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法”与“异言”之博弈:汉传佛教译经史上的“正名”问题讨论

“正名”不仅是中国思想史内部的重要问题,也是汉传佛教译经史上的重大问题。佛经翻译中的“正名”,以出世救赎为主旨,主要包括经目名称的翻译以及经文名义的统一两方面,涉及如何理解佛典之正法、佛弟子声闻所听闻之法、译人所悟之法、译主个人语言习惯以及译场众僧文义之勘定等诸多问题,大致可从经名译名、翻译名义及其所涉佛法智慧和名相等不同层面进行论述。经名译名的确立,旨在明确新出经文在内容上的完备性,以儒家思想中的“名实相当”为原则去强调“正法”是有本可依的佛祖圣言。翻译名义的斟酌包括创造新的指称或故意隐去译经僧不想彰显的内容,旨在消除“异言”,在汉地重新建构佛典原文的“正法”。佛经翻译中的“正名”问题,表面上是因梵、胡、汉不同语言差异引起的翻译策略论争,实则是译经僧在译经过程中寻求和建构“正法”的历史。在佛经汉译过程中,“正法”和“异言”之间存在博弈,这一方面昭示了佛学作为一种全新的信仰和知识体系在汉地发生和发展过程,另一方面揭示了儒、释、道等不同思想在汉地经由语言转换实现的会通和调和。

文论关键词研究的“正名”法——以刘师培的“文学”论为中心

刘师培激活孔子、荀子等人的“正名”学说,将其创造性地转换为关键词研究的重要方法。刘师培对“文学”的“正名”,在“名以定事”和“事以验名”两个维度推衍为“四正”之法:考正、厘正、持正和拨正。考正,即通过训诂以正文原;厘正,乃借助文法以正文词;持正,是根据史实以正文派;拨正,为辨析文体以正文变。据此,刘师培建立起了独特的文学、文体和文学史观。刘氏对“文学”的“正名”,其价值主要不在于结论而在于方法,“四正之法”的垂范为当下的文论关键词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范式和方法论启示。

社会小说正名——兼论清末民初小说文类等级观念之衍变

清末民初,梁启超等新小说倡导者在众多小说类型中,一味高抬政治小说、历史小说的地位;未曾料及,偏偏是为其轻忽的社会小说多有实绩。社会小说之所以能在彼一历史时期脱颖而出、后来居上,乃至颠覆了既有奉政治小说、历史小说为最上乘的文类等级观念,缘其更顺应新兴的社会意识、社会视野的萌生。多年以来,史家却每每罔顾史实,不从细读文本入手,而仅仅凭着社会小说这一字面便望文生义,将清末民初社会小说的功能、旨向界定为“改造社会”,忽视了这其实是政治小说的题中之义。有鉴于此,社会小说的定义亟待正名:社会小说虽与社会关系密切,然其恪守“小说”本分,主观上并无“改造社会”这类标榜,而是关注社会细碎,珍重世俗,铺写世态,于不经意间揭示社会繁富多义的内涵。

荀子的“性恶”是“心恶”还是“欲恶”?——从《正名》与《性恶》的张力说起

学界一般从《性恶》篇出发,认为荀子主张“性恶论”,此处“性”往往指情欲,按照情欲“顺是”而为会导致乱,而化性起伪的关键在于“心”。这一思路即“以心治性”,“心”可以治理“欲”带来的恶,因此“心”是善的来源。在《正名》篇中,荀子对“心”与“欲”的阐述却似乎导向“心恶”的解释,即“心”才是导向乱和恶的根源。在《性恶》和《正名》中,荀子对“欲”和“心”似有相互矛盾的解读,“恶”有两种不同的来源,这为理解荀子的人性论造成了困难。基于对《正名》和《性恶》中荀子论“心”“欲”和“性”的分析可知,“心”只是“欲”的关卡,“恶”的来源仍归于“欲”,“心”可能消极不作为而放纵了欲望,因此对恶负有道德责任,但亦能积极作为以心伪去化性而导向善。

澄清正名,做担当有为者坚强后盾

“被诬告期间,我的生活和工作都受到了影响,澄清正名帮我消除了心理负担。今后我一定努力工作,不辜负组织的关怀和信任。”2023年12月,面对前来回访的山西省运城市垣曲县纪委监委干部,此前得到澄清正名的该县某派出所所长张某感概道。

