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德性法律论证理论的程序正义标准

从广义的法律论证理论角度看,西方学界主要从德性伦理学理论和人文主义两条路径来解决法律决策的程序正义标准问题,但前者不能满足法律论证程序标准的公共性要求,而后者能够确立但不能证立法律论证的程序正义标准。通过变造现有德性伦理学理论而得到的德性法律论证理论认为“事实—价值—共同善”是价值选择行为的结构,人类繁荣是法律论证的最高依据,而人类繁荣有其必要条件和客观要求。德性法律论证理论致力于克服人文主义和现有德性伦理理论的逻辑困难和公共性问题,能够确立并证立法律论证的程序正义标准。因此,可以依据德性法律论证理论的基本立场,尝试建构起法律论证的程序正义标准。

“纯粹接受方导向”的正义标准与罗尔斯正义原则的选择——评涛慕思·博格对正义标准问题的分析

涛慕思·博格将"纯粹接受方导向"视为罗尔斯在原初状态中所持有的正义标准,认为罗尔斯正是依照这一标准在原初状态中的诸种正义观念候选项中最终选择了两个正义原则。这一正义标准包含了几个基本要素,即结果论的纯粹个人主义、匿名条件及罗尔斯对"利益"概念的特殊界定等。将其应用和对照于罗尔斯对正义原则的筛选依据和主要过程,可以发现两者是基本契合的,但在某些具体环节上仍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因而,这一正义标准的概括遭到了来自其他理论立场的多种批判。而仅从罗尔斯正义理论自身的论证逻辑来看,博格所谓的"纯粹接受方导向"的正义标准也难以证明其合理性。

论自然法与实证法的分与合——从正义标准、法律效力及法律适用的角度展开

自然法与实证法在正义标准问题上自始有着较大的分歧,进而在法律效力以及法律适用上均有不同的观点。两者虽有差异,但却紧密关联,共同构成了法秩序的内在以及外在方面,可谓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现实人类的利益是规避和消解不义的正义标准

社会生活中有许多不义,不义是人类特有的现象,不要企望根除不义,人们企图根除不义的努力曾导致了更多的灾难和不义。规避和消解不义的正义方式是它们必须符合现实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正义要求向前看,原谅和宽恕有时是更好的方式,更符合受害者和整个社会的利益。处理不义的措施不能导致新的不义,不能带给受害者新的痛苦,更不能使不义在更大范围上泛滥。

浅析诉讼程序的正义标准

本文以区别于其他学者的角度从诉讼程序的公平性、当事人的充分参与性和对尊严的充分尊重性三方面对诉讼程序的正义标准进行粗浅分析 ,从而提出公平、参与。

基于正义标准复杂性范式分析的人工智能时代法律构建

化解人工智能所产生的副作用要求在正义价值的指引下进行相应的法律制度安排,从而可以从正义标准复杂性范式进路对此进行分析。正义标准复杂性范式认为法律制度是由基本权利分配法、市场经济促进法、社会制度矫正法所组成的链环式系统。人工智能时代要求以实现发展权为宗旨,改变既定基本权利分配法的基本结构,在《宪法》第33条第3款增加发展权的内容。相应地,市场经济促进法按照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原则予以建构,社会制度矫正法通过税收、财政、社会保险等手段矫正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收入差别过大问题。

法律论证的共荣性正义标准探究

正义可区分为共荣性正义和优先性正义。但是,对于正义标准应该是什么的问题,迄今仍然没能得到解决。本文仅探究共荣性正义标准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目前主要有两条路径。其一是以人性为依据的理论路径。但是,以何种人性为依据,人们充满争议,而且合乎人性的未必是正确的,这使得这一理论路径难以实现其目的。其二是德性伦理理论路径。但是,它们以之为依据的善或善人,要么是不具有公共的正当性,要么是没有被清楚的界定,因而不能满足法律论证的要求。基于此,依据共同善特别是人类的繁荣,德性法律论证理论建立起了立法和司法论证的共荣性正义标准,并以此为基础,对泸州情妇遗嘱案进行了评析。

