不干涉民众的自发生活秩序,以无为、不争、知足的态度治世,顺应非主观意志的自然协调来实现社会和谐,才能实现“由乱达治”。老子思想中所展现的自然正义观未能正视人类文明进步的积极价值,对建构型正义的秩序优化意义有所忽视,但从规约统治者的角度来看,这一观念依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论利阿·依皮“国家—世界主义”的全球正义观

全球正义理论存在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争。争论焦点之一在于平等主义分配原则的适用范围。世界主义者主张把这一原则扩展到全球,民族主义者则认为在全球范围内适用的最多是充足主义的原则。面对这一争论,利阿·依皮试图调和争论双方,使民族主义者也承认全球平等主义分配原则的规范性意义。与此同时,依皮试图阐明国家对于全球正义行动者的规范性意义。因为依皮在国界的任意性、国家的价值等问题上矛盾的观点,她所建构的“国家—世界主义”的全球正义理论并没有开辟出第三条道路。

从国家的道德地位到全球治理改革--论沃尔泽国际正义理论的转向

沃尔泽从国家的道德地位出发,以宽容观为基础,以正义战争观为核心,构建了一种以维护政治共同体的自主为核心的国际正义理论。以贝兹和博格等人为代表的世界主义者从个人出发,建构了各种全球正义理论,这给沃尔泽的国际正义理论带来了不少挑战。沃尔泽后来调整了自己的立场,主张一种基于慈善的援助义务,并倡导一种渐进的全球治理改革。相较而言,世界主义者将个人作为分配正义关注的主体更具有道德说服力,而沃尔泽将政治共同体作为分配正义的背景更具有现实意义,沃尔泽的理论转向并没有改变其保守主义色彩,其对人权似是而非的辩护难以令人满意,不能真正解决“正义鸿沟”问题。

农村公共文化空间治理的行动逻辑、价值依归与优化路向——以公平正义为视角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治国理政的重要遵循,从社会主义正义观的“具在性”考察,农村公共文化空间与城市社区一样都是国家制度功能延伸的前沿场域,农村公共文化空间还是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贴近面和乡村治理的实训场。将公平正义深嵌于农村文化空间治理实践全过程,以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的外显形式坚实党的执政基础,以“文化之治”夯实乡村治理根基,是实现农民文化富足、精神丰润、共同富裕的切实需要,对促进建设德治完备的农村政治空间和安定有序、充满活力的社会环境具有突出意义。

利用话语:“感受公平正义”的二阶塑造机制——基于江歌案的多平台话语分析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重要论述,让挖掘“感知司法正义”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机制成为构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任务。从自下而上的向度出发,以社会公众对司法公平正义感知的内在生成结构为分析主干,对江歌案的公共话语样本编码并进行话语分析研究。归纳出以“话语汲取”为中心的感知司法正义的二阶塑造机制,揭示其基础是以“利用话语”为行动模式的主体间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基于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提出通过“有效宣称”构建“交往理性”这一打通感知司法正义最后一公里的可能路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罗尔斯全球正义观的阐释与比较

在全球正义的适宜主体问题上,罗尔斯全球正义观选定的是“人民”,这一概念过于模糊,其包容性也有限,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立足于民族与国家,就有效避免了这一问题,同时它以“人类”为价值主体又超越了世界主义和社群主义。罗尔斯的全球正义观放弃了分配正义,把组织良好的社会对负担沉重社会的义务界定为援助义务,削弱了义务的强制性;同时,其对贫穷国家的贫穷根源的分析也是片面的,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包含着多维度的分配正义考量。对世界文明多样性并存问题,罗尔斯全球正义观的立场是西方自由主义,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尊重文明的多样性,主张文明和谐论,倡导各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

正义感培育的理论创新与实践理路——评《儿童的正义感及其培育》

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正义感是自由平等的公民自觉遵循正义原则进行行动或评判的欲望和情感倾向,它有助于人们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合作体系。培育公民正义感是学校道德教育的重要任务,有助于学校实现善治的目标,对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意义。笔者在主持2023年度安徽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大学软法治理的逻辑向度与实践进路研究”(项目编号:2023AH051648)的过程中,研读了陕西师范大学胡金木教授所著的《儿童的正义感及其培育》一书,深受启发、受益匪浅。该书对正义观念、社会同情、良善生活、民主参与、互惠有爱等内容的研究.

双重正义视域下高校勤工助学的育人向度与实施策略

基于分配正义的学生资助体系在促进教育公平和实现教育机会均等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面临着资源配置弱化、边际效用递减和权利与义务失衡等困境。将关系正义理论融入新时代学生资助体系,有利于资助育人的模式创新、政策转型和角色转变等。勤工助学作为我国学生资助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蕴含的育人价值尚未被充分重视和发现。从分配正义与关系正义双重视域下探寻高校勤工助学顶层设计、体系构建、创新发展等方面的实施策略,彰显尊重、平等和关怀的资助育人理念。

中国式空间正义:党的实践、主张与经验

正义历经道德评判到辩证唯物主义,然后开启了空间向度。中国共产党人在汲取了马克思恩格斯经典作家空间正义思想、中国共产党人的空间正义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空间正义思想和国外空间正义思想优秀成果基础之上,在四个时期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中国式空间正义。中国式空间正义主张人民群众是空间正义的创造者、空间正义是历史的、多元的、有指向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艰苦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理论结合实际、必须坚持敢于斗争。

论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程序正义问题

目前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屡见不鲜,而由于历史、认识、学术等因素的影响,程序正义的特殊意义和独立价值并未在司法实践中引起重视,对于程序价值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仍为程序工具主义,由此导致的弊端逐渐显露,程序正义问题值得重视。本文通过剖析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及原因,分析程序正义的必要性及意义,最终通过对比三种关于正义价值的学说,提出应当对我国目前的正义价值进行理性重构,使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并重的建议。

追寻教师美德:论教师正义的四重维度及实践理路

正义是教师道德生活的基本取向,分配正义、承认正义、关系正义、能力正义构成了教师正义的四重维度。完整的教师正义意味着,要关注受教育者群体在资源与权利方面的公平分配;与受教育者在个体与社会层面实现一种非歧视非压迫的交往,民主平等地承认他人尊严;有意识地帮助和促进每个受教育者发挥自己的潜能,营造自由的成长环境。教师正义的实践应坚持多元复合的基本原则,在对多重正义维度进行批判、互补的同时,着眼于实际教育生活中的非正义事件,牢记始终不变的育人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