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爱正义论:情感正义论的儒家版本——儒家情感伦理学再讨论

中西方都有正义论的传统,而且其中都有作为情感伦理学的情感正义论的传统,但两者存在着重大的区别。作为“生活儒学”的次级理论,儒家的基础伦理学——“中国正义论”本质上也是一种情感正义论,但其核心并非泛泛的“情感”,而是特定的“仁爱”情感,因此可以称之为“仁爱正义论”,这就是情感正义论的儒家版本。该理论以“仁爱”情感来阐明所有社会正义问题,其要领是区分“仁爱”情感的两个维度,即“差等之爱”与“一体之仁”(“博爱”):作为正义问题的触发点的利益冲突,正是仁爱之中的差等之爱的结果;而解决利益冲突问题的情感路径,则正是仁爱之中的超越差等之爱的博爱情感。从差等之爱向一体之仁的情感跃迁,其情感机制是推己及人的情感“推扩”:首先是在“情理之思”中形成“良知”即作为道德情感的正义感(“知”“是非之心”)。然后是由正义感的理性化而形成作为情感理性的正义原则(“义”),即源于博爱“情感”的正当性原则和源于生活“情实”的适宜性原则。最终形成“礼乐”文化,即根据正义原则,运用工具理性(“智”)来建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礼”);同时以艺术形式(“乐”)来消除制度规范的人际角色“别异”所造成的情感疏离,形成社会群体的情感“和同”即社会和谐。

从罗尔斯到赫费:正义论证的范式转换

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标志着正义理论在当代政治正义性讨论中的回归,也引起了西方政治哲学界的持续争论。德国政治哲学家赫费对罗尔斯正义理论及其论证方法的讨论与批评值得关注与重视。他通过正义论证范式的转换,发展了当代正义理论。这主要表现在,他从罗尔斯对经验的规范的正义讨论转换到对导致法和国家伦理学消失原因的批判,从语义学上讨论了政治正义性的根据,论证了政治正义性的界限与内涵;从罗尔斯的分配性正义转换到交换性正义,论证了从基础哲学层次讨论政治正义性问题,就是要用交换性正义来取代分配性正义。本文围绕上述问题展开了较详细的论述。

《理想国》中政治哲学的正义论谱系演变

柏拉图试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一种一以贯之的全面正义论,但现代哲学研究表明其努力并不成功,其最少有二重或以上的正义维度。当代的正义论探讨在各种层面上发展了这种理论,罗尔斯与波普尔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试图在实践上回避理念正义,而宣扬一种多元主义的实践态度;布鲁姆则试图复苏自柏拉图以来的一元论哲学,以引领人们走出现代洞穴困境。尽管他们的立场迥异,但都不愿意再践行一种绝对的正义态度,正义是不可定义的。《理想国》被作为精神遗产,仍将继续发挥理念的引导作用。

论自由与正义——孔子自由观及其正义论基础

贡斯当关于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的区分,逻辑地蕴含着作为上位概念的普遍“自由”概念,其内涵是:个人的意志行为在正义的社会规范内不受他人干预。按照这个普遍概念,孔子具有自己的自由观念。这种观念不是境界论的自由观,而是人性论的自由观。“个人的意志行为不受他人干预”是这种自由观的主体性维度,即个体主体具有天然的自由意志;“正义的社会规范”(礼)是这种自由观的规范性维度,即它是以孔子的正义论为基础的。这就是说,自由的规范条件来自两条正义原则,即源于博爱精神(仁)的正当性原则和适应于特定时代基本生活方式的适宜性原则(义)。因此,孔子的自由观念具有两个层面:遵守规范是保守性的自由,而重建规范是建设性的自由。

《正义论》中的相关理论对解决高校图书馆资源矛盾的思考

图书馆作为高校的三大支柱之一,应当牢固确立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由于社会分配机制的不完善、不公平,导致高校对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孰轻孰重,产生了偏差。根据《正义论》中的相关理论,如何合理利用高校图书馆的各项资源,协调教师和学生,以及不同学生群体的利益,化解由此产生的矛盾,是高校图书馆人所要思考的重大问题。

西方正义论主题的历史嬗变

西方正义理论发展源远流长,经历了从古代到近代再到现代的发展,其间每个时期由于历史条件的差异,其理论主题也各不相同,大致地说,西方正义论主题所发生的历史嬗变是:以伦理学、价值观为主题的古代正义论,以自由、平等、权利为主题的近代正义论和以社会政策体制为主题的现代正义论。

空间正义论纲:逻辑起点、理论特质及问题视域

空间正义的出场与发展是理论转向和城市化现实推进的结果,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使得正义理论发展与空间的互动日益频繁,另一方面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呼唤新的城市正义理论指导城市的健康发展。空间正义首先源于空间与正义历史性和实践性的双向构建,同时也是对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不正义问题的具体回应。空间与正义是一对无法分离的相关性范畴,空间正义具有历史性、发展性、差异性以及多尺度综合性等理论特质。空间正义的研究既要关注“分配”问题,更要站在城市主体尊严的角度关注“承认”问题,以及研究空间自身的价值性和情境性问题。