制度建设的特征、规律及评价标准

当代中国三十多年的制度改革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也解放了人、发展了人,但同时也凸现了一些社会矛盾。改革的探索中我们已经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现在应该由制度改革向制度建设转变。制度建设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的改革。相对于制度改革,制度建设有自身不同的特征,有自身演变的规律。用生产力标准、社会正义标准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标准对制度建设成效进行评判和检视是保证制度建设不断推进的重要环节。

程序正义在刑事诉讼效率中的意义

本文认为，在当代，刑事诉讼效率与程序正义现念的引入都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是在目前的中国，首先要通过程序正义实现诉讼效率，因为程序正义中包含着活力和效率，并详细探计了程序正义的各方面对诉讼效率的积极影响。

罗尔斯正义理论中的人性观:政治的还是形而上学的

《正义论》出版之后,罗尔斯面临的一条重要批评是,他对两条正义原则的推导是建立在康德道德哲学基础上的,接受这两条正义原则也必须接受康德的道德哲学观,尤其是康德的人性理论。因此,他的早期正义理论失败于公共证成这一环节。后期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修改了早期的论证手法,声称自己使用的是一个公民理念,它是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因此可以在公共论坛上获得一个广泛的重叠共识。罗尔斯的后期观点招来一些批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依然使用了康德的人性理论,他的自由主义依然是广包的(comprehensive),而不是自由站立的(freestanding)。本文将对这一点重要的批评进行考察,同时展示罗尔斯的论证逻辑以及罗尔斯前后期理论的转变内因及得失之处。

正义是法律的生命——关于废止《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七条的建议

被马克思誉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他在《政治学》里提出了一个关乎法治的著名论断：“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99页）这里的良法首先要符合实质正义的标准，其次要合乎程序的正当性。正义是法律整体追求的价值目标，法律只有服从于正当性时，人们才会相信法律与正义的统一，才会树立对法律权威的普遍信仰。如果制定的法律本身违背了这一原则，偏离了正义的方向而形成恶法，其结果不仅仅是损害公民的权利，更严重的是破坏人们对法律权威的信仰。这就要求我们的立法在原理、原则上必须坚持法律对正义的追求，服从于正当性概念的评论和主导，并在最低限度上坚信整个法制与正义的统一性，借助于一定的制度安排和程序设计，制定出合乎正义标准的法律。正义是法律的生命，一旦丧失了正义原则，法律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理由。

论马克思市场交易的正义性及其现实意义

马克思认为 :判断市场交易正义性的标准在于市场交易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坚持市场交易的正义性 ,必须遵循自愿、平等、互惠的交易原则。文章分析了市场交易的内容及其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表现 ,指出市场交易的正义性对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交易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法理学视野中的程序正义

论述在法理学视野中,正义是人们追求的崇高理想,它包括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而程序正义就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和过程。认为理解程序正义必须认识程序、法律程序及其特征;程序正义的内涵与三种分类;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关系,即程序正义决定实体正义、程序正义相当于实体正义、实体正义决定程序正义;程序的正义性标准就在于是否体现其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

美国正义战争观下的对伊拉克战争非正义性的分析

文章试图从美国一贯奉行的战争伦理观——"正义原则"的角度,确认正义战争的基本标准和构成要件,重新考察美伊战争的"正当理由"、整个过程及最终结果,进而对战争的非正义性进行全面分析,论证美国现实战争的非正义性与美国正义战争观背道而驰,提出战争伦理应承担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历史使命的观点。

再审民商事案件改判标准研究

再审程序是一种特殊的救济程序,具有事后性和补救性。再审程序事关判决的确定力、既判力,影响法律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地位,事关重大。统一再审改判标准可以使上下级法院判决标准一致,当事人的预期下降,会降低再审上诉率和信访率,有效的减少法院的工作量,减少当事人的诉累。