深入实施容错纠错和澄清正名机制 激励管理人员担当作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坚持‘三个区分开来’,更好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浓厚氛围和生动局面。”肥城白庄煤矿有限公司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结合企业实际,深入实施容错纠错和澄清正名机制,激励各级管理人员在矿井实现高质量发展中锐意进取、担当作为,为企业营造了良好的改革创新、干事创业环境。

为第三次分配正名——调动各方积极性促进共同富裕

第三次分配不仅能弥补前两次分配的不足,而且对实现共同富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三次分配的实施却因社会各界的质疑和误解面临诸多困扰。因此,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第三次分配正名,以回应群众关切,并对其实施路径加以优化:一是坚持自愿原则,通过提高人民群众的财智水平以扩大参与主体的范围、完善慈善捐赠相关税收激励政策,发挥声誉效应并给予参与主体精神荣誉;二是明确公益慈善组织的定位与规则,提高服务人民群众的水平,满足人民群众与时俱进的诉求;三是形成互助的友善气氛,最终实现捐赠者的社会认同和受助群体自立自强,促进全体人民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富裕。

正名、裁断与统系:东汉经学一统大势中的许慎经学

许慎是东汉经学一统大势中的关键人物。作为东汉经学的坐标,《白虎通》是来自庙堂的经学一统,代表了以今文经学为主体的通学形态,体现为声训正名、经说裁断、天人统系三个层面的经学工作。《五经异义》承续了《白虎通》的一统方向,裁定经说、融通今古,代表了来自儒林的、基于古文经学的经学一统。《说文解字》继之而作,与《白虎通》全面呼应,代表了许慎经学的完备形态。它自形训以经学正名、据汉字以裁断经说,通过汉字系统构建天地人秩序,体现出许慎融通小学、经学的宏阔格局。

《墨辩》正名思想解读

《墨辩》丰富、发展了先秦诸子的逻辑思想,建立了较系统完善的逻辑思想体系。这主要体现在它对名的概念本质、正名的前提和原则以及划分和定义等正名方法做了创新性地探索。《墨辩》的正名思想对当代中国逻辑学乃至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浅析孔子与董仲舒关于正名思想的异同

儒家的“正名”思想,是由孔子提出并经后人不断发展丰富的理论。从孔子的“名实相应”,到荀子的“制名以指实”,再到董仲舒的“名则圣人所发天意”“名生于真”。在这之中,“名”的内涵意义不断在发展变化,但“正名”思想的目的——为政治服务并无改变。

“正名”以“立言”--先秦政治哲学论证分析

从已有资料看,西晋鲁胜《墨辩注·叙》可算是第一篇先秦名学史的论文。文中准确地概括了先秦名学的特征,即名学有“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教之准绳”四大特征。“别同异”“明是非”是从名学内容来说的,即正名;后二是讲名学的作用,即通过“正名”以“立言”。先秦诸子“别同异”各有偏向,“明是非”是他们说辩的目标,呈现先秦名学“道义之门”“政教之准绳”的双重作用,即先秦名学既是先秦诸子政治哲学论证的工具,又是先秦诸子政治哲学的内容。

易代与正名:魏晋禅让与西晋鼓吹曲辞的开国史书写

西晋鼓吹曲辞的制作是伴随着魏晋禅让完成的。继曹魏之后,司马氏依凭禅让制践祚,并制鼓吹曲辞为新王朝正名造势。西晋鼓吹曲辞以书写开国史为核心内容,参与到王朝初期的正统化运作之中。魏晋易代之际,西晋鼓吹曲辞历述司马氏创业功绩,是对王莽禅汉与曹魏代汉重述功之规则的继承与确认。在对宣、景、文、武先后四位帝王功业的纵向叙述中,西晋鼓吹曲辞融合天命符瑞及五德终始说,建构晋王朝从尊魏到代魏的政治逻辑。由于是采用喋血手段获得的政权,西晋鼓吹曲辞弱化或改写了与官方意志相抵牾的历史细节,重构了权力更替过程。

“名”无“名分”义“,正名”如何正“名分”?--《论语》“正名章”考论

《论语》“正名”章历来有不同的解释,但任何解释都不能超出文本语词构成的可能之“域”。通过对《论语》“正名”章“名不正则言不顺”中的“名”和“顺”字意义的考辨,我们认为,“名”无“名分”义,“顺”非“顺利”义。孔子在《论语》“正名”章中提出的“正名”不是正名分,而是正名言。政治语言的准确性和“为政”有重大关联,故“为政”必先“正名”“,正名”必先打击乱“名”者,这是正名言的“正名”之所以又是一个政治哲学的问题的原因所在。