论马克思对休谟正义论的超越

正义是人类社会亘古不变的主题,休谟将正义置于人性中讨论,对正义的起源和规则进行了完整的论述,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补救性正义理论。马克思正义论贯彻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批判与继承中实现了对休谟正义论的根本超越。马克思肯定休谟正义论中资源相对贫乏和人性相对自私的论断,但否认资源匮乏与人性弊端的恒在性和正义根源于人性的论断,认为资源匮乏随着生产力发展得以解决,人性也会在历史的演进中被赋予新的内涵,正义则根源于失范社会制度带来的弊端。马克思主义正义论包括低阶和高阶两个阶段,低阶即为与现实社会相符的修正性正义论,高阶即为实现一切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超越性正义论,既包含了休谟正义论的现实性质,也具有面向未来的超越性质。

正义论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与实践应用

课程思政是正义论课程教学改革的一个全新尝试,在进行课程思政设计时,课程组从宏观的课程定位与性质、中观的课程章节体系和微观具体的知识点三个层面出发设计了正义论“面—线—点”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在教学中,课程组在前两轮教学改革之BOPPPS教学法和专题式案例教学基础上,根据课程思政教学设计进行了“架桥”式课程思政融入的尝试,并通过线上和线下两条路径将课程思政应用在教学实践中,形成了本门课程初步的课程思政教学成果。

税收正义论:渊源、流变及启示

税收正义的理论渊源包括税收公平、分配正义和税收法律主义。税收公平是税收正义理论的起源,然而,税收公平的内涵呈现出扩张趋势,税收公平与税收正义的内涵逐渐趋同。国内层面上的税收正义与税收公平的关系不能“移植”到国际层面。在国际层面上,税收正义所关注的是分配正义与政治正义,税收公平可以理解为实体公平和程序公平两部分。我国税制改革应关注税收正义的理念,在国内层面,以“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为原则,通过进一步落实税收法定,完善我国国内税收法制;在国际层面,在推动国际税收规则改革的过程中,应在坚持合作共赢的基础上,通过国际税收领域的多边合作来实现国际税收正义。

沃尔泽多元主义分配正义论的理论超越与现实困境:以罗尔斯正义论为坐标

沃尔泽多元主义分配正义论起源于沃尔泽对罗尔斯正义论的批判,即是在对罗尔斯正义论的正面回应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沃尔泽对罗尔斯正义论的批判主要从抽象的方法论、虚幻的乌托邦、"意义"缺失的分配正义等三个方面展开。相应地,沃尔泽对罗尔斯正义论的超越也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方法论的超越——整体主义本体论和语境主义认识论;二是核心逻辑的超越——社会中的"善"与基于善之"意义"的分配;三是实践意义的超越——复合平等目标与独立自主法则。沃尔泽多元主义分配正义论也存在明显的不足,表现为在分配领域问题上含糊不清、在共享理解问题上难以服众、在控制国家问题上无能为力。

儒家政治哲学复兴的新向度——评黄玉顺“中国正义论”

就正义原则的奠基而言,罗尔斯是通过原初状态下的理性契约来演绎其正义论的两个基本原则,而黄玉顺构建的中国正义论的两个基本原则是由本源的仁爱情感给出的。这是两者的根本差别所在。就正义原则的适用范围而言,前者指向现代社会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而后者涵摄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所有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由于问题域的整全性与理论诉求的普适性,黄玉顺所构建的中国正义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罗尔斯式的政治哲学,而是作为基础伦理学的一般正义论。中国正义论所涵摄的国民政治儒学与罗尔斯的正义论是互济的而非互斥的。

正义与人性——休谟与罗尔斯的正义论的一种比较

休谟和罗尔斯拒斥形而上学,都认为可以从正义的主客观环境导引出正义原则。他们对人性的看法基本相同,这种相同成为理解他们的正义论的重要线索。休谟认为自利是建立正义的原初动机,以同情为基础的道德情感构成人们遵从正义的道德约束力;罗尔斯设想无知之幕中的代表者以追求最大基本善为动力寻求最合理的正义原则,以理性化的道德情感解释正义原则的稳定性。虽然这两种正义论对人性的具体解释存在不一致,但都采用了类似的自利-道德情感的思维框架。实际上,他们都是通过既定客观条件下的人性分析得出规范性的正义原则,简单化地处理影响人性和正义的客观因素,导致了两种正义论的共同的局限性。