革命现代性与中国左翼文学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个现代性目标和阶级性路径相统一的历史过程。革命现代性作为它的政治表达,确立了无产阶级的正义标准。左翼据此向文学提出了革命功利性的要求,在规范了革命文学的同时,也得到了绝大多数革命作家基于无产阶级正义的广泛支持和拥护,推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左翼文学运动。经历了一段历史曲折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正义"的边界有力扩张,包容了丰富的时代内容。这使历史上的左翼文学用来处理文学与政治、文学与人性等关系的原则在一些方面不再适合新时代要求。对左翼文学的评价必须坚持历史与审美相统一的原则,从革命现代性的历史演进的角度,用艺术与政治相统一的观点,去探讨它的经验教训。

制度功利主义:一个批判性的考察

根据一种实践的规则观,功利原则不能用于辩护特定制度之下的具体行动。将功利原则直接应用于制度本身,提供了一种看起来更为合理的功利主义版本,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免于批判性的考察。制度功利主义有两幅面孔,一种是制度选择的决策程序,另一种是评价制度是否正义的标准。相应地,它有两种证明方式,分别是诉诸个人理性选择的类比和诉诸道德平等的论证。通过梳理罗尔斯和金里卡等人的讨论,可以看出这两种证明都存在问题。

试论中国司法信息化的演进及其技术路径

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包含政治、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正在经历深远变革,尤其当跨界、链接、共融已成为贯穿各行各业从功能到场景、从应用到体验的重要主题之际,司法的规则形态与运作过程也在技术赋能下完成了差序格局的重塑。在“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互联网+司法体制改革”“智慧法院建设”的顶层驱动下,司法信息化不是新型信息技术与传统司法活动的简单叠加,而是法院体系的一次重大的“自我革命”,其核心内涵在于将当下技术创新成果作为助推司法改革的工具性路径,将之与审判、执行以及包括司法人事、司法行政在内的流程管理等具体业务作有机耦合,进而实现“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推进司法的信息化、智慧化,建立以司法大数据为基础的信息共享、开放平台,并据此打造可提供裁判指引、统一法律适用的全流程智能司法应用体系,这既是中国法院体系在构建“法治中国”、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进程中最重要的技术侧支持,也代表着显著提升司法能力、实现司法为民和公平正义终极目标的未来想象。

警察武力之善法良治——论警察武力法的正义价值标准

警察武力法的正义价值标准由标示正义价值方向的基本理念和标示正义价值尺度的基本原则两项基本要件分级承担并贯彻。中国警察武力法有:社会正义与法律正义有机统一、保权与控权有机统一和价值、规范、事实有机统一三个居位"法上之法"的基本理念和危害行为与武力行为法定、危害行为与武力行为相当、武力行为克减和多样化和正当程序四个居位"法上之法"的基本原则。上述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对系统理解、把握中国警察使用武力的基本原则和构成要件、各种规范的内在关连性,以及构思未来的、"应然"的中国警察武力立法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法律正义的理念探微——旨在追求

人类社会追求的终极价值观念,不得不说,正义是这一观念永恒的途径。她至始至终是一模糊的概念,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她是从古至今几乎所有的哲学家、思想家不可避免也努力追寻探讨并想以一己之身去贯彻的一个信仰。正义对于促进社会的稳定以及和谐及其重要,即贯彻什么样的正义,其价值观念的解释各个时期各个派别都有分别定义,希冀影响当代及以后的人类社会。但是,正义问题从来也没有得到解决,甚至更加严重。随着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多关于正义问题的讨论——标准及供给方式,都不再具有合理性。法律正义,法律是否能够代表正义?能!但是,她仅能在大多数场合代表正义,对一切行为是否合乎正义的判断,这一行为判断就成了我们对正义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