《荀子·正名》篇的逻辑思想

荀子的“正名”论强于概念考察,弱于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联性考察,即判断论和推理论。荀子对先秦名辩派的批驳,实质上批驳了该派的判断论,虽然达到政治论辩之目的,但在逻辑科学上比较欠缺。荀子“正名”的目的是为王道政治服务,他的逻辑思想并没有达到超越实体事物的抽象层次,从而没有发展出纯粹的、独立的逻辑科学。

以法正名:《商君书》“正名”思想研究

“正名”是先秦思想的重要主题之一。作为战国中后期的重要学派,商鞅及其后学也以自己的理论视角回应着先秦“正名”的两重向度。他们通过揭示亲亲之仁爱对于政治秩序建构的消极作用,否定了儒家援仁入礼来“正名”的意义。在重审人性、考察时势的基础上,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法”被提了出来。新“法”不仅重正了政治层面的“名”,使其恢复了有效力,而且推动了语言认知层面的“名”在现实实践中的应用。

挑战两岸“奥运模式”的岛内“公投”——对“东京奥运正名公投”运作与影响的一项分析

现代奥运会普遍受到政治因素影响,2018年台湾地区首次出现以“公投”形式助推的“奥运正名”。由于台湾地区大幅度降低“公投”门槛,岛内原有“公投”运作制度中的“否决”结构松动,台湾地区内部的政治与社会分歧凸显。回顾2018年“东京奥运正名公投”的成案流程,可以发现,由于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大幅度降低“公投”门槛,岛内部分政治势力随奥运会周期来操弄“奥运正名公投”的可能性有所提升;同时,中国内地与国际奥委会是台湾地区“奥运正名公投”的重要外部否决因素,但两岸民意容易在此议题上出现碰撞。由于台湾地区政治“本土化”的持续演进,更多的类似“奥运正名公投”的准“主权”议题会采取“公投”方式操作,其示范效应值得关注。

认识、价值与实践:被诬告干部澄清正名制度的三重论域

澄清正名工作是纪检监察机关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与此同时,被诬告干部澄清正名制度的完善也逐渐被提上日程。围绕被诬告干部澄清正名制度所展开的理论探讨,应从认识论域、价值论域与实践论域三个维度展开,以“理论逻辑—实践意义—未来走向”的分析脉络层层递进、深入探查。从认识论域出发,被诬告干部澄清正名制度包含政理、法理与情理三大理论逻辑;从价值论域出发,被诬告干部澄清正名制度蕴含着个人、组织和制度三个层面的实践意义;从实践论域出发,被诬告干部澄清正名制度应把牢建章立制、内容调适和强化执行三大未来走向。

作为思想的“正名”及其伦理困境

“正名”作为伦理思想并非由孔子直接提出,但在儒学发展的进程中,孔子基于礼崩乐坏历史文化背景下提出的道德建设基本要求被不断思想化而使之成为哲学范畴,它同时亦成为古代社会政治秩序构成的理论源泉之一。“正名”要求人以身份对应伦理的自我责任和对他者的责任,是古代社会道德实践的基础点。对于“正名”思想要有历史的观照,即它支持了秩序性社会生活的生成,也成为传统美德伸展的动力源。在现代公德建设的审察中,“正名”的内向聚合力使其延伸为一种走向公共性的阻碍因素。当前,对作为思想现实的“正名”之剖析与检查是走出伦理实践困境之必需。

论《华夏集》中庞德的“正名”观

庞德在《诗章》第六十八章中提出“正名”,以期对“名”加以明晰,表达对战争的反对,对立国兴邦的渴望,以及对古代中国正派统治的认同。“正名”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名正方能言顺,才能保证个人责任和义务的实现,进而推行仁政。庞德深染和倾慕中国儒家思想,采用“创造性叛逆”,完成译诗集《华夏集》。该诗集折射出孔子的“正名”思想,体现了庞德对“内部有序的正派统治”的认同、对良知驱使的“有耻且格”人伦观的推崇,以及对名实相符的“精准”美学的追求。

《墨经》与《正名》篇中的正名思想比较

比较墨家的《墨经》与荀子的《正名》篇中的正名思想,指出荀子《正名》篇中的正名思想是对《墨经》正名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更全面、更系统化、更理论化的正名观。