陈焕章的分配正义论

分配问题是《孔门理财学》的核心,但其研究价值长期受到该书之纲要“消费和生产”的遮蔽,而为学者所忽视。本文主要展现陈焕章对儒家分配正义观的思考,兼及与西方分配正义学说的比较。一方面陈焕章主张按生产能力分配,并用“禄以代耕”合理解释了不同劳动的价值大小;另一方面又通过“不与民争利”原则限制差等,使其更符合公平正义。陈焕章之所以如此重视儒家的公平分配,是因为要回应工业时代中国何以生产滞后的问题,故而他对西方分配正义学说和经济学方法的使用是一种移花接木、六经注我的形式。

探索与启示——读王海明先生《新正义论: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价值标准体系》

《新正义论》既肯定了罗尔斯《正义论》的贡献,也指出了它存在的非科学性、片面性与“退步性”等缺憾与不足。其主要理论与实践启示在于:原创科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应从基本概念的创新与突破开始;理想国家构建与国家治理优化要以科学优良之国家学理论为指导;创新要紧扣“大节”,把握重点,以科学优良系统的核心价值标准体系为导向系统,始终以科学优良“正义观”为根本价值标准。

罗尔斯《正义论》视角下封闭公司股东压制的救济

封闭公司中控股股东滥用资本多数决原则实施股东压制是公司治理的一种困境。通说采用利益衡量原则来保护中小股东从而实现公司正义,但其模糊性使得背后法理的不一致而出现同案不同判现象。罗尔斯《正义论》中的法哲学思想以及方法论与公司法原理中公司的本质和公司治理渊源有着逻辑上的高度契合,因而可借此统一裁判标准。在域外先进公司立法例缺少统一解释路径的前提下,《正义论》所提供的“社会基本善”在公司法领域转化为“股东基本善”,可以摆脱模糊的利益衡量方法而建立较明确的标准,为股东压制的救济提供新的思路。

中国正义论纲要

中国正义论是一个源远流长、而被现代学术长久遗忘的传统。汉语"正义"与西语"justice"之间存在着可对应性和非等同性,这就为中西对话与比较提供了前提。中国正义论的总体架构是:仁→利→智→义→知→礼→乐。中国正义论的主题是礼的"损益"根据问题,即赖以进行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的正义原则问题。中国正义论的论域是利的问题,即由仁爱中的差等之爱所导源的利益冲突问题。然而同是仁爱中的由推扩而溥博的一体之仁却正是解决利益冲突问题的保证,即保证对他者私利、群体公利的尊重。

差异与演化:正义论域下的环境正义与生态正义

"环境正义"是近年来普遍推崇的环境典范,不过与"环境正义"相似度极高的"环境主义"以及"生态正义"也常出现在相关环境论述中,造成彼此之间的辨析偏差性。文章拟厘清此问题,并探究正义论域下环境正义与生态正义的差异与演化。首先,针对"环境主义"到"环境正义"的发展脉络进行阐释与解析,并探讨环境正义概念的内涵;其次,澄清"生态正义"与"环境正义"差异,并探讨"生态正义"的合理性;最后,探讨正义论域下的环境议题扩展与概念演化以及借鉴启示。从时代的发展脉络,"生态正义"可以帮助确认"环境正义"的边界,让"环境正义"不至于在狭隘的人类利益下破坏自然生态的整体利益;从演化的动力脉络,"生态正义"可以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给予启示。

作为政治行动的数据科学:基于政治正义论的考察

随着数据量的急剧增加,人工智能等技术快速发展和应用,数据伦理风险日益凸显。尽管数据伦理原则和数据伦理指导框架能够帮助数据科学家反思其研究工作对个人、团体和社会产生的持续影响,但这些原则不足为数据科学提供避免社会危害、促进社会正义的范式。基于技术政治性视角对数据科学技术的三个争议进行剖析后发现数据科学家已经成为参与社会规范性建设的政治行动者。因此,数字时代的数据科学困境需要超越的“四个阶段”,进而提出数字正义的实现需要对数据进行正义性的规制与承诺,同时重视数据评估工具的智能化赋能,构建技术与人文的良性互动,引导“技术治理”向“技术善治”的转型,最终实现数字治理中的正义修复,促进社会的包容性、平等性发展。

理想主义VS现实主义:西方正义传统的起源、确立及当代回应——以罗尔斯与阿玛蒂亚·森的正义论比较为契机

在西方思想史上,人们对于正义的思考始终占据着突出地位。如何避免正义观念陷入先验主义和取消主义的困境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而系统比较法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不仅是有效的而且是有益的。索福克勒斯和修昔底德是古希腊人对正义进行理性反思的早期代表,他们的著作分别是正义的理想主义传统和现实主义传统的起源。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沿着前辈开辟的道路,分别为正义观念的两种传统奠定了基础。在当代政治哲学中,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回应了柏拉图的正义观,森的正义理论则回应了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西方正义观念的这两种传统在研究方式和理论内涵上具有较为明显的差异性,但在同一个传统内部确有某种相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